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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治國錯了嗎──唐初的儒學與政治氛圍

 

傅揚(東吳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在當代臺灣,「學者治國」似乎是個負面用語。最常見的批評,不外乎學者空談理論、拘泥於證據或學說、缺乏效率與執行力、不接地氣而一廂情願等。有別於此,律師治國、工程師治國、醫師治國或企業家治國,則彷彿給人一種印象,覺得他們更可以對症下藥、講求實效,讓政策變得更加「有感」。

但在古代中國以至其他許多地方,學者卻是政治舞臺上的要角。這些學者掌握現代人認為的人文知識,如文學、歷史、哲理思辨等;有的人畢生鑽研典籍書本,有的人則把握機會從政,嘗試實踐所學。當然,不同時空認定的「學者」可能有異,但學者在人類的政治上有舉足輕重影響力,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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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宋代科舉殿試圖。在現代社會,應該鼓勵「學而優則仕」嗎?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4%B8%BE

 

那「學者」治國究竟是好是壞?對此,我們當然無法給出簡單的答案。這篇小文嘗試回到南北朝晚期以至唐朝初年,看看代表當時「學者」與「學問」的「儒者」和「儒學」,為何且如何在政治上受到重視,做出了什麼貢獻,又對我們理解前述問題,提供了哪些有益的思考素材。

 

什麼是「儒」?

 

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以下所稱的中古中國),「儒」也許是最能對應於「學者」的一群人。已經有許多學者討論過「儒」的字義、起源和先秦以降的發展,也考察了這群人的學問憑藉,也就是「儒學」。

大體而言,「儒學」包含孔子以來的核心關懷與思想預設,以經典所載的知識與倫理規範為基礎,主張將經書中的聖人之道應用於個人、家庭、社會以至國家等各種場合,希望透過合宜途徑,在各種「關係」(如君臣、父子、夫妻)中建立符合經典理念的秩序,並透過典籍知識來彰顯、證明它。在中古中國,儒學在學術文化、禮儀規範和政治實踐等層面上有重要力量,服膺上述理念並鑽研典籍和禮法的,都具備「儒」、也就是學者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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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明代所繪之孔子像。「孔子之道」可說是儒學的出發點,但歷朝歷代對其有不同理解。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我們可以透過北周釋道安的〈二教論〉(570),以「他者」的眼睛,觀察中古時期對儒學的看法。〈二教論〉將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信仰歸諸「佛」、「儒」二教,「佛」為內教,「儒」為外教,且內優於外。道安以「儒教」涵括周秦以降、佛教出現以前的所有學術流派,認為它們「同屬儒宗」,其根據在於它們都有賴以成說的典籍書冊,而儒學正是以經典為核心,故可綜合眾家。換言之,儒學、儒教是以故有典籍(「皇家之書」)為中心的文化傳統。

道安對儒教的另一觀察,是認為它與王朝治術息息相關,即「救形之教」、「外教」。他強調「位」的優先性,「有才無位」不如「有位無才」,所以後文說孔子雖然「聖達」,卻是「無位者也」,他述而不作只是發揚文軌,「非為教源」。儒教必須仰賴政治地位推一把,方可能達到其目標。簡言之,道安眼中的儒學,是以典籍為中心,並以政治和教化為己任的文化傳統。

因此,「儒」既是身分認同,也標誌學問與文化素養。但要強調的是,中古時期的人,未必能簡單以是否為「儒」加以區分。有些士人嫻熟經史典籍,卻更偏愛透過文學詞藻來實現自我。甚至有些僧人、道士,他們的文獻知識亦不遜於皓首窮經的學者。重要的是,不管追求什麼,許多人相信儒學和典籍知識,是治理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學者治國是相當自然之事。唐朝初年的相關討論,則有其特定背景,得回到南北朝的歷史環境才能說分明。

 

學者與文化建設

 

