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脈絡──從歷史建築與「老」觀光潮談起
為大象林旺與馬蘭寫歷史

誰是古之良醫?

 

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醫學院學位證書和醫師專業證照都付之闕如,鐵、公路、飛機、輪船等交通工具和運輸網尚未出現,影音視訊、網際網路、智慧行動裝置、社群媒體還不存在的兩千年前,除了口耳相聞的口碑、謠言、傳說,有時可以看到的圖書、畫像之外,人們一旦遭遇病痛,怎麼判斷誰是值得信賴、可以藥到病除的好醫生?又是哪些人在左右「業界標準」?一般升斗小民的印象,因為留下的資料非常有限,不大容易把捉。我們就先拿社會中能夠識字、書寫的這一層人民留下的遺迹當起點,作點初步的揣測。

 

扁鵲


圖1    東漢山東地區的人面鳥身神醫畫像石拓本
(見葉又新,〈神醫畫象石刻考〉,《山東中醫學院學報》10卷4期,1986)  

 

話說古書《鶡冠子》有篇題作〈世賢〉的短論,記載了戰國晚期趙悼襄王(244-236 BCE在位)向將軍龐煖討教治國之術的一則對話。對話中,龐煖為了回應悼襄王所提「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的問題,曾根據當時常見的論述習慣,按他所聽聞,[1]講述了三則和醫有關的故事,也反映了他對古之良醫若干特徵的理解。

第一則故事,可能因為原來的編簡有些殘損、錯置,已經不復完整,但敘事的條理仍大體清晰。無論如何,故事一開場,龐煖為了回應悼襄王的提問,拿傳說中的古之良醫俞跗打頭陣,說他「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意思是,就算病人病情很重,看來沒救了,但俞跗都能起死回生,讓鬼神靠邊站。[中間大概有闕文]所以,楚王用人無私,願意派遣附庸隨國的兵作戰;重視能力,治重病一定等俞跗來看。楚國的執政若敖不用親戚,務必根據才幹任人,治病也不按個人偏好,一定找見多識廣的老到醫生。龐煖之所以這麼說,目的顯然在向悼襄王強調,統治者用人要找對的人,讓專業的來,不要循私,受自己的情欲矇蔽。

在第二則故事中,龐煖又進一步拿「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當範例,提醒悼襄王,說這些大人物能讓他們的國家取得左右國際局勢的力量,能耐都一樣好,只是方法、途徑不同。沒有資料顯示伊尹、太公、百里奚、申包胥、原季、范蠡、管仲這些人物替人看過病,他們大概也不大能說是替人看病的醫,但我們如果把這段話看作是譬喻,把「醫」當作整頓、治理,應當還是不難理解的。重點是,龐煖之所以這麼講,大概在引發悼襄王追求霸業的成就動機,和探問如何取霸的好奇吧。

如所預期,悼襄王受了龐煖的挑動,接著提出了「願聞其數」的要求,表明想要瞭解取得霸業的方法。於是,龐煖便順著悼襄王的提問,開始講述第三則故事,陳示治國取霸的途徑。龐煖說,從前的從前,魏文侯(424-387 BCE在位)和另一位古之良醫扁鵲曾有一段對話,魏文侯問扁鵲:「府上兄弟三人,誰最會治病?」扁鵲回說:「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扁鵲我最下。」魏文侯又問:「可以說來聽聽嗎?」扁鵲繼又答道:「大哥替人治病,是看病人的『神』(的變化),病還沒有個樣子,就(不著痕迹)把人的病給除掉了,所以(別人都不知道,)名聲不出家門。二哥替人治病,則是留意(疾病初期身體的)毫毛之處(的變化,並及早處置),所以名聲不出里門。至於我,就得動用(大家都看得到的)鍼來刺病人的血脈,拿毒藥(給病人飲食或敷塗),或割裂病人的肌膚(刮除癰腫膿瘍),才治得了病。也因此,我的名聲往往遠播於列國之間。」魏文侯聽完扁鵲的話,說:「說的好!要是管仲當初襄贊治理齊國,是像扁鵲那樣大刀闊斧行之,齊桓公還能成就霸業嗎?總結這些經驗,重點在於未及重病之初便看出有病(不病病),並在病還沒出現徵兆、證狀前就先動手治療。待重要的工作不動聲色地完成,下頭的人都還以為是自然而然呢。所以說:『良醫化之,拙醫敗之。』(要是碰到拙醫),就算僥倖不死,大概也少不得讓傷口更深入大腿和軀幹吧。」故事講到這兒,龐煖的目的顯然在透過魏文侯和扁鵲對話說明,政治上的問題貴在及早處置,也就是「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也因此,故事最後,《鶡冠子》記道,悼襄王聽完故事,說:「好得很!我雖然不能免於受傷(譬喻犯錯),但誰能在我的毛病還很細微時,就及早協助我醫治、改正呢?」言下之意,是希望大家能幫他、提醒他,好一道追求霸業。[2]

