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與農村:台灣的農會、寺廟與地方自治

 

黃仁姿(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即將舉行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此為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的地方大選。近年來,選戰因為社群媒體發達進入一種新的操作方式:散布「假新聞」,人人努力「帶風向」,目的都是為了左右選民的投票動向。回顧戰後台灣的地方選舉史,在社群媒體尚未出現、假新聞尚未滿天飛以前,誰可以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向?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向?
與今日這種「新時代」的選舉操作方式不同,在地方上的農會與水利會,過去則在選舉中扮演要角。

農會與水利會在戰後台灣的歷史脈絡裡,長期被視為國民黨在基層農村選舉動員的兩大系統。2016年贏得總統、國會選舉而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卻在翌年(2017)的農會選舉結果敗北,無法撼動戰後以來農會的根本勢力版圖。時至今日,儘管農會與水利會在基層社會的選舉動員能力,或需重新評估,但是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北農)的人事案上,遭遇挫折,而在合庫金控的董事席次有所斬獲,北農人事案與合庫董事席次,恰恰凸顯農會系統在地方選舉動員以外,還有其他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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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一個公學校老師的發達之路:張式穀的軌跡

 

許佩賢(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醫師、老師,今晚你選哪一個?

 

日治時期臺灣的菁英不是醫師就是老師的印象,可能是社會上對日本時代的普遍認識之一。其實這是因為在日本統治的前半期,殖民政府在中等以上教育,只開放培養醫師的醫學校及培養初等教師的師範學校(1919年以前稱為國語學校)。得以在新時代取得知識權威的,主要就是出自這兩所學校的醫師和老師。

日本統治以後,地方社會中,受了新式教育、回到地方上擔任公學校教師的人,經常是地方社會的中心人物。他們一方面擔任教育工作,有時也幫臺灣總督府宣傳政令,從某個意義上來説,可以算是遂行統治的工具性存在;另一方面,他們是新知識、新文明的體現者,甚至也以他們的知識作為武器為民眾爭取權益,因而受到地方民眾的信賴與尊敬。然而,相對於醫生,我們對於臺灣的公學校教師這個群體──他們在殖民統治期扮演的角色、他們在殖民地社會中的可能進路,乃至於其個人的出處──其實了解有限。雖然我們很熟悉許多有全島性聲望的政治社會運動者,如蔡培火、楊肇嘉、黃旺成、蔡式穀、簡吉等人,都是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原」公學校教師。但是大家對於他們的認識,多集中於他們離開教職以後在社會上的經歷與活動,而且偏重其參與民族運動或農民運動的經驗,對於他們在公學校教師任職期間的經歷,或其轉換跑道的背景則較少提及。本文即是從這樣的問題點出發,思考在殖民地統治下,一個有企圖心的殖民地青年,考上國語學校,回到家鄉成為公學校教師,他的人生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終其一生擔任教職?出國留學?轉換跑道進入實業界?投入民族運動?還是出任公職?而又是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條件變化造就或限制了這些可能性。這不只是教育史的問題,也是思考殖民統治與臺灣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課題。本文將以新竹出身的張式穀為中心,考察日治時期公學校教師的人生故事,進而思考殖民統治對個人乃至社會的影響。

 

圖一


圖1    日治時期人士鑑中張式穀的簡介
(圖片來源: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年,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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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絮語:往診與看醫生的場所

 

許宏彬(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曾幾何時,我們都習慣了在生病時無奈的移動與等候。

「昨天怎麼沒來上班?」
「去看病。」
「歐。」

歐,我瞭解,我知道,辛苦你了。

「去看病」或者「去看醫生」是一趟不得不的漫長旅程。從病榻掙扎起身,忍受苦痛移動病軀,滿懷歉意地等待家人好友特意為你請假接送,亦或者強忍不適地等待大眾運輸工具的到來,期待公車上有位可坐,無須被讓位。進到醫院,則是另一套SOP。領號碼牌掛號、等候叫號、掛號、看懂醫院地圖後找到診間、報到、再次等候叫號,終於看到醫生。(原來這就是「看醫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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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象林旺與馬蘭寫歷史

