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絮語:往診與看醫生的場所

 

許宏彬(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曾幾何時,我們都習慣了在生病時無奈的移動與等候。

「昨天怎麼沒來上班?」
「去看病。」
「歐。」

歐,我瞭解,我知道,辛苦你了。

「去看病」或者「去看醫生」是一趟不得不的漫長旅程。從病榻掙扎起身,忍受苦痛移動病軀,滿懷歉意地等待家人好友特意為你請假接送,亦或者強忍不適地等待大眾運輸工具的到來,期待公車上有位可坐,無須被讓位。進到醫院,則是另一套SOP。領號碼牌掛號、等候叫號、掛號、看懂醫院地圖後找到診間、報到、再次等候叫號,終於看到醫生。(原來這就是「看醫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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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象林旺與馬蘭寫歷史

 

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1]

 

一、大象標本寫歷史

 

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探討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與自然時,提到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與其中展示標本所呈現的學術政治,他說:「在每一個被架設起來的標本動物、銅像或照片的後面,都存在著眾多目的以及人和動物之間的互動,它們被重構,形成一部囊括所有重大主題的二十世紀美利堅傳記。」

哈洛威認為美國標本師卡爾•阿克利(Carl Akeley)是一位為非洲作傳的作家,作品透過精美的標本剝製術完成。動物標本展示在中央公園內自然史博物館的中心建築西奧多•羅斯福紀念館,其中民主、基督新教清教徒、冒險、科學與商業精神都顯現紀念碑般的神聖價值。訪客踏入這個「神聖空間」後,會看到揭舉道德真理的醒目銘文:自然、青年、男子氣概、國家。訪客搭上了時間機器,彷彿從令人身心俱疲的工業社會進來,被規範改換另一種歷經祭壇潔淨般的新心靈,再重新走入一座科學的伊甸園。在那裡,人與自然親密遭遇了。

標本動物在標本師或攝影家的手中成為道德劇演員,牠們一群群站立,組成一個和諧形式,被安排布置、被燈光照亮,「以等級化的布局的方式,平靜地講述著社會與家庭的故事」。或許外面非洲大陸的野生動物已瀕臨滅絕的危機,但在展示裡,透過標本剝製術,曾經毫無氣息的動物超越了死亡;牠們永遠保持一定的姿勢,肌肉綳緊,血管、皮膚皺摺突出,獲得了永生。這所美利堅博物館的非洲故事強調自然生命史的「真實性」,認為自然有其統一性,有無數被選為代表的「無瑕疵」模式標本。標本師不是唯一、獨立操作標本製作的人,這項工作往往出自一個複雜的協作與勞動系統,並且也在全球範圍內的技術與社會體制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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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古之良醫?

 

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醫學院學位證書和醫師專業證照都付之闕如,鐵、公路、飛機、輪船等交通工具和運輸網尚未出現,影音視訊、網際網路、智慧行動裝置、社群媒體還不存在的兩千年前,除了口耳相聞的口碑、謠言、傳說,有時可以看到的圖書、畫像之外,人們一旦遭遇病痛,怎麼判斷誰是值得信賴、可以藥到病除的好醫生?又是哪些人在左右「業界標準」?一般升斗小民的印象,因為留下的資料非常有限,不大容易把捉。我們就先拿社會中能夠識字、書寫的這一層人民留下的遺迹當起點,作點初步的揣測。

 

扁鵲


圖1    東漢山東地區的人面鳥身神醫畫像石拓本
(見葉又新,〈神醫畫象石刻考〉,《山東中醫學院學報》10卷4期,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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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脈絡──從歷史建築與「老」觀光潮談起

 

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切的事物必須經由語言論述,才能被人們看到,從來不曾被論述的混沌,不存在於人們意識裡。論述不只是說出來,還包含了怎麼說、不說什麼、以及不准說什麼。所謂的「真理」是透過論述才被人們認識、接受、並視為當然,而整個論述的過程即是米歇爾.傅柯所說的權力鬥爭。

事實上,「不准說」本身也是一種論述,要將某些事物、觀念給排除出去,就必須有一個被排除的對象,被禁止的事物相對於從未被論述而言,其實已是一種存在,它仍然存在於論述的脈絡之中。反而當禁止的強制性解消之時,「不准說」將事物繫於脈絡中的形塑力也會隨之淡化,事物與其意義之間的指示關係變得不確定,如果沒有新的論述建立起新的脈絡,事物可能被遺忘、轉為不存在,也可能成為一個斷裂的、飄浮而沒有著落之處的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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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語老歌」追溯「制定國語」的往事

 

陳峙維(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花落水流,春去無蹤,只留下遍地醉人的東風⋯⋯
斷無消息,石榴殷紅,卻偏是昨夜魂縈舊夢

〈魂縈舊夢〉,水西村 詞、侯湘 曲

 

民國肇建二十多年來的「國語」制定,就這麼決定了國語流行歌曲歌詞該怎麼唱。

 

從老歌〈魂縈舊夢〉說起

 



影片    白光原唱的〈魂縈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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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腳歷史學筆記3

 

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我想,臺灣的鄉村應該很快就會在我這一代結束。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鄉村完全無人居住或都市化,而是某一時期形成的日常生活、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結構。或許應該這麼說,若站在一百年後來看,今日前後的各20年,無疑是臺灣鄉村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刻。作為學院內的臺灣史研究者,我能做的就是趕在它消失之前,盡可能多給予觀察和紀錄,更希望有人可以共同參與,用近些年流行的話來說是「大家來寫村史」,畢竟一個人的經驗與時間極其有限。