從《鶡冠子‧世賢》看來,龐煖嘗試「借醫為喻,言治於未亂之旨」的企圖很清楚,[3]悼襄王的回應似乎也顯示他聽懂了、受教了。不過,事態的發展並未如預期搬演。根據《史記‧趙世家》篇末「太史公曰」轉述馮王孫的說明,及太史公的後續評論,趙國之所以亡於秦(228 BCE),恐怕有很大部分得把帳算在悼襄王的頭上。特別是他因為自己寵愛的女子,廢掉了原先的嫡子嘉,另立繼承人遷的舉措,引發了趙國統治階層的內部分裂。[4]要說悼襄王的作法和龐煖的諄諄建議背道而馳,是說一套、做一套,禍延子孫的反面教材,應當也不為過吧。從這個後見之明的觀點看來,《鶡冠子‧世賢》恐怕不完全是篇無的放矢的寓言、泛論而已。相反的,它不無可能反映了公元前三世紀下半,悼襄王柄政期間趙國內外的具體情勢。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它的編寫年代,應當就在悼襄王亡故之後不久。[5]

《鶡冠子‧世賢》記載戰國晚期趙悼襄王和龐煖的對話一事可能出於史實,但記錄或編寫這幾則對話的是誰或哪些人?原來又打算給誰或哪些人看?對話中涉及的細節都可信嗎?比如,俞跗「已成必治」的神技具體細節是什麼?這是說客的如簧之舌講的寓言,還是真的?用隨國之兵作戰的,是哪位楚王?待老到的醫生治病的,又是楚國執政的若敖氏的哪位成員?魏文侯和扁鵲間的對話發生過嗎?扁鵲兄弟行醫「道不同數」,實有其事嗎?這些問題,大概都不容易得到確鑿的答案。

那麼,瞭解書名、書的編寫者和書的內容間有哪些可能的關係,能對進一步瞭解上面的幾則故事有些幫助嗎?我們先試著發掘看看。截至目前,最早收載《鶡冠子》的圖書目錄,是《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是東漢班固(32-92)等人根據西漢宗室劉向(77-6 BC)整理皇家內外圖書的工作成果《別錄》為基礎,並以劉向之子劉歆(50?BC-23)繼踵其事而續編的《七略》,特別是其中的總綱〈輯略〉作為底本,刪要修訂編成的。[6]《別錄》和《七略》今天雖大體散佚了,但根據《漢書‧藝文志》,《鶡冠子》這部書曾一度給劉向、歆父子或步兵校尉任宏歸在「兵略」之下,講「兵權謀」的一類書裡。其後,在班固等人刪訂《漢書‧藝文志》時,才把書從「兵」中移出,移入「諸子略」的「道家」,並加上了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的說明。[7]