南北朝的政治與社會動盪,對文化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有礙學者安身立命。文書典籍散佚是其中一環,妨礙人追求學問。人們在戰火中當然更難進行學習。甚至想合乎禮制服喪,有時也沒那麼容易。北朝《顏氏家訓》的作者顏之推,就十分擔心子孫「生於戎馬之閒」,無法掌握士大夫家族的「風操」,也就是應具備的學問與德行。對此,歷朝都嘗試重振學術與文化建設。如聚書、重視學校,以至於強調知識的重要性。

隋朝在589年統一南北,除了政治上的成就,當時人也期待它能發揚學術與文化。在這種氣氛下,隋文帝與隋煬帝也推動若干措施,尤其是注重教育和制禮作樂,希望得到學者以至當時許多人的肯定。如隋文帝延聘當時名儒馬光到長安講學授業,原先在山東的學生仍不遠千里追隨至長安,這千百人的移動讓人印象深刻。制禮作樂更是大工程,因為經過南北朝近三百年分裂,許多舊有的禮儀和音樂已經湮沒很久,南北又各自添加了新元素,十分複雜。最後還是仰賴眾多學者合作,才完成一套足以彰顯王朝大一統氣象的禮樂制度。

遺憾的是,隋朝不到四十年就滅亡了。隋朝統一的成就和速亡,是很有衝擊力的事。唐初君臣因此不斷反思隋朝何以速亡,檢討其所作所為,其中也包括隋朝的學術與文教政策。最直接的反映,見於房玄齡等人編寫的《隋書》〈儒林傳〉。

〈儒林傳〉反映了編寫者房玄齡等人的觀點:第一,振興儒學是統一天下的結果。第二,隋文帝將儒學思想運用在政治上。第三,文帝「提振儒學」包括提倡經學與廣設學校。第四,文帝晚年輕忽儒學。儒學在隋朝中衰,為政權的印象蒙上陰影。隋文帝晚年縮減生員額數和裁撤學校一事,多被視為文帝「不悅學」,也就是不重視學問的表徵。雖有學者對此提出不同解釋,但至少在觀感上,它確實有損隋朝發揚儒學的形象。

〈儒林傳〉也對煬帝時期的儒學發展有所評價。它說煬帝即位之初也頗重視儒學;但他後來著力用兵,便輕忽文治了。學習和學問在這裡扮演了重要角色。〈儒林傳〉說煬帝「空有建學之名」,也就是儘管有學校,其效果卻有限,「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儒林傳〉也以「學者」和「不學者」對比,強調國家盛衰興亡實有賴「學者」,亦即能把握儒學傳統的士人。由此可見,唐初史臣相當感歎隋朝二主無法有始有終地提倡儒學。

很清楚的是,〈儒林傳〉將儒學盛衰與國家興亡聯繫在一起。唐初學者認為,煬帝依任刑罰是隋朝速亡的一個原因。而唐初提倡儒學,是要避免重蹈隋朝覆轍。正如呂思勉(1884-1957)所說,唐初「所冀望於儒家者,為化民善俗,以革任法之治」。清代焦循(1763-1820)也認為,南朝自宋至齊都沒有專為學者所立的〈儒林傳〉,南朝梁「漸尚儒風」後才開始有之。從歷史編纂角度看,後來這些史書有不少成於唐初貞觀年間;為學者立傳,可能反映了唐初史臣想凸顯儒學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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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隋文帝像。信仰佛教的隋文帝是否真心重視儒學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6%96%87%E5%B8%9D

 

治國當用儒者

 

除了繼續推動各種文教政策,唐初和隋朝最大的差異,在於統治階層更看重學者、儒者的角色,不僅致力於學術文化建設,更有意識地將儒者推上政治舞臺,最具代表性的推手則是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在即位以前,就已經明白打天下與治天下的差異,很早便開始重視文治。史書說他「銳意經籍」、「留意儒學」,又建立一個「文學館」,與裡面的十八名「學士」花許多時間「討論經義」。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座「文學館」裡面的人,並非所有人都是以學者的身分聞名於世。李世民在一道命令中講得很清楚:這些學士包含兩類人,一類是嫻熟經典、可肇劃國家禮制的儒者,另一類則是具詩文創作能力的文人。所謂的「文治」,背後其實有儒者和文人的角力。

