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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武曌時代的天空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西元705年2月,女皇武曌臥病上陽宮,宰臣張柬之等人趁機發動政變,誅殺受到女皇寵愛而掌握權勢的張易之兄弟,又逼迫女皇退位為太上皇,皇太子提早登基,是為中宗;同年12月太上皇駕崩,結束一代女皇跌宕起伏、壯闊傳奇的人生。武曌從660年開始代理高宗處理政務,後來更創建武周王朝、正式稱帝,成為名實兼備的國家統治者,前後掌握政治權力長達45年,如此長時間統治一個帝國,在世界史上亦屬少見。關於武曌其人其政的研究非常多,這篇小文章想談談後武曌時代一個引人側目的政治現象:女性群體預政。

 

日月當空

 

現今慣稱女皇為「武則天」,其實是後世取其諡號而稱,並非本名。女皇新創字體自名為「曌」(讀作「照」),寓以「日月當空」之義;凸顯她的地位正如天空之上受人仰望的日與月,是萬民之母也是父。這個名字具體展現了她的氣魄與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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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982年中國河南省嵩山峻極峰北側發現一枚金簡,上刻女皇武曌藉道教儀式祈求除罪之願文。
此簡造於西元700年,現藏河南博物院。

 

自武曌登上后位,其行事涉及許多與女性議題相關的舉措,雖然主要為了提升或彰顯自己的政治威勢,卻也同時提升了女性地位、創造了更多女性參預政治活動的空間。例如在公開、盛大的禪禮儀式中,由武曌與其他婦女分別擔任亞獻、終獻、禮生等角色,乃史無前例之創舉。又如禮制主張「父至尊」、「家無二尊」,刻意壓低母親的服喪禮;武曌將父在為母服的喪期從一年延長為三年,當時不少人便認為提高為母服喪,形同提高了「女性」地位。

除了在象徵性的禮儀層面提升女性地位,武曌的統治更在政治文化與制度層面創造女性預政的更多可能性。例如她曾改變後宮「內官」名號,並將其職分定位從皇帝伴侶轉變為輔佐皇后治內的「內廷官僚」;後來內官名號雖然復舊,內官作為皇后官僚之性質仍然延續,故13歲的上官婉兒在高宗後宮被封為五品「才人」,實際上擔當輔佐武后處理政務的工作。武曌從皇后預政到御宇天下,也曾汲引一批官員妻母入宮協理政務,雖然因史料留存極少,大多難以確認她們入宮後的名位,但大臣裴行儉的神道碑中明確敘述其妻庫狄氏入宮「拜為御正」,留下珍貴線索,證實武曌的宮廷曾創立新的女性職官。現存官志、政典皆未記載其制,應是史官認為女性任官乃離經背道,刻意刪落不記。女皇即位後,後宮內文學館的規模一度擴充,教育宮人的老師從儒學者一人擔任學士,增加到內教博士十八人,包括「經學五人,史、子、集綴文三人,楷書二人,莊老、太一、篆書、律令、吟詠、飛白書、算、碁各一人」。師資的擴充,反映教育宮人需求的增長,教育內涵的「士人化」,也凸顯宮人職務的轉變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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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後世描繪的武曌畫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88%99%E5%A4%A9)

 

雖然整體而言,女主當政增加了女性參預政務的機會,但武曌似乎並未刻意提倡女性預政、創建制度化的女性任官管道。像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雖自武曌當政時期開始參預國事謀議,但女皇並未授予她們明確的政治職位與獨立權力;在女皇的嚴厲統治下,她們不敢稍越雷池一步,謹慎而節制地使用權力。高居帝位的武曌正如當空日月,眾人仰望,凌厲耀眼的光芒令其他星辰黯淡無光。

 

群星爭輝

 

饒富興味的是,日月殞落之後,天空方見點點繁星閃耀爭輝。更多女性積極競逐權力發生在後女皇時代。

中宗即位後,嫡妻韋氏被立為皇后;她仿效武曌行事,懸幔臨朝,與皇帝丈夫共治天下,即便中宗並未如同當年的高宗身染頑疾,帝后共治卻彷彿理所當然。中宗朝的公主們,不論是皇帝的姊妹或女兒,皆取得開府設官的權力。雖然公主府的規制一般仍較親王府為低,但開府設官形同制度上承認公主的預政權,有利於公主連結官僚,組成自己的政治勢力,無疑進一步擴大了公主參預政治的能量,其中太平公主更是取得與親王同等的開府規格。