從書的著錄來說,《鶡冠子》一書在漢時已經存在,不成問題。但我們今天看到的《鶡冠子》,是否等同於《漢書‧藝文志》的舊本,答案就不是那麼斬釘截鐵了。比如在《漢書‧藝文志》中,《鶡冠子》是「一篇」,隋、唐時,官方的分類雖接近《漢書‧藝文志》,列在「子」部「道」家,卻都是作「三卷」的。[8]這種情況到清修《四庫全書》,也依舊如此。[9]所以,隋、唐時期的遺冊是否等同於兩漢時的舊本,就已啟人疑竇了。像唐人柳宗元,就懷疑當時流通的《鶡冠子》可能是後人偽託的。[10]對此,近人呂思勉則指出:「按《漢志》止一篇,韓愈時增至十六,陸佃注時,又增至十九,則後人時有增加,已決非《漢志》之舊,然今所傳十九篇,皆詞古義茂,決非漢以後人所能為。」[11]可見他認為,從漢到唐,《鶡冠子》的書名雖沒變,但內容的確已非《漢志》之舊,只不過新增的部分在時代上應當也晚不過漢,不外漢人的手筆。當然,根據出土發現,古書多經編者分合並不罕見,因此,我們也還可以繼續追問,篇卷之數的異同,到底反映的是內容的增減或篇卷的分合?[12]如果是後者,那麼,主張《鶡冠子》的內容晚不過漢的一派,自然會比較居於上風。不過,話說回來,這些問題在新證據出土前,我們恐怕是不容易有確鑿的答案了。

那麼,書名題作「鶡冠子」的意旨何在呢?從今本《鶡冠子》十九篇中,第七、八、九、十四、十五等篇都以「龐子問鶡冠子」的問對展開這點來看,當初定題的人,也許認為《鶡冠子》跟鶡冠子這個人有點關係。但班固的意思,是像唐以後學者所認知的,是把《鶡冠子》一書當作是鶡冠子編寫的嗎?[13]曾深入研究古書體例和傳統目錄學的余嘉錫先生便指出:「古書之命名,多後人所追題,不皆出於作者之手,故惟官書及不知其學之所自出者,乃別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書。」[14]在出土文獻越來越常見的今天,余先生的這個觀察是很具洞識、說服力的。換言之,雖然我們可以猜測《鶡冠子》跟鶡冠子這個人不無關係,但在還無法充分掌握這部書形成歷史的條件下,我們恐怕也無法簡單地把《鶡冠子》的作者與鶡冠子等同起來。

 

余嘉錫


圖2    余嘉錫先生像
(見余嘉錫,《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  

 

但鶡冠子這個名號,對我們理解這部書的內涵,並非全無幫助。按班固的說明,鶡冠子是住在深山裡的楚人,習於穿戴鶡鳥羽毛做的冠飾。看來,他是一位實在的歷史人物,不是虛構出來的。但為什麼取這個號兒呢?若干傳統的文獻,如《隋書‧經籍志》從這個人「居深山」的特性看,便推測他可能是位不希望別人知道其具體姓字名諱的「隱人」。但「鶡冠」如果是根據實物取義的,那麼,它的意義就未必很隱晦了。「鶡」作為一種鳥的名稱,已見於《山海經》。在古人的一般印象中,這種鳥似乎很善鬬;[15]此外,我們也可以從司馬彪的《續漢書》裡看到,東漢的皇家武官是戴「鶡冠」的。而東漢武官的這個服飾傳統並不是新創的,據說還是從戰國時代改胡服行騎射的趙武靈王來的,目的在旌表武士,透過這種鳥「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的特性來彰顯武士的威儀。[16]總之,從班固留下的線索看,戴「鶡冠」的隱士會講「兵」,並非格格不入;作為「楚人」,和傳說中出身楚國苦縣的老子,似乎在地緣、文化上也不無關係,所以班固將《鶡冠子》移入「道家」,大概持之有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這部書,「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17]大體也不會說不過去。

