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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臺灣經濟史:晚近臺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文章開頭前的一些閒話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硬梆梆的「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回顧」,主文也仍維持學術論文格式,並未像「歷史學柑仔店」網站上其他文章一樣改為較通俗易讀的樣式,原本不應該就這樣刊登在出來;但除了文筆不佳不太會寫通俗論文外,還有幾個理由讓我決定就選擇這個主題,並以現在這個樣式刊登出來,讓有興趣的讀者閱讀指教。

首先,本文雖是有關日治時代的臺灣經濟史研究,但其實跟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化史、文學史與政治史研究也有些間接關聯。筆者長期來從事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深知這個領域的研究典範已經從1920-1980年代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剝削論­­,轉變為受到晚近發展經濟學、歷史制度論、新古典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影響的殖民近代化論。但仔細閱讀晚近臺灣文學史、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時,發現他們在附帶解釋日治時期文化與政治活動發生所在的社會經濟環境問題時,多數仍然停留在矢內原忠雄(1929)、凃照彥(1975)等人基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提出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剝削論等傳統觀點。〔1〕似乎未曾意識到19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社會主義政權的資本主義化轉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的失勢、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成就,東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解釋典範已被「殖民近代化論」(colonial modernization)所取代。〔2〕

 

1 圖2

圖1 (左)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中文本封面;
(右)凃照彥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文本封面。

 

筆者這裡應該強調的是,雖然新的研究批判了矢內原忠雄等左派學者的傳統論點,但並無法否認其作品的重要經典價值,尤其他們從階級與民族視角針對殖民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與殖民性的分析方法論與主要論點,仍將不斷刺激著新一代經濟史學者的研究與思考;同時,這些著作不僅是經濟史研究的成果,他們同時也代表著各自時代的左派理論思潮,具有重要的社會思想史之時代性意義。


同時,也應該澄清的是,不應認為臺灣、韓國、日本等地主張殖民近代化論的學者,是在與所謂的殖民地統治肯定論者相互唱和。應瞭解的是,殖民近代化論者並未否定日本帝國在臺灣、朝鮮、滿洲等地的統治政策具有殖民剝削性格的經濟政策,也未反對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的諸種經濟剝削現象,但他們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社會結構論或者個人主體觀。殖民近代化論者並不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與其社會結構是天衣無縫無可抵抗的,同時也不認為殖民地人民是僅能受殖民政策支配剝削的無力之經濟客體。他們主張殖民政策不僅有其結構縫隙與內在矛盾,同時也會產生各種意外性後果,因此殖民地人民包括資本家與農工勞動者等各種經濟行動者,能夠在殖民主義的經濟體制下持續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因此得以在這一過程與殖民者共同促成殖民地的經濟近代化,並與殖民者共同分享這些近代化的經濟果實。〔3〕

另外,殖民近代化論雖然否定帝國主義論的很多研究觀點,但並不否定日治時期殖民政策具有的殖民支配與剝削問題,因此當然也不反對文化與政治活動者對於殖民政府所發動的文化與政治抵抗運動的正當性,也就是即使殖民統治帶動了近代化的發展,但被殖民者對於殖民政權的文化與政治反抗當然仍有其正當理據。不過,近年來殖民近代化論的經濟史研究成果的確對於臺灣文化史與政治史學者提出一些歷史解釋上的挑戰,舉例來說經濟史學者在解釋1928年臺灣共產黨的興起時,往往會提及1928年那份依據階級鬥爭與歷史唯物史觀所撰寫的「臺灣共產黨政治大綱」,但他們在分析這一運動的歷史意義時,很少注意到或論及這份批判林獻堂等的臺灣右派政治運動,並藉以宣傳與推動共產革命實踐的黨綱中,對於臺灣經濟史與社會經濟現狀的表述其實幾乎大多錯誤的問題。同時也未注意到,若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說,當時主張政治改良運動的右派人士雖然運動訴求道德高度較低,但如陳逢源等人的臺灣經濟史分析其實相對較為正確。

還有一個例子則是,日治時期臺灣主要的農民運動並非發生在農民最受壓迫之時,而是發生在蓬萊米大量出口米糖相剋危機出現,臺灣米農與蔗農收入明顯提高,也就是日本資本主義在臺灣的剩餘價值剝削機制出現問題的時候。這就如同戰後臺灣社會運動最為蓬勃的時期,並非政治壓制與經濟剝削最為嚴重的時期,而是在政治解嚴前後與經濟成長率達致高峰的1980-1990年代初期。因此,儘管1920年代中後期臺灣的農民運動的發生有其經濟結構上的背景,但並非如同多數文化史與政治史研究所相信的乃因當時經濟剝削更為嚴重所致(傳統帝國主義論的經濟史解釋),而主要是與當時臺灣政治與文化結構的轉型密切相關。換言之,對1920年代中後期農民運動現象的解釋不應僅放在經濟與階級剝削等層面上,而應該如同晚近解釋臺灣解嚴前後社會運動的學者一樣,應用「政治過程論」等新的社會運動理論,透過探究1920年代殖民政府與民間社會互動過程的轉變,方能了解農民運動在當時發生的緣由。〔4〕

其次,本文之所以特別介紹日治時期經濟史與文化史/政治史研究的關聯,係因關切當代臺灣的青年人如何從日治時代臺灣史學到歷史教訓的問題,尤其是如何認識左派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當代臺灣的年輕人在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全球化浪潮下,面臨臺灣資本與產業外移導致的低薪化環境,以及房地產過度炒作、貧富差距拉大,同時也面臨因少子化而加劇的國家財政危機與社會福利體制惡化等危機,從而喪失了經濟的安定性與對自身未來的期待感。在這樣的情境下,筆者想像年輕的讀者們在閱讀1920-30年代臺灣文化史與政治史的時候,不僅應該敬佩左派臺灣共產黨人反抗殖民統治的社會革命理念,同時也想從那段歷史中學起反抗社會不公平體制的歷史教訓。