自武曌時代便輔佐政務的上官婉兒,在中宗即位後被擢升為二品昭容,專掌皇帝詔命。武周時期,上官婉兒曾為女皇掌理詔制,但女皇並未專任女官,依然敕命朝中大臣如蘇味道、韋承慶等人入禁中待詔。入禁中待詔屬於沒有品秩的使職,由皇帝親自選授,多由宰相或中書舍人等高官任之,其工作除了草詔,也參與國政決策,可視為皇帝最親信的臣子。中宗時期,婉兒位居昭容,卻完全取代朝廷大臣入禁中草詔之職,反映她所帶名號雖屬妃嬪(內官),卻是中宗最親信的輔臣,女性內官與朝官的權職界限愈發模糊。從武曌主政到中宗朝,婉兒的角色從皇后的女官,經歷女皇的女官(不排除曾改任新創職位),進而成為男帝的女官,政治身分逐漸趨近於外朝官員。上官婉兒作為中宗最親近的輔臣,其身分定位似乎是以昭容所帶之二品,直接視同朝廷二品官。一個重要證據是,後來死於反韋政變的婉兒,在睿宗時期獲得追復,贈諡「惠文」。唐代規定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方由朝廷贈予諡號;上官婉兒位居「昭容」卻獲得諡號,反映婉兒的內官二品被直接視同朝官二品。上官婉兒以昭容名位專掌禁中待詔之職,其內官品階比照外朝官品給予待遇,顯示當時預政女性的名位已經與官僚制度接合起來;女性跨過官僚制度的性別藩籬,也被視為朝廷官員對待。

後宮也有一群宮人涉入政治頗深,宮廷政變之際她們的向背抉擇可能影響成敗;在中宗即位後,一些宮人獲得了褒賞,甚至授予她們命婦爵位,大幅提升身分地位。這些不因夫、子而封的命婦後來又進一步獲得部分官僚特權,包括葬禮可使用原本只有五品以上京官才可配備的鼓吹軍樂,以及比照職事官之待遇讓子孫用蔭等。後者尤其重要,因為子孫可由此獲得敘階任官、減免罪刑、免除課役等特權,用蔭實乃統治階級複製身分、延續家族利益之重要制度;而預政女性比照官僚用蔭,昭示母親也可成為政治特權的來源,充分認肯女性在政治領域的獨立人格,同時也釋放出預政女性被視為官僚的訊息。

後武曌時代,對政治權力感到興趣的不只有皇后、公主,還包括一群命婦、宮人。武曌長期統治並且最終成為皇帝這件事,可能改變、啟發了至少兩代人對於女性參預政治的想像。中宗之女安樂公主曾自請立為「皇太女」,她的自信來自既然武曌可以成為天子,她身為天子之女,當然也可以!皇帝不是男人專屬的名位,女人也可以成為國家元首;女性預政、成為官僚、掌握政治權柄,也不再是不可想像的事。在後武曌時代,不只女性中有人這麼想,也有不少男性程度不一地願意接受女性預政。

中宗和睿宗兩兄弟就是一生受到武曌影響、願意接受女性預政的代表人物。中宗生於656年,睿宗生於662年,從他們懂事以來,母后一直幫助著父皇統治國家;不論是兄長被廢、自己成為皇儲、登基為帝又很快被母后廢位,終至母后改朝換代成為皇帝,母親一直是強大的存在。中宗時期雖然男主當朝,女性預政程度卻未見退縮,在許多方面反而走得更遠更深。反韋政變後即位的睿宗,也仍然支持妹妹太平公主參預政務,並且追復上官婉兒二品官的身分,重續反韋政變後一度中斷的女性預政。我們雖然無從得知歷史人物的內心曲折,但從中宗、睿宗對自己妻子、妹妹、女兒,甚至宮人群體參預政治的反應,可以判斷他們並未反對女性預政,甚至願意支持。

當然,性別並非區分政治黨派的依據,眾多預政女性在爭取制度性的參政管道上或許利益一致,但在政治權力的爭逐上仍可能彼此為敵。在中宗後期,韋后與安樂公主最主要的政敵便是聯合了睿宗(時為相王)、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的陣營。韋后、太平公主、安樂公主、上官婉兒等地位較高的預政女性周遭,紛紛集結了支持她們的男性官僚;雖然也有反對女性預政的聲音,但相對而言當時的政治風氣對於女性預政是較為開放而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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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13年出土的上官婉兒墓誌,極力強調婉兒力諫中宗壓制韋后與安樂公主。
(圖片來源:https://sns.91ddcc.com/t/45944

 

後女皇時代,更多女性奮力拓展預政空間,加上男主、男性官僚的支持擁護,女性預政勢力更加奔放蓬勃地生長,進一步鬆動政治體制的性別藩籬。後武曌時代的女性預政局面,同時存在著與皇帝並治天下的皇后,開府置僚、權如親王的公主,以及取得官僚特權與待遇的女官,可謂政治制度與文化出現重大變化的時期。

 

烈日灼身

 

710年中宗暴崩,韋后、安樂公主一派與相王、太平公主、上官婉兒陣營爆發嚴重的權力衝突。相王之子李隆基(玄宗)聯合太平公主發動政變,致使韋后與安樂公主死於亂兵之下;然而李隆基卻又背叛盟友,趁機想剷除其他女性預政勢力。他帶兵入宮除了殺韋后、安樂公主,同時也斬殺來迎盟軍的上官婉兒及其他預政宮人;他不僅派兵收捕韋氏親族同黨,也一併誅殺、流放武氏族人,將武曌掌權以來累積數十年的武氏勢力幾乎剷除殆盡;他更不惜觸怒同一陣線的太平公主,風急火燎地廢除公主開府制度。李隆基這些行動明顯為了杜絕女性預政,睿宗即位後馬上恢復公主開府,支持太平公主預政,後來又為上官婉兒昭雪、恢復其政治地位,顯示父子倆對於女性預政的態度截然不同。李隆基因為政變之功被立為皇太子,太平公主也在睿宗支持下積極參預朝政,成為李隆基最大的政敵。713年李隆基藉口太平公主「謀逆」,率兵討伐、收捕其黨,迫使睿宗交出所有政治權力;後武曌時代百花齊放的女性預政盛景,自此如煙花散盡一去不返。