 

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1]

 

一、大象標本寫歷史

 

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探討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與自然時,提到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與其中展示標本所呈現的學術政治,他說:「在每一個被架設起來的標本動物、銅像或照片的後面,都存在著眾多目的以及人和動物之間的互動,它們被重構,形成一部囊括所有重大主題的二十世紀美利堅傳記。」

哈洛威認為美國標本師卡爾•阿克利(Carl Akeley)是一位為非洲作傳的作家,作品透過精美的標本剝製術完成。動物標本展示在中央公園內自然史博物館的中心建築西奧多•羅斯福紀念館,其中民主、基督新教清教徒、冒險、科學與商業精神都顯現紀念碑般的神聖價值。訪客踏入這個「神聖空間」後,會看到揭舉道德真理的醒目銘文:自然、青年、男子氣概、國家。訪客搭上了時間機器,彷彿從令人身心俱疲的工業社會進來,被規範改換另一種歷經祭壇潔淨般的新心靈,再重新走入一座科學的伊甸園。在那裡,人與自然親密遭遇了。

標本動物在標本師或攝影家的手中成為道德劇演員,牠們一群群站立,組成一個和諧形式,被安排布置、被燈光照亮,「以等級化的布局的方式,平靜地講述著社會與家庭的故事」。或許外面非洲大陸的野生動物已瀕臨滅絕的危機,但在展示裡,透過標本剝製術,曾經毫無氣息的動物超越了死亡;牠們永遠保持一定的姿勢,肌肉綳緊,血管、皮膚皺摺突出,獲得了永生。這所美利堅博物館的非洲故事強調自然生命史的「真實性」,認為自然有其統一性,有無數被選為代表的「無瑕疵」模式標本。標本師不是唯一、獨立操作標本製作的人,這項工作往往出自一個複雜的協作與勞動系統,並且也在全球範圍內的技術與社會體制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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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古之良醫?

 

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醫學院學位證書和醫師專業證照都付之闕如,鐵、公路、飛機、輪船等交通工具和運輸網尚未出現,影音視訊、網際網路、智慧行動裝置、社群媒體還不存在的兩千年前,除了口耳相聞的口碑、謠言、傳說,有時可以看到的圖書、畫像之外,人們一旦遭遇病痛,怎麼判斷誰是值得信賴、可以藥到病除的好醫生?又是哪些人在左右「業界標準」?一般升斗小民的印象,因為留下的資料非常有限,不大容易把捉。我們就先拿社會中能夠識字、書寫的這一層人民留下的遺迹當起點,作點初步的揣測。

 

扁鵲


圖1    東漢山東地區的人面鳥身神醫畫像石拓本
(見葉又新,〈神醫畫象石刻考〉,《山東中醫學院學報》10卷4期,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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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脈絡──從歷史建築與「老」觀光潮談起

 

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切的事物必須經由語言論述,才能被人們看到,從來不曾被論述的混沌,不存在於人們意識裡。論述不只是說出來,還包含了怎麼說、不說什麼、以及不准說什麼。所謂的「真理」是透過論述才被人們認識、接受、並視為當然,而整個論述的過程即是米歇爾.傅柯所說的權力鬥爭。

事實上,「不准說」本身也是一種論述,要將某些事物、觀念給排除出去,就必須有一個被排除的對象,被禁止的事物相對於從未被論述而言,其實已是一種存在,它仍然存在於論述的脈絡之中。反而當禁止的強制性解消之時,「不准說」將事物繫於脈絡中的形塑力也會隨之淡化,事物與其意義之間的指示關係變得不確定,如果沒有新的論述建立起新的脈絡,事物可能被遺忘、轉為不存在,也可能成為一個斷裂的、飄浮而沒有著落之處的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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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語老歌」追溯「制定國語」的往事

 