但筆者想提醒的是,的確社會不公應該反抗並尋求改變,1920-30年代臺灣共產黨人的社會實踐也值得敬重。但也請記得臺共那種依循1920-490年代中期蘇聯主導的第三國際在東亞推動的那種社會革命理念,已經完全證明失敗(請看北韓的現狀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東歐、俄羅斯、越南等共產主義政權的悲慘實踐經驗)。換言之,當我們基於左派的經濟平等理念與反殖民的民族與民主理念,而謳歌臺灣共產黨與農民組合等運動時,也不應忘記參照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提醒臺灣共產黨的經濟認識與實踐綱領其實是錯誤的,因此這一代困頓年輕人社會改革處方不應向過去的臺灣共產黨求索。

筆者想說的是,的確戰後西方國家學者發展出來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仍為人文社會科學界有用的分析觀點,但純就社會經濟改革來說,我們若天真的相信戰前第三國際的共產黨理念,或者倚賴於戰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政黨的實踐綱領,還不如求教於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等中間偏左派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5〕籌設組織並設想如何透過各種跨國的社會運動,改正這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對發達國家勞動階級的斵傷,重新恢復戰後歐洲各國一度良好運作的社會體制(資本主義生產與社會福利分配)。應該說馬克思的經典《資本論》的確仍有學術研究價值,但希望改革當前新自由主義弊端的讀者,我希望建議他們閱讀以上兩位經濟學家的作品,或者另一位中間偏左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的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等批判性的經濟學作品。〔6〕

最後,之所以不揣簡陋利用這個網站分享筆者這篇臺灣經濟史研究回顧文章,還有一個用意,那就是文章中會介紹兩個相關的臺灣史研究資訊。一是中研院臺史所2004年開始出版的《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二是中研院臺史所與政治大學臺史所、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自2007年底開始合辦的「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的網站資料。筆者希望本網站的讀者們,若有興趣了解這十餘年臺灣史研究進展的人,可以透過下面介紹的文獻類目與網站資料得知最新的文獻與研究進展,並投身臺灣歷史的研究。接下來,就請讀者閱讀拙文有關晚近日治時代臺灣工業史研究進展的回顧文章。

 


 

文章摘要

本文主要以晚近臺灣工業史研究成果為回顧對象,分析三個重要的研究議題: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觀點的辯論與更新、戰前戰後臺灣經濟史的連續與斷裂、以及臺灣經濟發展中的技術教育與學知等問題。首先,本文發現近年來的研究修正了前輩學者矢內原忠雄、凃照彥等人以帝國主義論為主的日治時期經濟史解釋觀點,開始提出殖民近代化論的主張;同時也修正了凃照彥等人有關戰前戰後政治經濟結構負面遺產繼承,或者修正了瞿宛文主張的戰後經濟發展與戰前殖民遺產並無太多關聯的說法,從而主張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諸多延續性,尤其強調戰前臺灣人中小企業發展的延續性;最後,學者們也關注戰前的技術教育與學知,和臺灣經濟發展之間的正面關聯。另一方面,本文也透過近年來中國學界對於「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的重要研究回顧文章,說明他們仍然囿於左派帝國主義論與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不願承認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的殖民近代化發展,同時也仍全然否認臺灣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延續性。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從2005年開始每年編輯出版「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至今已經12個年度。蒐集的研究文獻主要分成幾個類目:總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物傳記、史料、工具書等六類目。本文主要關切的日治時期工業史研究文獻被歸在經濟類目中。另外,2008年底開始,該所也與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已經舉辦過8次會議。其中共有6個年度研討會中,有過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論文,而本文主要關切的日治時期工業史領域的相關研究,通常被列為經濟史研究領域的一部份加以討論。〔7〕

之前這些經濟史研究回顧主要針對之前一或兩個年度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研究回顧主要是短期性的,且寫作方式通常是流水帳式的摘要評述各年度的研究主題。這些文章因為體例的限制,尚未提供我們清楚認識臺灣工業史研究長期來的典範轉變,也未提示我們臺灣工業史研究長期來有哪一些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與研究辯論。因此,本文將以近年來臺灣與日本學界有關日治時期工業史研究成果為分析對象,討論其在幾個重要研究議題上的開展與新發現,主要包括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觀點的辯論與更新、戰前戰後臺灣經濟史研究的連續與斷裂,以及臺灣經濟發展中的技術教育與學知等三個議題。

本文注意到戰前從矢內原忠雄到戰後周憲文、凃照彥與劉進慶等人,都主要採用帝國主義論強調殖民性的視角,來解釋日治時期的經濟史;且主要關切經濟政策與分配問題,較少關照經濟成長與發展問題;而對戰前戰後經濟史的延續性問題,凃照彥與劉進慶主要強調戰前殖民性脈絡下的那種負面政治經濟結構,如何被國民政府的威權政體所承繼;同時,相關研究也很少關注技術教育學知的發展,以及其與經濟成長和發展間的正面關聯。

而此相對,1990年代臺灣與日本學界的臺灣經濟史研究重新開展以來,帝國主義論的分析觀點開始退潮,有關日治經濟史的解釋除了殖民性的一面,也開始強調近代化的面向;另一方面對於戰前戰後經濟延續與斷裂問題,有瞿宛文等學者主張戰後臺灣工業化的開展與殖民地遺產並無太大關聯,而與國民政府外省官僚的政策作為與外省資本家較有關聯,但多數臺灣與日本學者主張殖民地經濟正面遺產及其與戰後經濟發展間的關聯性。最後,本文注意到近年來臺灣與日本的臺灣經濟史研究者也開始關注經濟發展與技術和教育史的關聯,並關心臺灣經濟發展與技術和學術知識的關聯。

此外,本文也注意到中國史學界從1990年代開始,尤其近十年來也對臺灣社會經濟史問題做出很多研究,並且從2003年開始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回顧文章陸續出版,介紹與檢討了中國學界的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本文發現因為兩岸的特殊關係,還有歷史研究涉及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歷史詮釋權問題,中國學界的臺灣史研究者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經濟史以及臺灣經濟史的連續與斷裂問題的看法,相當不同於晚近的臺灣與日本學界。因此本文最後也想要透過中國學界對於「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回顧文章的介紹,來說明他們的論點。

 