中古時期儒者和文人之爭,有深刻的歷史淵源。毛漢光教授指出,自戰國以降,「德行」、「經術」、「文章」、「吏幹」是中國取士任官和臧否的主要標準。漢代以後經術和文章分流,談經術者強調「德」(儒家倫理),重文章者強調「才」(智慧與學識)。魏晉以來,文章之士常被批評為「浮華」,既指文學寫作不強調德行的重要性,也批評文人們經常行止有虧。到了唐代,儒者和文人之爭則直接影響政府選才任官的標準。

唐初確實有一批人刻意抬高儒學傳統,認為文學無益於治道。《隋書》〈經籍志〉評論中古以降文學寫作的體裁和內容,認為追求文學美感本身並非壞事。但若流於宮體詩、過度重視詞藻,便有必要改正。尤有甚者,這些文人在隋代多難善終。〈經籍志〉最後強調文學寫作關乎國家、政治,過分沉溺於文學寫作,追求「屬辭」,絕非善事。

隋朝皇帝的用人,可能也刺激唐初君臣反思儒者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大體而言,隋朝許多享有富貴權勢重臣,和儒學傳統多有段距離。隋初位極人臣,「年宦已極」的李穆,是以軍事才能知名。隋文帝時貴寵「冠絕一時」的「四貴」中,除蘇威接近儒學傳統外,楊雄是宗室兼之以忠勇,虞慶則有平定北疆之功。高熲雖號稱「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其長處仍在於軍略。隋煬帝時最富權勢的重臣包括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等人。宇文述「少驍銳,便弓馬」,被認為「性貪鄙」;裴蘊「性明辯,有吏幹」,有行政才能。兩人各有長才,但未見儒學傳統的影響。裴矩具備儒學素養,但其功績多表現在軍事層面;虞世基儘管有儒學背景,卻主要以文學才能知名和受重視。至於兩朝元老楊素,史書雖稱他「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其長處仍在軍事活動與文學寫作上。對唐初的人而言,隋朝二帝親信以軍略或文學為長的大臣,是隋朝速亡的一個原因。起用儒者治國,則可望避免重蹈覆轍。

在這些因素的刺激下,唐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便和當時知名的儒者王珪,討論未來政治方針。《資治通鑑》是這麼記載的: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

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

上然之。

唐太宗問王珪:「近代以來(過去一二百年),治國的人表現得越來越不如以前,這是為什麼呢?」

王珪回覆說:「漢朝時崇尚儒者的學問道術,任用的宰相經常是嫻熟經書的人,所以風俗(社會人民的風尚習氣)純樸篤厚;近代以來則重視文采出眾者、較輕視儒者,又往往加入刑法律令,這是為什麼統治和教化會越來越衰微不振。」

唐太宗頗為首肯這番話。

由此可見,王珪強調代表文學文化的「文」應為政治得失負責,唐太宗也同意此說,說明「儒」、「文」對立,或儒者和文人的對比,是當時思考文治的一個重要元素,唐朝初年君臣也有意識地傾向儒學傳統。

若透過《舊唐書》卷66至75的個人列傳,簡單觀察貞觀時期受到重用或有特殊表現的大臣,除去以軍事貢獻知名者後,其中明顯親近儒學傳統的有房玄齡、杜如晦、王珪、李百藥、姚思廉、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馬周、崔仁師、蘇世長、韋雲起等12人。在其餘的十人中,以文采知名、受文學文化影響較深的,有岑文本、杜正倫、虞世南、褚亮、薛收等五人;另外五人則是明習法令的戴冑、孫伏伽,和以上書言事知名的魏徵、劉洎、張玄素。

