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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鼎: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鼎,可說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古代文物。

毛公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上面近五百字的銘文,至今仍為世界第一(圖1)。銘文內容記載西周晚期周王將家國大事託付給毛公,期許他克盡職責,為王室效忠。銅器本身的製作平平,有些地方還顯得有些粗糙,但字體渾厚古雅,佈排井然,是距今約二千八百年前的一篇金文鉅作。

除了博物館中的文物,現代社會也經常運用鼎的意象。由官方主辦的「金鼎獎」借用鼎的權威象徵,經過金鼎獎認證的圖書,必是好書。近年大行其道的文創產業,也看得到鼎,如故宮晶華盛裝牛肉麵的白瓷碗,從鼎的烹肉功能發想,結合臺灣美食,成為一種文創商品。

從鼎而來的成語也不少,問鼎中原、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從古自今,從官方到民間,都能從鼎汲取靈感,發想創造。鼎為何能如此深入人心?鼎的面貌何以如此多元?且讓我們一探鼎的前半生,看鼎在上古文化發源期中,是如何奠立基礎,而後能成為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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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西周晚期,毛公鼎,通高53.8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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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當我年輕時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當個人事務成為政治事務,同時政治事務也成為個人事務的時候,一定有其重大意義。人們就是透過日常生活中那些瑣碎的事務,而捲進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漣漪以及大風大浪。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六月開始,陸續在網路上讀到多篇關於戒嚴生活的回憶短文,驚覺時光飛逝,台灣解除戒嚴,至今已過了30個年頭。30年足以讓當年出生的嬰兒長成青壯。但事實證明,未能落實「轉型正義」、對過去缺乏深刻的反省,台灣社會至今猶未完全擺脫戒嚴時期的後遺症。

我出生於1974年,應該屬於戒嚴晚期的世代。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台灣陸續發生美麗島事件(1979年)、林宅血案(1980年)、陳文成命案(1981),這些影響台灣社會的重大事件,我都是在90年代以後才逐漸知曉。戒嚴時期最初感受的政治「騷動」,應當是1984年發生在家鄉新竹市的市長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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