二、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觀點的辯論與更新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觀點,1930到1970年代為止主要由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論觀點所主導,1970年代中期則有凃照彥參照馬克思主義的連屬理論,部分修正帝國主義論的說法,強調台灣本地傳統社會經濟結構與殖民者推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連屬作用,但整個論證主題仍然是以帝國主義論為主題。1980年代以來,方才有柯志明以歷史制度論為方法論提出有關米糖經濟的殖民近代化論(發展從屬論),以及張漢裕、葉淑貞、吳聰敏與林滿紅等人以新古典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為方法論提出的殖民近代化論。晚近則有臺灣與日本學界的經濟史學者從各種產業面向,尤其是工業面向對於殖民近代化論的進一步分析。〔8〕

另一方面,針對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的討論,傳統的主流觀點建立在凃照彥的分期觀點上,主張臺灣經濟的殖民地化過程可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895-1905年資本主義的基礎工程完成階段;第二階段,1905-1920年代前半,以製糖業即蔗作農業為中心的階段;第三階段,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後半期的十五年間,是蓬萊米與蔗作糖業並存而相剋的階段;第四階段,1930年代後半期,特別是中日事變爆發的1937年之後到戰爭結束約七年間,推行軍需工業化的階段。〔9〕

凃照彥在帝國主義論脈絡下對於臺灣工業化進展的分析,包括幾個要點,首先,只有關切日本資本所建立的大型工業,在前期僅討論製糖業等食品加工業,後期則僅簡要討論到化學工業、機械器具工業、金屬工業等。其次,強調這些工業化是不是依照臺灣自身經濟發展需求而來的,而是日本帝國在其資本主義化與軍國主義考量下的工業發展。最後,強調這些工業化發展是以臺灣人民的勞動力、資金與經濟福祉的犧牲與負擔為成本所完成,而這些工業化發展使得臺灣經濟的殖民地畸形發展更加嚴重。〔10〕

我們可以發現晚近以來的臺灣工業史討論,基本上是站在殖民近代化論觀點上對於上述偏向帝國主義論研究傳統的一系列修正。以下我們說明晚近臺灣與日本學界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主要修正論點。

首先,我們討論高淑媛以化學工業為主的研究成果。高淑媛從博士論文階段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工業與政策的分析開始,就一直致力於臺灣工業史的研究,對鳳梨罐頭業、釀酒業、製紙業、酒精製造等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她的研究論點很明顯與凃照彥等人的帝國主義論主張有很大不同,首先,她承認日本的經濟政策帶有明顯的殖民考量,即偏向日本資本家的利益;也注意到1930年代如鳳梨罐頭產業的統制政策,剝奪了臺灣人中小鳳梨工廠的經營權。但整體來說,高淑媛並不認為這些政策完全限制臺灣人的工業發展。其次,她對日治以來各個時期的臺灣人工業發展作了鳥瞰式的整理,尤其對於1930年代以前臺灣人以小規模經營方式展開的各種工業作了深入的討論,修正了過去學界只注重以日本資本為主的製糖業分析。她強調臺灣人面對日本統治者的偏頗政策與日本商品壓力,採取了適應實際需求的小規模經營的柔軟對應方式,並在此過程中學到經營組織方式、生產技術、與企業經營觀念,而且這些共同構成了日治時期的遺產,並成為戰後臺灣經濟以中小企業為主軸的歷史淵源。〔11〕

高淑媛近幾年來利用協助成功大學校史編纂的機會,與臺灣化學工程學會合作,對於臺灣的工業教育史進行了深入分析,並訪問了臺灣化工界的耆老,對臺灣的化學工業史進行了深刻的探討。〔12〕其研究成果不僅對於臺灣戰前戰後的各種化學工業進行了深入的解說,也對技術與教育對工業發展的影響,還有戰前戰後臺灣工業發展延續斷裂問題作出深入探討。本節僅介紹其對日治時期化學工業史的成果,其餘兩個議題的研究成果則在下面兩節再行分析。

在最近一本專書中,高淑媛對於製革業、榨油業、肥皂業、竹製紙業、釀酒業、製藥業、酒精工業、與戰時代用燃料、蔗渣製紙業、香料工業、肥料工業、鹼氯工業等臺灣在各時期發展起來的諸種工業,進行了深入的介紹。第一到第三章,作者主要討論清末臺灣已經可以生產的幾種傳統化學工業,如製革業、榨油業、肥皂業、竹製紙業、釀酒業、製藥業,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受到的各種衝擊,以及這些以臺灣人經營主體的中小規模產業,如何走向機械化也就是近代化之路。同時也討論了在戰爭時期的經濟統制體制期原料缺乏或者管控的狀況下,臺灣人經營的這些中小化學產業的變化與因應之道。並指出這個時期的變化,直接影響了戰後相關產業的延續與變化路徑。

第四到第六章則討論酒精、代用燃料與蔗渣製紙業,這三種工業品使用製糖業副產品糖蜜與蔗渣作原料,是日本糖業資本家與臺灣總督府結合近代科學研究與工業技術,所建構而成的糖業化學產業。第七章則討論香料工業,該產業是利用樟腦副產品樟腦油作為原料所發展的新產業。作者強調四到七章這些產業,都是在殖民母國的商品需求結構下,利用臺灣所生產的農產品為原料發展而成的產業。第八與第九章討論的肥料工業與鹼氯工業,則是利用臺灣豐富的非植物性原料所發展的重要化學工業。這兩項產業生產的商品,主要是為滿足臺灣的市場需求,儘管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日本同類進口商品的競爭壓力,不過在日治後期的快速發展,仍構成了臺灣戰後有機合成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礎。〔13〕

另一方面,高淑媛最近也在另文中,討論1930年代後期戰爭時期在總督府以日本資本為主的軍需工業化政策下,以臺灣人中小規模經營為主的民需工業為何也有很大的發展。她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殖民政府一方面因為戰爭需求在臺灣推動軍需工業化,另一方面為了穩定臺灣社會秩序,也強調擴充民需產業。作者主張殖民政府的軍需工業化政策刺激了相關產業成長,同時日月潭水電工程完工提供豐富便宜之電力,加上近代工業教育培養之人才累積等,導致1930年代後期、1940年代,臺灣工業產品自給比率提升,對日本商品依賴程度開始降低。作者也認為,戰爭時期創設的這些臺灣中小企業以及相關技術人才,在戰後繼續成為台灣工業化的重要動力,呈現「一貫的連續性發展脈絡」。〔14〕