傳統史書對中宗、睿宗朝的歷史描述充斥著偏見、扭曲與刻意的改寫、遺忘。例如中宗自認「子襲母政」,繼續尊崇武曌乃中宗的立場,上官婉兒草詔多推尊武氏,不過是為皇帝代言;但《舊唐書》卻將之歸因於上官婉兒與武三思私通,將「推尊武氏」視為個人品德敗壞導致的罪惡。又如史書將中宗暴崩歸因於韋后、安樂公主的毒殺;當代史家已考辨其中矛盾,認為此乃李隆基(玄宗)等人發動政變、誅殺韋后與安樂公主時羅織其上的罪名,以示政變之名正言順。同時代的官僚多肯定上官婉兒推動文治之功,但唐代《實錄》、《國史》卻刻意淡化婉兒功績及睿宗朝平反婉兒等事,將玄宗因婉兒之死可能招致的負評消弭於無形,更將睿宗下詔為婉兒編纂文集移植到玄宗身上,塑造其惜才重文之形象。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認為中宗未讓安樂公主成為「皇太女」,乃出自基本的「常識」判斷,而非聽了宰相魏元忠力諫才知道踩煞車,因為「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司馬光顯然無法想像中宗可能將女性當政作為選項。玄宗趁亂斬殺上官婉兒,放在中宗、睿宗時期對女性參政較為友善的政治氛圍中,可能招致殘殺忠良、背叛盟友的批判,但是從後世否定女性參政的角度看來,斬殺婉兒、阻止女性參政卻被視為理所當然、毫無過失。因此縱然史書的編纂免不了「成王敗寇」,贏家總是第一時間掌握詮釋歷史的權力,但這段曲折歷史長期蒙塵的關鍵,更在於傳統史家大多站在正統保守文化的立場,將男性獨占政治領域視為天經地義,將反對女性預政視為理所當然。

轉頭看當代世界。去年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Dorothea Merkel)宣布不再參選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黨魁,在第四任總理任期結束後(至2021年),她將告別政壇。梅克爾自2005年起領導基民黨執政至今長達13年;德文的「總理」原為陽性名詞「Kanzler」,梅克爾上台後,才出現陰性名詞「Kanzlerin」,專指女性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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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德國現任總理梅克爾(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gela_Merkel) 

 

德國世界報(Die Welt)訪問青少年對於未來德國總理的性別想像(「德國是否已準備好迎接男總理?」Ist Deutschland schon bereit für eine männliche Kanzlerin?  2018年10月31日https://www.welt.de/satire/article183038646/Ist-Deutschland-schon-bereit-fuer-eine-maennliche-Kanzlerin.html),不少受訪者自懂事以來幾乎沒聽過陽性名詞「Kanzler」,在德國年輕人的印象裡,總理好像理所當然是女性,紛紛表示女性應該比男性更適合擔任總理一職。這則新聞讓我聯想到武曌,以及在她長期統治之後曾經出現的女性預政「盛況」。武曌與梅克爾身處的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自然相差十萬八千里,只是借今思古,或許也會帶來一些啟示吧。

當代不少民主國家透過普選制度選出了女性政治領袖,多少可視為性別平權在自由民主社會取得的果實。然而無可諱言,更多時候、更多國家的領導人還是男性居多;認為男性更適合擔任領導者的偏見,仍以廣泛的形式潛伏在日常文化與眾人心中。成長於「梅克爾時代」的德國青少年認為男性不適合擔任總理,這則新聞以它揭示出來的「反向」性別歧視,提醒我們思考政治乃至各個領域的性別偏見。

 


 

參考資料與連結

耿慧玲,〈從神龍宮女墓誌看其在政變中之作用〉,《唐研究》第三卷(1997),頁231-258。

陳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收入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199-241。

黃永年,〈說李武政權〉,收入氏著,《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93-117

鄭雅如,〈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平反與當代評價〉(增補版),收入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十一集,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頁7-40。原刊於《早期中國史研究》4:1(2012)。

鄭雅如,〈唐代前期預政女性身分的官僚化——從上官婉兒墓誌談起〉,收入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十二集,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頁63-93。原刊於《中國史學》24 (2014)。

〈這輩子沒見過男總理 德國年輕人:男性恐難勝任〉,《自由時報》網路版,2018年11月5日。

張玉馨,〈「德國鐵娘子」時代進入尾聲 梅克爾執政13年之後 德國兒童:男生好像不適合當總理〉,風傳媒,2018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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