我會有這樣的深刻感受,主要是近些年為了照顧年邁的雙親,比較頻繁往來屏東鄉下的老家。一回去,也不像以前般匆忙,只住上一兩晚,還不時外出訪友、踏青,以致於父母常自嘲說「好像只是來住旅社」。正因為住的時間比較長,可以陪他們一起跟鄰居聊聊天。鄉村居民其實比起住宿舍的大學生們,還喜歡聊天打屁。現在還常住村內的居民,大都是二戰前後出生、年近70歲的老人,仰賴老農津貼以及兒女供養,早已不須務農為生,偶爾也能誇耀地使用「退休」一詞。如果沒有外出遊覽、探親或看醫生,幾乎從早到晚都聚在門口陰涼處聊天,往往一天超過8小時。[1] 像我這樣的人,即使18歲高中畢業以前都住在鄉下,偶爾參與農活、廟宇祭祀以及村內活動,自己與別人卻從未視之為己任,對於鄉村的理解其實相當表面和侷限。這也表示,我父母那一代應該是最後還實際參與農村生活的人。一旦他們離開,同時也就會帶走「傳統」農村。我對於這件事總感覺有些焦慮,因為時間肯定是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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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世:跨學科的愛恨情仇

 

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副主任/助理教授)

 

如果讀者們追學術研討會、期刊專號和大型講座,像追韓劇一樣認真,不難發現過去兩三年來這些場合最熱門的關鍵字,絕對少不了「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

輸入Google Trend,圖表一目了然地顯示了從2008年開始,全世界針對人類世的討論開始穩定增長,一直到2016年數量到達顛峰,之後才開始微微下滑。這個詞彙在千禧年於舉辦的會議上,由荷蘭大氣化學家Paul Crutzen提出,到今天也算是「成年」了。1995年,Crutzen和其他兩位同事因為發現了一氧化氮對臭氧層的破壞力而獲頒諾貝爾獎。他萬萬沒想到若干年後,一個近乎意氣用事的表達,讓他從此變成世人所認識的Mr. Anthrop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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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導論

 

2018年的5月剛結束就已經有很多天飆破攝氏37度,炎炎夏日提前報到,身上老是黏踢踢地,不禁想起多年前一個廣告詞:「夏天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經過幾十年,雖然已經不記得廣告啥東西,但是這句話好像會在耳邊縈繞,炎炎夏日能夠洗個熱水澡的確很舒服。現在台灣家家都使用熱水器,想要用熱水洗澡,水龍頭開熱水即滾滾而來。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往前撥3200~3300年,處於黃河流域的商代晚期(ca. 1300-1050 BCE),夏天天氣熱不熱?當時的貴族究竟怎麼盥洗?如何洗澡?到底用不用熱水?

這雖然是個小問題,卻有一些材料可以討論。不過,傳世文獻記載派不太上用場,主要依賴考古材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前輩九十年前在安陽殷墟的發掘,加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接力發掘,給了我們一些線索。這些材料來自四、五個彼此有關聯的不同脈絡,以下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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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寫帝王將相的歷史?賀列夫紐克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

 

史達林喜歡看電影,尤其喜歡在晚上邀請一小群同志觀影論片,然後喝酒吃飯(通常是自助餐)。酒酣耳熱之餘,有時還會一起唱歌跳舞到清晨。連「史達林也會動動他的腿,伸展一下手臂」。

這看起來不過是二十世紀有點餘暇、閒錢與教育的階級常見的休閒活動,除了對休閒活動有興趣的文化史家,這種細節到底有甚麼用? 難道學院派歷史學家自甘墮落、政治史衰敗到了只能靠八卦軼聞娛樂大眾讀者的地步?

在國際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的俄國歷史學家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不這麼認為。這看似平凡的聚會,是了解史達林統御下屬,以及黨政高層浮沉的關鍵。受邀看片,是受史達林信任的信號;沒被邀請,就是失勢了。看片之後的自助餐、飲酒作樂的派對,是史達林與他眼下親信交換資訊與意見,討論重要決策的場合。看片小會儼然是蘇聯的最高領導核心,也是史達林娛樂自己、考核親信的機會。將此看電影的習慣,放入史達林創造的統治體系的大脈絡之中,賀列夫紐克講的並不是孤立的軼聞(史達林會唱歌、動動腿當作跳舞、也會灌人伏特加等),而是史達林統治晚期偏好的非正式、制度外行使權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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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生運動雜想

 

羅士傑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

 

一、

 

2013回台任教後,才剛進入第二個學期就碰到了太陽花學運。還記得318那一晚,我才剛從香港開會回來。回到住處,就看到學生衝進去立法院的消息。透過臉書「on this day」的功能,我知道了那一天我在臉書上記下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這段話:

最近的學生抗議運動有兩點的確是很新的,一是「新虛無主義的世界觀」,另一則是「對直接行動有特殊偏好」。這些學生的世界觀是這樣的:他們認為現有的社會機構已經結成一體,相當緊密而利益均沾,可是對外面的人卻相當橫暴; 因此,要對它施以啟蒙的洗禮或根本予以反對。任何人,只要是社會機器中的一員,無論它多麼不重要,都已失去了批評的能力。因此,社會中已沒有確定的反對者和反對團體。在這種情況下,抗議行動必須脫離合法的行動範圍,其目的在立即動員許多必須的個人。.......。這種新的策略的好處是很快的就會有高知名度,可是它卻有兩大危機,一是跌進嬉痞次文化的自我安慰中,一是會採取毫無結果的過激暴力行動。[1]

隔天要上課,然後就收到一位平常看起來很文靜的修課學生寫來這封請假信:

羅老師您好,我是歷史系三年級的xxx。
由於明日想至立法院聲援,臨時向您請假一次。
這麼突然的請假,且沒有負起身為學生的責任,真的非常抱歉;
然而老師,我會在立法院好好體察/創造「大事件下人民的反應/歷史」,
並實踐我所認同的公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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