高淑媛的日治時期工業史研究,尤其是有關臺灣人中小規模工業的詳細分析,相當程度補足了過去僅以日本資本大型工業為主的工業史分析,不僅有效修正了凃照彥等人的傳統經濟史觀,對於戰前戰後經濟史的延續與變化議題,還有經濟發展與技術教育的關聯,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洞見。筆者在此唯一想要提出的一點批判意見是,如同作者所指出的製糖業與酒精等產業的發展關聯或者日月潭水力發電完成對於其他產業的影響一樣,筆者以為作者在分析各個時期的日本人大型工業與臺灣人為主工業,尤其是戰時日本資本家的大型軍需產業與臺灣人中小型民需產業時,應關注產業經濟學所論及的關聯產業或者產業關聯問題。〔15〕換言之,軍需產業與民需產業或者日本資本大型工業與臺灣中小型工業的關聯值得細究,不宜將之當作各自獨立的產業。

接著,我們討論堀內義隆等日本學者的工業史研究,這些並不是最新的研究,但最近經臺灣學者薛化元等人組織翻譯成中文並編成專書出版,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到類似的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典範轉移現象。〔16〕我們依序討論專書中堀內義隆、やまだあつし(山田敦)與北波道子等人的三篇工業史研究成果。

首先,堀內義隆的文章。〔17〕堀內義隆與前述高淑媛一樣,都關心被視為戰後臺灣經濟動力主要來源的中小企業發展問題。他的一系列文章透過日治時期臺灣各種中小零細工業與商業經營者的分析,修正過去凃照彥等左派學者所強調的「土著資本勢力衰退」、「殖民地單方面的收奪」、「單一作物經濟形成」、「以精糖業為中心的工業化」等論點的偏頗性,並得出與上述高淑媛類似的修正觀點。〔18〕

堀內義隆主要討論臺灣人的中小零細工業在日治時期如何醞釀成形、產生條件為何、受到何種制約以及如何發展等問題。首先,堀內義隆將中小零細工業分成三個類型:家庭工業、零細工廠、中小工廠三個類型。他首先注意到1910年代後半以來中小零細工業發達的情形明顯,最初大部分以碾米業白米業為主。1930年代除了這兩個業種大為增加外,還可以觀察到業種多樣化的現象,而且其中有14個業種在1930到1938年間工廠數增加兩倍以上,顯現了該時期零細工廠在工業化上的廣泛進展。其次,他注意到1920年代後半中小工廠經營規模的擴大現象,不過並沒有進一步擴展成大工廠的現象,而且這些工廠大多是食品材料工業、生活用品製造業、建材製造業與金屬機械器具工業等很多業種,大部分與消費財的生產有關。其三,他從工業生產額的變化,發現1930年代臺灣的工業化性質發生變化,醬油、澱粉、麵類、稻草製品、金屬製品、機械器具、木製品、印刷、裁縫品等業種,在1930年代後期有比較大的發展。最後,他指出臺灣的中小零細工廠最初是在農村發展起來的,1930年代後則在都市裡也有一些特定業種發展出來。

另一方面,堀內義隆討論了促成臺灣中小零細工業發展的各種條件。首先,他認為臺灣對日本與中國等地區的經濟關係變化,引發了新商品的流入、殖民地開發需求、進口替代生產與出口需求等四個現象,而這些現象對於許多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具有刺激作用。其次,他認為臺灣農家經營具有擴張性與柔軟性,兼業與副業的普遍存在,有助於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但不利於勞動力從農業向其他產業大量轉移,而這成為大工業發達停留在低階段的條件。其三,1920年代以後商品經濟的廣泛發展,使得島內對於各種工業品需求的擴大,這對中小零細工業的生產具有刺激作用。其四,電動機的引入對於許多中小零細工業的發達,具有刺激作用,但其影響並不是普遍及於所有的業種。其五,都市化的進展,則促成了許多以都市為基盤的中小零細工廠的進展。〔19〕

對於堀內義隆以上的論點,筆者大部分都贊成。不過其中有兩個看法,筆者覺得有斟酌空間。首先,堀內認為臺灣的農家經營特質,有助於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但卻有礙於大型工業的發展。但這種說法恐怕有問題,作者的邏輯是因為農業發達,可以養活大量人口,而且農民普遍可以用兼業與副業的形式來參與工業,所以不利於需要大量專職勞工的大工業的發展。但這恐怕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說法,如同作者在整個討論中所強調的,臺灣農業本身是非常商業性的,農民也普遍具有營利精神,因而在中小零細工業興起的過程中,普遍以兼業副業或者專職的方式參與了這些產業,因此似乎沒有理由認為,如果有需要大量勞動者的大型工業出現,且其雇用條件高於農業或者兼業與副業收入的話,農家的勞動者會不願意離農就工。因此,問題應該是1930年代後期之前,在總督府經濟政策轉變前臺灣缺乏除了糖業以外的大型工業,以至於農民無法被吸納進入大型工業的勞動領域,而非說是臺灣的農業與農家經營型態造成大工業發達的阻礙。

其次,作者透過臺灣人中小零細工業的討論,主張凃照彥以臺灣五大家族等土著民族資本的衰退與沒落的說法有誤,強調這種「民族資本沒落史觀是片面性的評價」,主張應該注意到以中小零細工業為主的臺灣人「土著資本」在日治時期發展的重要性。但作者似乎以此同意了凃照彥有關五大家族等臺灣大型土著民族資本衰落的命題。然而筆者以為連這個說法也無法成立,實際上凃照彥這一說法的比較基準是有問題的。應該注意的是凃照彥的分析,其實僅證明隨著日本資本控制糖業與各種大型產業的過程,尤其戰時統制經濟以日本資本來合併各種產業的過程,臺灣五大家族對於各種大型產業的控制力有所減弱,且隨著臺灣整個工業資本膨脹的過程,五大家族所佔的資本份額也在降低。

但事實上,如同凃照彥自己的統計資料與分析所示,五大家族本來的產業主要是以土地和商業為主,但隨著日本殖民者引進工業,開始與日本資本家合資或者獨資經營各種工業,不但累積了遠比清朝時期更多的資產,而且學習了更新的商業、工業與金融業經營手法。〔20〕從這個角度來說,主張五大家族的族系資本在戰時體制下日益從屬於日本大型資本,或許可以成立,但這畢竟是在戰時體制下的特定結果,其資本與經濟經營能力並未消失,因此說其衰退沒落無法成立,反而應該說隨著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資本與財富持續擴張,並擴大了其產業版圖。