根據上面的分析,這部古書大概和古代兵家、道家的學術都有些關聯,主要的關切則如《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述司馬談六家要指所說的「務為治」,也就是討論國家、政事的治理之道。事實上,除了日常實用的技術性圖書,在傳統所謂周秦漢時期形成,並且能夠獲得留存和流傳至今的多數古籍,不論種類是六藝或諸子,立場是九流或十家,大概多半也具有類似的旨趣。

現在,再回到我們討論的問題脈絡中。就像司馬遷的〈扁鵲傳〉描繪了日後醫史學者眼中扁鵲的基本輪廓,[18]《鶡冠子‧世賢》透過醫的相關故事表達政治主張的同時,也在無意間大體勾勒了早期文獻中和良醫有關的幾個特徵:一、醫通國身;二、已成必治;三、視病於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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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山田慶兒《夜鳴く鳥:医学・呪術・伝説》一書封面(東京:岩波書店,1990)。

 

先看看醫通國身的涵義,這大概可以從兩方面觀察:一方面,是強調從事醫療的人也懂治理治術;另一方面,是表達醫病的方法和治國的方法是相通的。前者,像《漢書‧藝文志》綜述方技的源流,說:「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19]就是強調這些替人看病的醫療者,也懂治國的道理和技術。這方面比較可靠的具體例子,像公元前694年,齊國的醫寧曾根據所聞,強調「賢者死忠以振尤,而百姓寓焉。智者循理長【慮】,而身得庇焉。」推斷曲從齊襄公意欲,為他暗殺魯桓公的齊公子彭生沒有好下場。[20]公元前541年,替晉平公(姬彪,557-532 BCE在位)看病的秦國醫和說:「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藉以向這位國際霸主說明,不要縱情聲色。又對晉國執政趙武說:「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21]表達對晉國國政的關切,並提出「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的說法,為自身的職守辯護。[22]公元前307年前後,替秦武王看病的扁鵲說:「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抨擊武王處理疾病的不當[23]。其他,像傳說中替龍叔看心病的齊國名醫(又有說是宋國良醫)文摯,說他:「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24]就比較近於道家之徒諷刺儒家聖人的寓言了。至於表達醫病的方法和治國的方法是相通的相關敘事,那大概就是涉及古之良醫的文獻大宗、主要的論述脈絡了。我們甚至可以說,少了這一脈絡,非但醫療者不大容易成為歷史書寫的對象,已成必治或治於未亂這兩類良醫的特徵,也不易成為論者關注的重點。

 

帛書


圖4   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于樂章〉
(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其次,看已成必治這個問題。有關古之良醫的這類特徵,往往和論者處在論辯的對話脈絡有關,出於論者與人別苗頭、爭勝的氛圍中。舉例言之,除了《鶡冠子‧世賢》已經描述的那位俞跗,有名的例子尚包括見於《韓詩外傳》、《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和《說苑‧辨物》所收錄的一則大同小異的扁鵲故事。故事裡,扁鵲造訪虢國,虢君的太子不巧暴病而亡,因此扁鵲自薦可以為之治病。但虢君眾子中喜好醫方的,大概覺得扁鵲誇大其辭,因此便語帶挑釁地問道:

「吾聞上古醫者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篘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25]

這裡的弟父可以設祭、唸咒讓不良於行的病患起身,踰跗也可以吹竅(灼炊九竅?)定腦(定經絡?)讓死者復生,已成必治的能耐連扁鵲都承認自己不如。司馬遷寫〈扁鵲傳〉,也透過虢中庶子的炎炎之口,說:「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以便壓制扁鵲敢說:「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的氣燄。[26]從這兒,我們可以留意到,「已成必治」這類特徵,雖然不時被提起,當作是良醫的一種能耐,但它常常是在敵對競勝氛圍濃厚的脈絡下給逼出來的一種說法,未必是大家所共識的實事。