陳峙維(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花落水流,春去無蹤,只留下遍地醉人的東風⋯⋯
斷無消息,石榴殷紅,卻偏是昨夜魂縈舊夢

〈魂縈舊夢〉,水西村 詞、侯湘 曲

 

民國肇建二十多年來的「國語」制定,就這麼決定了國語流行歌曲歌詞該怎麼唱。

 

從老歌〈魂縈舊夢〉說起

 



影片    白光原唱的〈魂縈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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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腳歷史學筆記3

 

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我想,臺灣的鄉村應該很快就會在我這一代結束。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鄉村完全無人居住或都市化,而是某一時期形成的日常生活、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結構。或許應該這麼說,若站在一百年後來看,今日前後的各20年,無疑是臺灣鄉村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刻。作為學院內的臺灣史研究者,我能做的就是趕在它消失之前,盡可能多給予觀察和紀錄,更希望有人可以共同參與,用近些年流行的話來說是「大家來寫村史」,畢竟一個人的經驗與時間極其有限。

我會有這樣的深刻感受,主要是近些年為了照顧年邁的雙親,比較頻繁往來屏東鄉下的老家。一回去,也不像以前般匆忙,只住上一兩晚,還不時外出訪友、踏青,以致於父母常自嘲說「好像只是來住旅社」。正因為住的時間比較長,可以陪他們一起跟鄰居聊聊天。鄉村居民其實比起住宿舍的大學生們,還喜歡聊天打屁。現在還常住村內的居民,大都是二戰前後出生、年近70歲的老人,仰賴老農津貼以及兒女供養,早已不須務農為生,偶爾也能誇耀地使用「退休」一詞。如果沒有外出遊覽、探親或看醫生,幾乎從早到晚都聚在門口陰涼處聊天,往往一天超過8小時。[1] 像我這樣的人,即使18歲高中畢業以前都住在鄉下,偶爾參與農活、廟宇祭祀以及村內活動,自己與別人卻從未視之為己任,對於鄉村的理解其實相當表面和侷限。這也表示,我父母那一代應該是最後還實際參與農村生活的人。一旦他們離開,同時也就會帶走「傳統」農村。我對於這件事總感覺有些焦慮,因為時間肯定是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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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世:跨學科的愛恨情仇

 

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副主任/助理教授)

 

如果讀者們追學術研討會、期刊專號和大型講座,像追韓劇一樣認真,不難發現過去兩三年來這些場合最熱門的關鍵字,絕對少不了「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

輸入Google Trend,圖表一目了然地顯示了從2008年開始,全世界針對人類世的討論開始穩定增長,一直到2016年數量到達顛峰,之後才開始微微下滑。這個詞彙在千禧年於舉辦的會議上,由荷蘭大氣化學家Paul Crutzen提出,到今天也算是「成年」了。1995年,Crutzen和其他兩位同事因為發現了一氧化氮對臭氧層的破壞力而獲頒諾貝爾獎。他萬萬沒想到若干年後,一個近乎意氣用事的表達,讓他從此變成世人所認識的Mr. Anthrop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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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導論

 

2018年的5月剛結束就已經有很多天飆破攝氏37度,炎炎夏日提前報到,身上老是黏踢踢地,不禁想起多年前一個廣告詞:「夏天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經過幾十年,雖然已經不記得廣告啥東西,但是這句話好像會在耳邊縈繞,炎炎夏日能夠洗個熱水澡的確很舒服。現在台灣家家都使用熱水器,想要用熱水洗澡,水龍頭開熱水即滾滾而來。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往前撥3200~3300年,處於黃河流域的商代晚期(ca. 1300-1050 BCE),夏天天氣熱不熱?當時的貴族究竟怎麼盥洗?如何洗澡?到底用不用熱水?

這雖然是個小問題,卻有一些材料可以討論。不過,傳世文獻記載派不太上用場,主要依賴考古材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前輩九十年前在安陽殷墟的發掘,加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接力發掘,給了我們一些線索。這些材料來自四、五個彼此有關聯的不同脈絡,以下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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