接著,我們討論やまだあつし的一文。〔21〕這篇文章主要利用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總督府與日本人資產的接收紀錄,來討論日治末期臺灣工業的結構。作者認為臺灣在1930年代中期以前,經濟主要以農業為主,工業方面僅有糖業、碾米業等農產加工業,以及建築磚瓦業和機械修理業等比較突出。臺灣工業化的主要進展是在1937年中日戰爭之後,當時總督府的工業化方向包括:(1)以臺灣為南進基地而設立軍需相關工廠、(2)建立可利用島外資源的工廠、(3)確立島內自給自足體制為目的的工廠。

作者利用接收資料,列表說明日治末期各類日資企業的企業家數與其資本額,據此可知日治末期的工業類型包括:石油、煉鋁、銅礦、煤礦、肥料、蘇打、機械造船、紙業、糖業、水泥、電力、纖維、窯業、玻璃業、肥皂、油漆、鋼鐵、罐頭製造、機械和農具製造、印刷、製材業等。另外,作者也列表指出,這些產業戰後撥歸公營時的各種經營形式:包括國營、國省合營、省營、縣市營與黨營。其後,作者說明了1950年這些日資產業被接收後的經營與生產狀況,並主張從這些產業的生產狀況來看,前述日本統治末期的工業化構想中,(1)與(2)兩個工業化目標的達成程度有限,反而是(3)設立自給自足體制為目的的工業化部分有些進展(即前述高淑媛所謂的民需經濟)。

最後,作者在結論中提到,戰後這些接收日產有部分作為公營企業歸屬到政府手裡,而這些繼承自殖民遺產的工業,是戰後政府的財政與公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作者也簡要提到接收產業中有大量的中小企業被拍賣讓渡或者作為土地徵收的補償讓渡給臺灣人,提供了臺灣人經營工廠的機會,並主張1960年代以後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工業化,可謂「承接了日治時期的工廠而得到企業活動的機會」。〔22〕

作者此文對於我們理解日治末期的工業結構以及戰後日資產業的接收過程有一定的貢獻,尤其是指出戰後日資企業的接收與民營化,對於戰後臺灣中小企業的大量創設與部分大型企業集團的發展,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此文也有一個嚴重的疏漏,一方面,此文完全沒有討論到戰爭時期臺灣人中小規模產業或者民需產業的發展,會讓人誤以為日治末期的工業化,主要都是日本資本家的投資成果;另一方面,作者也沒有解釋為何在戰後初期日資企業的拍賣讓渡過程中,有大量臺灣人得以購買並經營這些產業。就此來說,高淑媛前述有關戰前與戰後初期臺灣人中小企業與化學工業史的研究,則很好的補足作者有關日治末期工業結構的討論,並且說明為何有大量臺灣人有資金、技術與經營能力來購買與經營這些原日資產業。

接著,我們討論北波道子的一文。〔23〕該文討論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從建設計畫(1917)、動工(1919)、中間歷經兩次停工復工再到完工(1934)的經過,並討論其與臺灣工業化發展的關連。作者首先強調總督府在1910年代中期戰爭景氣與大正南進熱的時期,開始推動日月潭水利發電計畫,希望藉以推動臺灣的工業化,因此傳統主張總督府直到1930年代中期才有推動臺灣工業化的說法並不正確,但作者也承認總督府的目標並非鼓勵臺灣人的工業化,而是主要希望引入日本資本推動日本人在臺灣的工業化。其次,提到1919年總督府以官營的臺北電氣事業所的設備充抵為官方資本,並積極籌集民間資本,成立半官半民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開始日月潭水力發電的建設。但其後陸續遇到戰後物價膨脹以致建設成本大增,同時因戰後景氣低迷、關東大震災等問題導致資金籌集困難,且因當時臺灣產業狀況下電力消化尚有困難,以致不得不在1926年停工。

其三,總督府與臺灣電力會社積極推動復工,包括請美國公司調查原有計畫的適切性,並推動發行外債的計畫,終於在1929年復工。而1920年代晚期臺灣的中小企業有所增加,並且增加電力的消耗,臺灣整體電力需求已經大為增加,因此電力消化狀況得以支撐臺灣電力會社的經營與建設投資;另外,總督府在1930年代初期也陸續招攬到日本資本家來臺投資大型產業,進一步改善了臺灣的電力需求狀況。而電力需求狀況的改善,則促成了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最終完成。

總之,作者強調發電建設與產業發展在一定狀況下的正向發展關聯。他認為1920年代後期臺灣產業的「由下往上的發展」,支撐了總督府「由上往下推動」的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的復工與完成。而1934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完工,則提供了充足與低廉的電力,促進了戰時體制下臺灣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24〕

接下來,我們討論林玉茹有關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濟開發與經營活動的一書。〔25〕該書詳細分析了臺拓在東臺灣的經營機制、農林事業、移民事業以及投資事業,說明在1930年代後期戰時計畫經濟與國防資源需求的帝國政策考量下,臺灣總督府如何利用臺拓來積極開發位於殖民地邊區的東臺灣,藉以發展軍需產業(臺東廳熱帶拓殖企業、花蓮港廳軍需工礦企業)。作者認為臺拓在東部邊區的熱帶栽培業與軍需產業並非基於地方需要而產生,與殖民地邊區經濟的內部關連不大,而是配合日本帝國戰時的統制化、計畫化與工業化所展開,因此臺拓在東臺灣邊區的開發,可以說是R. H. Myers研究戰時日本帝國在滿洲與華北的經濟發展時所提出的「殖民地飛地經濟」(colonial enclave economy)。〔26〕

另一方面,對於過去學界如黃紹恆主張1930年代的工業化對臺灣社會帶來變化有限,或者臺灣資本主義史上的工業革命自1950年代才全面展開的說法。林玉茹則以臺拓在花蓮的軍需工礦企業為例,主張1930年代後期在日本帝國投入大量資金、技術與勞動力的開發下,臺灣東部邊區在戰前的確有快速的經濟發展;而且從戰後花蓮工業發展與戰前的關聯來看,戰前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發展也具有殖民遺產的意義,即殖民地晚期的開發對於戰後東台灣的農業與工業發展扮演了一定的角色。〔27〕