至於「視病於無形」這類能耐,則常常和「治於未亂」相提並論。良醫能見病於無形,一方面,當然和良醫的特殊能耐有關,像《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裡扁鵲能「視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藏癥結」,主要倚賴的,就是長桑君給的禁方和神藥;另一方面,則和編寫良醫故事的人,想透過診治疾病的經驗,強調「謹小慎微」、「圖難於易」的治術有關。不過,治病的成敗,病人的反應也殊為關鍵。像前面介紹的,《鶡冠子‧世賢》中扁鵲大哥無疑是「視病於無形」的典型,他能成功,名不出家門,主要的前提其實還在願意配合的病人。《韓非子‧喻老》講扁鵲替蔡桓公看病(《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則作扁鵲替齊桓侯午看病),雖然同樣是「視病於無形」,但因蔡桓公不信扁鵲之言,固然落得病入骨髓,不得救治的下場;好意指陳病情的醫療者扁鵲,也往往為了躱過權勢之家的怪罪,不得不先選擇逃跑以保住性命。

事實上,古代圖書中常見稱述的良醫,不見得都是指藥到病除的聖手;相反的,主要是他們料病如神的能耐。像《左傳》中先後從秦國到晉國為晉景公(姬獳,599-581BCE在位)和晉平公看病的醫緩和醫和,晉人都視為「良醫」,但他們的診斷結果都是病不可治。前者說晉景公,「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27]後者說晉平公,「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28]宣告病人不治的醫療者,可以成為病人和病人臣僚口中的「良醫」,可見古人看重的顯然與今人不盡相同。另外,值得一提的地方在於,不知道是不是對良醫「視病於無形」、「於病視神」的重視,「形」反而成為了診視疾病時退而求其次的觀察對象了。

總之,要回答「誰是古之良醫?」這個問題,如果從文字資料來看,我們首先可以發現,它和流傳至今的古書對「論治」的高度興趣是脫不了關係的。可以說,誰是良醫的「業界標準」常常不是實際從事這類職業的「專業人士」說了算的,而是政論家、說客為了引發有權有勢的聽眾的興趣,拿來當談資時,才賦予「定義」的。在這個脈絡下,具體的治療方法、過人的治療能力雖然也受到相當程度重視,但相較於精準的診斷、預測能力受到的關注,它們的角色往往仍是緣助性的。同時,良醫是否是歷史上的實在,在多數的論述脈絡中也非關重點,重點是說者和聽者是不是對其中的弦外之音達成共識了。

 


 

註腳

[1]「聞」是古人學習、認識的重要途徑之一,比如古人發語說理前,就常用「聞」來表達他們論述的根據,像公元前十一世紀中周武王誓師伐商,就對眾人說:「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書‧泰誓》)像公元前六世紀中,鄭國執政子產(公孫僑)去探晉國國君平公姬彪的病,遇到姬彪的老師叔向(羊舌肸)問話,因此答道:「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又說:「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叔向聽完後則說:「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左傳‧昭公元年》)公元前六世紀到五世紀之交,魯國權貴季桓子差人鑿井,挖出了一只陶罐,罐子裡有頭陶塑的羊,季桓子想看看孔子(孔丘,字仲尼)是不是真像傳言所說的博學多識,於是找人誆孔子說:「我鑿井發現了一只陶狗,這是什麼?」孔子答道:「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國語‧魯語下》)不過,有時候,「聞」的內容也可能經過論者、編寫者改造,甚至是依情理虛構的。

[2]黃懷信撰,《鶡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下,〈世賢第十六〉,頁319-326。

[3]呂思勉,《經子解題》(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29),〈鶡冠子〉,頁186-190。

[4]《史記‧趙世家》篇末的「太史公曰」是這麼說的:「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見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59),卷四十三,〈趙世家第十三〉,頁1833。

