食物、味道與歷史:誰是「中國食物」的推動者?

 

郭忠豪(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過完舊曆年,大家尚沈浸在除舊佈新的歡樂氣氛,拜社群網路之賜,各種年菜佳餚透過手機傳往世界各地,大家上下滑動螢幕,有人讚嘆乾煎土魠魚的香酥滋味,有人端詳佛跳牆的干貝與魚翅,也有人比較烏魚子色澤形狀,大家圍桌而坐大快朵頤,互道一聲「新年恭喜」!

飲食與華人社會息息相關,為政者常以老子《道德經》「治大國若烹小鮮」比喻治理國家的藝術,又以「魚米之鄉」形容土地肥沃五穀豐收,市井小民也以「吃飽沒?」問候彼此。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孕育豐盛多元的食物意涵,我好奇的是:在中國食物悠久的發展過程中,哪些人扮演關鍵的推動角色?

歷史人物如過江之鯽,帝王的飲食態度經常引起人們關注。以歐洲為例,電影「真寵」(The Favourite)描述愛吃聞名的英國女王安妮(Queen Anne)及其閨密間的故事。十八世紀法國皇后瑪麗安東妮德(Marie Antoinette)爭議甚大,謠傳曾說「農民沒有食物吃,那就吃甜點布莉歐(Brioche)吧!」就東方而言,日本七世紀天武天皇考量宗教與環境因素,頒佈「禁食肉令」,直到十九世紀明治天皇提倡西化,肉食才廣為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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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鵝肝、鴨肝、肥肝、與禽肝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肝肝之亂

 

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中,女主角茱麗葉說道:「我們叫做玫瑰的這一種花,要是換了個名字,它的香味還是同樣的芬芳」。[1]有道是情人眼裡出西施。就算羅密歐改名換姓,茱麗葉也願意與他常相廝守。然而如果不是情人,而是要換掉過去行走江湖用的名號,選擇做個好人,恐怕就得去跟法官說了。

2016年9月間,在高雄就發生了一起由名稱所引起的刑案。高雄地方法院在去 (2018) 年7月,判決了被告1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判決連結;尚未定讞)。這個案件的焦點,是西餐中知名的「鵝肝」到底是什麼肝。

根據法院摘述的案件背景,長話短說,是高雄的一對夫妻在一家鐵板燒餐廳點了兩份套餐,離開時支付了新臺幣7,216元。兩份套餐的內容都標明使用「鵝肝」這項材料。事後,丈夫盧先生上網發現,自稱曾在他用餐的這家餐廳工作的人「爆料」,指稱其實店內使用的「鵝肝」全都是鴨肝。盧先生感覺受騙而報警。餐廳經營者表示,菜單上寫了法文 "foie gras",字面直譯是肥肝,依法式料理之習慣通常泛指肥鴨肝或肥鵝肝。檢察官偵查後,認為餐廳經營者不應該在菜單上寫「鵝肝」,實際上賣的卻是鴨肝,因而提起公訴。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以後,也認為應該直接標「鴨肝」或「肥肝」,因此判決被告有罪。原告盧先生在宣判之後,也在BBS上發表了感想 ,得到不少支持。媒體也有不少報導。按照這個案件引起的關注,讓我搭個便車,借用高雄另一家餐飲名店的寶號,稱這個事件為「肝肝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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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武曌時代的天空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西元705年2月,女皇武曌臥病上陽宮,宰臣張柬之等人趁機發動政變,誅殺受到女皇寵愛而掌握權勢的張易之兄弟,又逼迫女皇退位為太上皇,皇太子提早登基,是為中宗;同年12月太上皇駕崩,結束一代女皇跌宕起伏、壯闊傳奇的人生。武曌從660年開始代理高宗處理政務,後來更創建武周王朝、正式稱帝,成為名實兼備的國家統治者,前後掌握政治權力長達45年,如此長時間統治一個帝國,在世界史上亦屬少見。關於武曌其人其政的研究非常多,這篇小文章想談談後武曌時代一個引人側目的政治現象:女性群體預政。

 

日月當空

 

現今慣稱女皇為「武則天」,其實是後世取其諡號而稱,並非本名。女皇新創字體自名為「曌」(讀作「照」),寓以「日月當空」之義;凸顯她的地位正如天空之上受人仰望的日與月,是萬民之母也是父。這個名字具體展現了她的氣魄與雄心。

 