 

三、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的斷裂與延續性的辯論與更新

臺灣學界關於臺灣經濟的連續與斷裂問題,早先主要有凃照彥與劉進慶從左派馬克思主義的從屬理論與雙重經濟構造論出發提出的論點,兩人都從殖民剝削與經濟從屬的角度,主張殖民地經濟剝削結構在戰前戰後的某種延續性,也就是強調負面的殖民地遺產。前者在以日治時期經濟史為主的作品結論中,展望了殖民地政治經濟遺產對於戰後的影響,他認為日治時期本地資本勢力的長期衰退,構成了戰後農地改革得以實施的基礎;同時本地資本的弱體化,也造就了其無法繼承日本財閥資本遺留的大型企業,以致那些企業均被國有化;另一方面,戰前臺灣堅固的官僚制中央集權結構,則在戰後特殊條件下,被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成為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體制的基礎。最後,關於殖民地經濟結構的影響,一方面日本財閥巨型企業與本地零細工商業的雙重結構,在戰後轉變為公營(國有化)與民營的雙層結構;另一方面,戰前依附於殖民母國日本的跛足式貿易結構,則在戰後被原封不動繼承下來,變成深深依附於日本與美國,加強了其本身的殖民地從屬性。〔28〕

至於劉進慶則認為:「戰後台灣經濟構造的特殊性,是受其特殊的歷史社會過程所制約。原來戰後巨大的國家資本,是將殖民地時代的日本獨占資本全面國有化才生出來的東西,這就是將殖民地經濟一舉朝向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變化的飛躍過程。而這種轉變過程,從根本上制約了戰後台灣的經濟構造。戰後,公業獨佔體制一直與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階級利益強固地結合在一起,變質轉化為『官僚支配』的半封建社會(由黨官僚所代表)所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同樣的情況,也可以用以說明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本質上是國民黨支配權力取代舊地主支配階級。君臨農民頭上的是軍事的、半封建的國民黨專制權力,因此傳統的零細農業仍獲保留,農民仍然陷於封建的苛斂誅求之中。台灣經濟一方面對外從屬於美日資本主義而發展,另一方面在推進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帶來私業的發展。但私業的發展,經過多次反覆而終於反過頭來超越公業的獨占,轉化成與公業的對立物。因此在統一公業與私業矛盾對立的官商資本之確立階段中,戰後不斷重組的台灣新殖民地Ÿ半封建社會經濟體制也終見確立。」〔29〕

另一方面,近年來從發展型國家論出發的經濟史學者瞿宛文,關注戰後臺灣經濟成長的原因,並對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關聯問題,提出另一種看法。〔30〕瞿宛文的分析取徑與傳統帝國主義論不同,在分析戰前與戰後的經濟發展時主要關切的不是殖民性或者對於日本與美國的從屬依賴面向,而是是否達成經濟近代化。她承認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經濟經歷了殖民現代化,幫助奠立日後工業化的基礎,但他認為殖民統治並未帶來「可以自行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同意戰前戰後的經濟發展具有延續性。她主張臺灣戰後經濟成長的原因,必須歸咎於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傳承與其戰後在臺灣時期的作為,換言之她強調戰後國民政府大有為政策與官僚的影響。〔31〕

瞿宛文並以戰後早期棉紡織為例,進一步驗證她的這一看法。她認為:「日本殖民統治留下相對良好的基礎建設,不過並未扶植本地人所有的現代工業企業。戰後初期當局先以高度管制及保護的政策,強力扶植大陸遷臺及臺灣既有的紡織資本,使得棉紡織業能在幾年內快速成長並達到自給自足。棉紡織業在其後即不斷擴張而進入產能過剩的困境,而由於政策轉向出口導向,才使得產業進入快速出口成長階段。同時,政策上及早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包括人纖及其後的石化人纖原料產業,幫助形成上下高度整合體系持續成長。在1950 年代,後進國家普遍採行進口替代政策來扶植紡織業,但多數或未能成功的完成進口替代,或完成後卻未能提升競爭力而發展停滯。多數國家進口替代的政策方向不明措施不一致,以致於成效不彰。相較之下,臺灣棉紡織業早期政策思維清楚方向明確,發展因此優於多數其他後進國家。當時經濟官僚體系的能力、意志與願景,則主要是民國時期留下的傳承,應是那一代人歷經憂患與失敗下,形成的共同記憶共識與理想」。〔32〕

另外,她也借用韓國經濟史學者有關殖民地飛地論的觀點,進一步討論臺灣戰後工業化是否是日本殖民時期的自然延續?臺灣戰後第一批主要資本家來自何處?從企業史的角度切入,探討臺灣戰後為何能夠快速工業化的成因。她主張:「臺灣戰後第一批重要企業的創始人,除了大陸遷臺紡織資本外,本土工業資本多為原先無製造經驗的戰後新興資本,他們的興起多曾受到產業政策的扶植與協助,或曾受惠於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所分配的特許市場執照。這一方面是因日據時期工業化程度有限,具殖民與飛地的性質,並未產生本地工業資本。另一方面,則是因國府延續了日本殖民政府高度主導地位,並有美國的支援,也確實運用其條件推動了工業化。國府雖未將重要國營企業私有化,但自始即扶植民營企業,以致於私部門製造業產值的份額在1954 年就開始超過公部門。其產業政策的成功之處,在於其在公營與私營之中、在保護及競爭中尋得折衷之道。本文這些發現,與發展經濟學中修正學派強調產業政策的角色的說法相一致,顯示殖民統治的影響需要放在落後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的架構中去理解」。〔33〕

相對於瞿宛文這種看法,資深學者陳慈玉則主張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具有某種延續性。陳慈玉最近將其二十餘年來有關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出版。〔34〕她主要討論兩個主題,一個是臺灣的產業變遷,具體涉及的產業包括,鹽業、鹼業、鋁業與煤礦業等,不僅針對日治時期的發展,也針對戰後初期的演變加以分析。另一個則是針對日治時期台灣出口貿易的分析,主要針對樟腦、鹽等專賣品與香蕉、茶葉等非專賣品的流通機制的分析。我們此處討論主要針對產業發展的部分。〔35〕