[5]黃懷信撰,《鶡冠子校注》,〈前言〉,「三、鶡冠子的撰作時代」,頁8-10。

[6]《七略》即「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略」、「數術略」和「方技略」,再加上寫在最前頭的總綱「輯略」,因此,有時候也見得到「六略」的提法。按《漢書‧藝文志》說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別錄》的分類應當就已經是按上述六略分類了,只是內容比較繁細。南朝梁、陳之際的阮孝緒(479-536)有《七錄》說:「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辯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探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撮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關於《別錄》、《七略》和《漢書‧藝文志》的體裁和關係,清人姚振宗(1842-1906)的描述很便參考。他說:「方之《四庫全書》,《別錄》為《總目提要》,《七略》則《簡明目錄》也。又班氏既取《七略》以為〈藝文志〉,又取《別錄》以為〈儒林傳〉」。以上,見阮孝緒,〈《七錄》序〉,收入釋道宣輯,《廣弘明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四部叢刊初編子部,1936),卷第三,頁35;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集,《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影本,2000),第二冊,頁1529。

[7]《鶡冠子》一書在《漢書‧藝文志》中的分類情況,見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62),卷三十,〈藝文志第十〉,「諸子略‧道家」,頁1730;「兵略‧兵權謀」,頁1757。

[8]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73),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經籍三〉,「子‧道家」,頁1001;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75),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二,〈經籍下〉,「丙部‧子部」,頁2029。

[9]永瑢、紀昀等撰,《武英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三冊,卷一百十七,〈子部〉,「雜家類一」,頁543-544。

[10]柳宗元撰,尹占華等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一冊,卷第四,〈議辯〉,「辯《鶡冠子》」,頁356-364。

[11]呂思勉的見解,見氏著,《經子解題》,〈鶡冠子〉,頁186-187。

[12]古書和《鶡冠子》篇卷分合無定的問題,可見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收入氏著,《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29-30;黃懷信,《鶡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前言〉,「二、鶡冠子的篇卷」,頁3-7。

[13]如《舊唐書‧經籍志》便是「《鶡冠子》三卷」下自注「鶡冠子撰」。劉昫,《舊唐書》,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二,〈經籍下〉,「丙部‧子部」,頁2029。

[14]古書多不著撰人,或多非某子手著的現象在出土文獻中很常見。見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一,〈案著錄第一〉,「古書書名之研究」,頁26-27;卷四,〈辨附益第四〉,「古書不皆手著」,頁119-130;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頁27-31。

[15]《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二經的濟山之首,有「煇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鶡」,清人郝懿行引《玉篇》說鶡,「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鬬死而止。」見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增補修訂本)》(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五,〈中山經〉,「煇諸山」,頁147。

[16] 關於鶡冠,《續漢書‧輿服志》有說:「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劒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見司馬彪,《續漢書》,收入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65),志第三十,〈輿服下〉,「鶡冠」,頁3670。

[1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列在「子」部「雜家」類,並說它「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大體是很精要的。永瑢、紀昀等撰,《武英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三冊,卷一百十七,〈子部〉,「雜家類一」,頁544;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影1933世界書局本,1992),第四編,第一冊,下編,〈分論〉,第一章「道家」,第六節,管子鶡冠子,頁46。

[18]山田慶兒,〈扁鵲傳說〉,《東方學報》60(1988),頁74。

[19]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62),卷三十,〈藝文志第十〉,「方技略」,頁1780。

[20]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參冊,《春秋事語》釋文,〈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于樂章〉,頁196-197。。

[21]杜預注,浦衛忠等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2000),卷第四十一,〈昭公元年〉,頁1339-1344。

[22]韋昭註,《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十四,〈醫和視平公疾〉,頁473-474。

[23]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標點,1985),〈秦二〉,「醫扁鵲見秦武王」,頁147-148。

[24]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第四,〈仲尼篇〉,頁129-130。

[25]屈守元箋疏,《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卷十,頁838-839。類似的內容也收入劉向撰,趙善詒疏證,《說苑疏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影,1986),卷十八,〈辨物〉,頁552-555。不過,《說苑》的本子作趙國,非虢國。

[26]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59),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788。

[27]杜預注,浦衛忠等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頁853。

[28]杜預注,浦衛忠等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四十一,〈昭公元年〉,頁1339-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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