圖片 1


圖1    1982年中國河南省嵩山峻極峰北側發現一枚金簡,上刻女皇武曌藉道教儀式祈求除罪之願文。
此簡造於西元700年,現藏河南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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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PC時代和邢義田老師學秦漢史

 

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寫在文前:
本文於2017年為慶祝邢老師退休的同門小聚而作。
感謝游逸飛和劉欣寧的安排。2018年,老師在香港和北京講學,仍是學界滿場飛的秦漢超人。

 

歷史:一場無止盡的漫浪追尋

 

在這個性別刻板無益於理解世界的時代,以往知子莫若父的金句,要倒置為「知父莫若女」,至少邢老師家應是如此。就讓我以和邢老師的女兒本寧聊天時的一段話,為老師的祝壽會開場。本寧説:「能在史語所工作,是件漫浪的事。用一生的精力,盡量靠近那已全然已逝的過去。」我頗驚訝本寧能那麼精準地捕捉邢老師做學問的方式和史語所的工作性質。歷史學家,在我看來,就是一群執抝,無法忘懷過去的人丶從史料中重建歷史,詮釋過去的意義,建立過去與現代的聯繫。對我而言,邢老師一生的工作便在於從文獻丶考古文物重建秦、漢史的細節,以讓讀者更深入理解秦漢帝國的性質、社會生活及其與其他文明間的關係。由於我已離開秦漢史的領域已久,甚少親炙邢老師的教誨。但最近一次聽他演講漢帝國的交通路線,我聽得目瞪口呆,心想:「天啊,怎麼可能他想要靠近的歷史,留下了那麼完整的材料?甚至比明、清還多!而且那些古代路線,似乎也一直為後人延用。」當然,那些材料都是斷片零簡,厲害的是歷史的工作者,如何找出這些材料,並依照研究者心中所設定的問題,拼湊出一張無限逼近歷史現場的圖像。就像本寧所說,老師的知識軌跡基本上就是一場無止盡的漫浪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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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的「藍寶堅尼」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導言:商王武丁的「藍寶堅尼」

 

為何我們用商王武丁的「藍寶堅尼」這個比喻為標題?其原因是現代有許多玩車者有收藏高級車的癖好,他們喜好收藏的品牌之一是「藍寶堅尼(Lamborghini)」。我們採用此一名稱並不是偏好這個品牌,而是泛指這類等級的車,並且認為三千二百多年前的商王武丁(武丁在位期間大約是1258-1200 BCE),也同樣是進口高級車的收藏者,生前收藏了許多馬車,比現在大多數收藏車輛的高手厲害的地方是,武丁還指導他手下超級青銅工匠開發車馬的構件(學術界一般稱為「車馬器」)。他的收藏死後被埋藏在一座地下「車庫」,以備在地底的他可以隨時玩賞駕馭,旁邊有三座「馬廄」,裡面殉埋馬匹,讓他可以悠遊於黃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早年在安陽殷墟西北崗發掘的這座車馬坑 HPKM1136-1137,它是1400號商王大墓中的陪葬坑,很可能就是一代商王1400墓主的個人馬車收藏品。M1400的墓主根據溝口孝司與內田純子兩位教授的最新討論(Mizoguchi and Uchida, 2018),就是商王武丁,筆者同意此一說法。在一個馬車還十分稀少的時代,武丁擁有四十輛以上的馬車,可以說絕無僅有。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出土商代車馬總數約略超過一百,這座車坑就佔三成以上。其他商王的祭祀坑也發掘了不少,都沒有此種車坑。

而且這些馬車,比起後來發掘出土殷墟晚期的馬車,有幾個特徵:包括年代較早、車馬器超級精美、且包含了許多獨一無二的構件,而且在一個王的世代(武丁在位59年)中就可以看出車馬器的快速演化,其目標是更有效地強化馬車的木質結構,並展現更強烈的視覺效果。所以,除了少數的例外,其他商王朝貴族的馬車,雖然代表身份等級,但相較之下,可以說是僅屬於代步車等級(見圖八),但是這位商王的車則是屬於收藏品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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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與雜誌如何為戰爭服務?大東亞戰爭下日本的真實生活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相較於其他的社會,臺灣這個位在多重帝國邊緣,經歷了日本帝國與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晚近好不容易完成民主轉型的社會,其多重族群成員各自與共同經歷的歷史複雜性,以及因之而來的歷史記憶爭戰顯然是更為嚴重難解的。也因此在臺灣這個初生的民主社會,就梳理歷史記憶,以達成社會和解、捍衛民主生活方式,並讓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來說,歷史教育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顯然是更為重要且艱鉅的。