首先在鹽業與鹼業的討論中,作者除了關注在這兩個產業發展變遷過程中,銷售市場的變化外,也關注在這些產業轉型中政府政策與技術開發引進的角色。作者強調戰後臺灣的重化工業絕大部分是繼承日據時期的「遺產」,並指出這些戰爭時期日本財閥的軍需工業,在戰後主要轉變為國營、省營或者國省合營的公營企業。接著指出在市場銷售上,戰前從以日本帝國作為主要市場,到戰後初期轉變為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具有某種延續性,但在1949年大陸市場消失後,陷入困境。然後則討論,這些產業如何在國民政府的政策協助與美援的支持下,開始透過與日本、美國企業的合作與技術轉移,開發內需市場並進行產業轉型。

而在戰時到戰後初期臺灣重要軍需工業如工業鹽、無水酒精、鋁業、紙漿、黃金等的討論,主要的論點與前述鹽業鹼業的分析類似。作者強調戰前的這些軍需工業是日本殖民政府產業垂直分工中的一環,是日本帝國從戰時軍需工業化的國策考量下在臺灣推動的新興產業,雖然這些物資的生產量並未達到日本企劃院的要求,但證明了臺灣有能力提供工業半成品給日本乃至世界。而戰後初期,這些產業則是大中國資源圈與工業發展藍圖中的一個環節,所以就這種殖民地型產業分工結構而言,顯示出戰前戰後初期的連續性;但另一方面企業型態從民營轉變成公營,則顯示為斷裂性。接著,在煤礦業的討論中,提到臺灣煤礦業中政府當局的角色、礦業協會的作用、相關技術的傳承等,都顯示出歷史的連續性。但是戰後消失的日本三井財閥與基隆顏家,則象徵著二次大戰後政權更迭所導致的歷史斷裂性。

本書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從日本財閥為主的軍需工業的面向,討論了戰前臺灣工業化的發展,以及其與戰後臺灣產業發展之間的連續性,並同時關注因為戰後政治體制、國際分工與市場的轉變,臺灣產業發展的斷裂性。這些討論中有關戰前產業史的分析雖然仍然帶著部分帝國主義論的痕跡,但因關注戰前戰後產業近代化的問題,所以否定了前述劉進慶來自左派觀點的經濟從屬理論的說法,〔36〕另一方面其有關產業連續性的看法,也部分批駁了瞿宛文有關殖民地遺產否定論的主張。

另外,相較於陳慈玉的討論,本文前面有關やまだあつし的討論,則針對戰前日本資本所屬企業在戰後被政府接收後,有不少中小型企業被拍賣讓渡給臺灣本地人經營,這些分析顯示戰後初期臺灣人其實是有足夠資本與經營能力來承接日資企業,並進行工業經營與生產的。這些說法,比起前述陳慈玉的分析,更為明確地駁斥了前述瞿宛文有關殖民地飛地論的說法。

此外,相較於やまだあつし的分析,前述高淑媛有關戰前戰後臺灣化學工業史的分析,又更為重要。高淑媛的相關分析一一駁斥了前述瞿宛文的觀點,她主張日本資本家戰前建立的大型工廠被接收為公營企業後,雖在中國來的技術人才與臺灣培養的本地人才共同努力下可以繼續保持生產,不過產品市場因為政治變動產生斷裂,因此營業不振的例證較多。與此相對,戰後繼續支持化學工業的力量主要來自民營化工廠,她發現戰後的民營化工廠包括三種,一種是臺灣本地人經營的傳統化學工業在戰後的繼續經營;一種是日本人經營並以臺灣為主要消費市場的中小型化學工廠,戰後被標售後改由臺灣人經營;最後一種則是1947-1949年新設的民營化工廠。

另一方面,高淑媛也發現,臺灣本地人標購日產與新設化工廠的資金具有多重來源,主要包括商業資本轉換為工業資本、原工業資本轉入化學工業、還有技術人才籌集資金新進入化學工業者。最後,高淑媛強調戰後臺灣人化學工業的經營,需要一定的技術能力,而這則有賴於1930年代臺灣工業教育的人才培育與積累(參見下一節的討論)。高淑媛主張戰後初期臺灣人利用日治時期累積的資本、技術與設備,投入工業化生產與經營的現象並不僅限於化學工業,而是在金屬機械、窯業與紡織業也呈現同樣的發展趨勢。〔37〕

最後,前輩學者謝國興在〈戰後初期臺灣中小企業的殖民地傳承〉一文中,則直接以瞿宛文的論點作為對話對象,針對戰後臺灣經濟與戰前的關聯作了討論。謝國興認為:「關於戰後臺灣經濟的發展歷程,一種重要的觀點是從產業發展的宏觀角度,認為戰後因日本管理、技術階層離開臺灣,臺灣的工業與產業發展一時出現傳承上的斷裂,而其得以延續者,主要依賴資源、委員會接手日產充公後組建的公營事業,適時補充了各大企業必要的上層領導、管理及技術人員,使得戰後臺灣產業發展得以接績,並為後來的經濟發展奠下基礎。然而戰後初期雖然國、省營事業確實在當時臺灣經濟復原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也不應忽略公營事業中的中、上層管理、技術人員中仍有不少臺灣籍人員,及中、下層絕大部分是繼續留用的臺灣員工。這些臺灣員工基本上是日治時期所養成,其對企業發展的貢獻仍有待更細緻的研究與評估」。

另一方面,謝國興也發現:「戰後初期臺灣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並未因日本人資金、管理、技術的退卻而出現萎縮現象,相反的,1945-1954 近十年間,90% 的民營企業仍為臺灣籍業者所經營,資金、技術、人員主要依賴殖民地時期的積累與培育。1954年臺灣民營製造業產值開始超過公營製造業,臺灣中小企業的重要角色與發展潛能已然具體展現。這些中小企業,其歷史淵源當追溯至1930 年代臺灣現代工業的萌發期,1950年代進口替代、1960年代出口擴張,均不能忽視殖民地時期的長期積累」。最後,謝並以製鞋產業為例,說明傳統手工皮鞋製造技術、橡膠產業、帽蓆編織業,如何在戰後匯流而造就了臺灣1980 年代的全球製鞋王國產業。〔38〕