這個觀察和前述王珪的論斷相近,即以文學才能見長或明習法令者,在政治領域確有一席之地。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也看到親近儒學,或較具「學者」特質的人,在唐初受到重視。從這些人的傳記可知,在當時,儒學主要透過家族授受,再透過士人秉學入仕影響政治。其特色表現在嫻熟儒家經典和史傳,並透過上書言事和參與文教建設發揮影響力。若參照前面提過的毛漢光的論點,這些特徵反映了「學」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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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唐太宗像。唐太宗在歷史上有各種評價,但「貞觀之治」的成就多為人稱頌。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5%A4%AA%E5%AE%97

 

《貞觀政要》記載,王珪建言應重視儒者,太宗深以為然的結果是,此後百官中學問特別好,又明瞭為政之道的人,可以更快地升遷。這也許是唐初「治國當用儒者」最直接的結果:應盡可能獎勵、吸收有儒學背景的士人進入政府。

 

儒學與貞觀之治

 

那麼,儒學究竟對大名鼎鼎的「貞觀之治」起到什麼作用呢?我們毋須過分美化其效果,但也不該一味嗤之以鼻,以為這不過是虛應故事。對此,羅彤華教授認為「德治思想」和「聖王觀念」是儒家思想帶給貞觀時期最重要的元素,值得參考。

「德治思想」強調政治問題離不開人的道德,唐初儒學在兩方面發揚了這個關懷。第一,德治要求在上位者自律自制,醞釀出遵守制度(守法)和君臣互相督責的風氣。第二,在挑選官吏時,也特別考察候選人的德行操守。

從德治思想出發,唐太宗也特別關心如何做一個「聖王」。除了道德訓誨,他還從儒者的學問,特別是歷史知識中尋求聖王的榜樣,也推動修史和論史的風氣。在愛民的大宗旨下,太宗尤其重視納諫,以減少可能犯的錯。

我們當然不能天真地將唐初的政治建設,完全歸功於儒家的道德理念和人文歷史關懷。例如儒家強調的理想人倫關係,即便在貞觀時期也很難完全體現。唐太宗用人亦不是只挑學者,其中還涉及社會階層、地域勢力等複雜要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功利與現實考慮外,儒者確實透過經史學問,提出一份理想生活方式的藍圖,也促成君臣溝通、較為合理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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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貞觀政要》書影。記載貞觀君臣論政言行的《貞觀政要》,
除了是中國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經典,在東亞地區(特別日本、韓國)也有頗大影響力。
(圖片來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9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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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小文的最後,筆者想強調兩點。首先,「儒學」、「儒家」在中國歷史上,其實相當複雜,絕非單一、停滯無變化的。至少在宋代以前,多數的「儒」可能更近「學者」而非「思想家」。但這不表示宋代以前的「儒」較不重要。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中便說過,「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透過治國參政,「儒」和學者在許多歷史當下都是有份量的存在。

第二,當代政治體制和許多假定,與古代中國有深刻差異。但反思過去經驗、考慮當下難題以及探索國家施政方針,應該仍是政治人物以至關心公眾生活者所念茲在茲的。現在需要什麼樣的「知識」或「學問」來處理眾人事務?歷史、人文、思辨等學養,對政治有何助益?這些元素是否能描繪出不同的願景?與其過分簡化地讚揚或批評「學者治國」,我們不如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追尋更理想或合理的政治生活。

本文改寫自拙作〈斯文不喪──中古儒學傳統與隋代唐初的政治文化〉,並補充了若干資料。

 


 

參考資料與連結

毛漢光,〈中國中古賢能觀念之研究-任官標準之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8:3(1977),頁333-373。

毛漢光,〈論《貞觀政要》中的君臣溝通文化〉,《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1(1994),頁67-81。

陳寅恪,〈論韓愈〉,收在《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傅揚,〈斯文不喪──中古儒學傳統與隋代唐初的政治文化〉,《漢學研究》,33:4(2015),頁177-211。

羅彤華,《貞觀之治與儒家思想》(臺北:師大史硏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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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揚/學者治國錯了嗎──唐初的儒學與政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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