而就歷史教育來說,臺灣社會除了學校教育課程面臨的教科書與史觀編寫爭議尚未完全解決之外,實際上還面臨著世代認同差異與其他社會教育配合的問題。筆者上學期在臺大兼任講授了一門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史的課程,期末時收到一位學生的電郵,信中分享了她對於臺灣不同世代歷史記憶、感受與認識差異的觀察與反思。信的內容很長,值得分享的看法很多,這裡只簡單引述其開頭的幾句話:

我覺得我們這一輩的問題可能是,儘管通過義務教育,習得關於日治與威權時期的基本認識,但是我們缺乏一些更身體感、更生活感的經驗——到底暴力和不自由是什麼樣子?因為我們自己沒有真正遭遇到殖民&威權統治,所以雖然我們在正式教育中,學會怎樣評價和看待過去,可是,那畢竟不是真正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反身性思考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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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法律和一甲子前的性別公案

 

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為了研究台灣女性司法人員的歷史,我從魏晉南北朝的故紙堆中抽身,鑽進戰後汗牛充棟的文獻檔案裡,無意間讀到一個六十年前的案件。

 

1951-08-12_中央日報 _05_日月潭中一芳魂_台南工院講師_朱振雲投水_遺日記五本信六封_可能係因失戀輕生


圖1    《中央日報》1951.8.12五版〈台南工學院講師朱振雲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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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故宮開館53週年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兩年不是剛慶祝過故宮90週年?怎麼變成53週年,是不是搞錯了?!

1965年11月12日,搬遷到臺灣的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於臺北外雙溪開館。為慶賀國父孫中山(1866-1925)百年誕辰,掛上「中山博物院」的招牌對外開放。故宮開館53週年,是從這個時間算起。從此刻起,臺北的故宮走上她自己的道路,與1925年在北京紫禁城成立的故宮,分道揚鑣。2015年,故宮南部分院開幕,以「繽紛亞洲,盡在南院」為定位,更標誌新時代的來臨。

故宮官網總將博物館歷史追溯到1925年,這真是個錯誤。[1]首先,在臺北的故宮實際上是兩個博物館的聯合: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是從紫禁城的清宮轉化而來;1933年成立的中央博物院則屬現代博物館,目標是展示現代學科的成果,包括田野考古與科學調查。兩者性格截然不同:一為陳列傳統帝制皇室文物、一為展示現代學術成果。故宮內部的文物帳冊,也把這兩個單位的典藏分得一清二楚,毫不混淆。1965年開館時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名,同時掛上「中山博物院」牌匾,模糊了名稱問題。往後的時勢發展,「故宮」成為這個博物館聞名世界的名稱,不過她的性格始終與紫禁城中那個名符其實的故宮不同。究竟如何不同,且讓我們細說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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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故宮院區的「中山博物院」牌匾,上方小字「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圖片來源:n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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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學與現代東亞

 

 巫毓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我與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王文基教授合作編輯的《精神科學與現代東亞》一書,近日將由聯經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與年中早一步出版的《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是姐妹作,分別聚焦於精神科學的歷史與社會學研究。然而,與《不正常的人》集結首次出版的台灣本地研究論文不同,本書乃是以東亞為範圍,挑選東亞各地學者以各種語言書寫且已發表的學術論文,將其翻譯為中文集結成書。做此選擇,一方面是希望能將東亞精神科學史近年來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紹給中文世界讀者。另一方面,如本書導論所言,本書也希望能帶動對於東亞精神科學史的意義——包括精神科學史對於東亞的意義,以及東亞對於精神科學史的意義——的反思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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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精神科學與現代東亞》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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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時代的光芒、失而復得的寶藏

 

林圭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今年9月巴西博物館慘遭祝融之災的新聞傳開,大家都為失去珍貴難再得的文物感到心痛不已,這樣令人悲憤又歎惜的文物大規模毀壞,也曾在幾十年間發生於阿富汗和伊拉克,竟然令人有一種心生熟悉的感傷。連年內戰和信仰上的對立使考古遺址和博物館文物被破壞殆盡,據知僅阿富汗便有逾2700件的博物館文物遭受嚴重破壞難以復原,其餘被掠奪盜賣的數字恐怕更難以估計;就連曾被視為重要佛教珍寶(以及觀光財源)的巴米楊(Bamiyan)大佛也在2001年3月遭塔利班炸毀。昔日玄奘拖著疲憊的身軀,瞬間所見之「梵衍那國」黃金大佛也成為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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