最後,有關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延續與斷裂問題,還可以注意到與此相關的臺日經濟關係的演變面向。這個部分,洪紹洋最近的三個研究提供重要的洞見,首先,洪紹洋注意到臺灣戰後初期工業化過程中美援雖然扮演重要角色,但日本工業資本透過合資與技術移轉方式來臺,對於臺灣的工業化也提供了重要的助力。而戰後初期來臺的日資顯現出延續戰前人脈的特性,到了後期的投資才主要依循經濟利益的考量。其次,洪紹洋注意到戰後初期到1949年大陸淪陷為止,臺灣商人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人流與物流,其實是憑藉戰前日本帝國侵略華南時期所締建的基礎下展開,因此不僅凸顯出華南地域圈的交流在戰前與戰後的延續,也顯現當時臺灣與中國大陸整體之間產業發展差異的互補性。〔39〕

 

四、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與技術學知和教育問題

關於臺灣的農業發展與技術學知和教育的關聯,近十餘年來在教育史學者的努力下,已經有了很多的研究。〔40〕另外土木營造建築史的研究者,也對技術學知問題作了不少討論。〔41〕近年來,也開始有學者針對工業技術學知與教育問題進行討論。〔42〕本文以下討論近幾年來工業史研究中有關技術學知與教育問題的研究成果。

首先,前面瞿宛文在討論臺灣戰後工業化與殖民時期的關聯時,為了肯證戰後工業化與殖民遺產並無關聯,也曾提到戰前臺灣人因殖民政府的教育上的歧視政策,缺乏經營工商業所需的技術學知與教育經歷。另外,上一節提到陳慈玉,在其臺灣產業史的分析專書中,雖然從日本資本的軍需產業的討論中主張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的某些延續性,但她對經濟發展和技術學知問題,則提出類似於瞿宛文的看法。她主張戰前,臺灣的軍需工業主要倚賴日籍工程師,1948年後則是以中國各大學乃至留學歐美的大陸籍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戰前到戰後技術層面有所斷裂,而且戰前技術不純熟的臺灣人,似乎仍然延續著戰前的處境。

不過,前面提到的高淑媛並不這樣認為,她在前述提到的化學工業史一書中,強調戰後初期諸多臺灣企業家之所以能夠延續或者承接經營各種民營化學工業,除了與其原有資本與經營經驗的累積,以及戰後政府政策和經營環境的變更有關外,更與他們自身或者臺灣員工已經能夠有效掌握工業生產技術有重要關聯。

高淑媛分析了臺灣工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她同意日治前中期臺灣所需的技術人才完全倚賴日本供給,也承認1930年代以前臺灣的工業教育機構很少,主要僅有1919年的臺北工業學校,以及僅具進修教育性質的私立臺北商工學校與嘉義市商工補習學校。但她強調1930年代,總督府除了在1931年創設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戰後成功大學的前身)之外,1930年代後期因為在臺灣推動軍需工業化與生產力擴充計劃政策,大力在臺灣各地擴充工業教育,尤其是中等程度的工業學校與各學校附設的技術工養成所。依其統計到日本統治結束時,全臺共有8家工業學校、4家專修工業學校以及附設11家養成所,再加上1931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與1943年增設的臺北帝國大學工學部,共同建構了完整的工業教育體系。

另一方面,高淑媛也討論了總督府的工業研究機構,指出總督府的兩大工業研究機構中央研究所工業部(1939年獨立設置工業研究所)與糖業研究所,與臺北帝國大學和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樣,對於日本的化學工業急速移植到臺灣,以及臺灣本地化學工業的研究試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指出在這些機構裡都可以看到接受專門工業教育的本地人身影。高淑媛承認臺灣人的高級技術人才仍嫌不足,不過戰後初期臺灣一般水準的技術人員已經相當普遍。如其對於戰後初期臺灣各種化學工業的分析,她不同意瞿宛文與陳慈玉過度誇大來臺外省技術人才在戰後產業經營上所扮演的角色,她主張戰後初期有大量臺灣本地技術人才能夠承繼日本人的工業技術,並配合大量的一般技術人員,投入戰後初期化學工業的經營與生產。〔43〕

接著,我們討論洪紹洋有關臺灣機械業發展與技術學知的分析。該文就日治時期臺灣機械業最大規模的臺灣鐵工所,在戰後改組為臺灣機械公司的過程予以探討。洪紹洋發現:「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人才主要來自幾個層面,其中,糖業機械設計以日治時期服務於臺灣鐵工所的臺籍員工為主;鐵道機車方面,係藉由日治時期生產窄軌鐵道車輛的經驗,且為了進一步發展銷售至中國大陸的寬貴車輛,因而引進曾任職於中國大陸鐵道單位的外省籍技術人員;造船方面是由熟悉船舶設計的外省籍人員擔任主管,實作工作則仰賴日治時期澎湖馬公海軍工作部所培育之技術者」。〔44〕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發現機械業的狀況與高淑媛討論的化學工業有類似之處,戰前戰後的產業與技術延續性都明顯可見。洪紹洋提醒如鐵工所這樣的日資企業戰後經接收改組為國營企業的過程中,儘管資源委員會這些外省技術官僚在接收與經營過程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不應如過去研究者那樣給予過高的評價,尤其不應忽略臺灣技術者戰前累積的技術經驗,在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後,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的工業研究機構,最近許進發在其博士論文中進行了完整的探討,他將工業研究機構分為三個時期,即臺灣總督府研究所化學部(1909-1921)、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業部(1921-1939)、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1939-1945)。他並探討伴隨臺灣各個時期產業發展條件、產業政策與產業界狀況的變化,以及工業研究機構如何透過開發利用資源、協助創立企業,或協助改良產品品質,藉以協助產業發展。

許進發認為在總督府研究所化學部時期,在總督府「殖產興業」的政策下,主要科學性地分析臺灣各種農林工業原料,並藉由第一次大戰的經濟景氣,創立相關產業,且對傳統製造模式的釀造業進行產品改良並提高品質。而在中央研究所工業部時期,主要配合總督府的產業政策,協助陶瓷業的發展,並擴大無水酒精原料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有研究人員針對臺灣在地資源適合產業進行研究,從事植物精油與丁醇發酵菌等的研究。最後在工業研究所時期,前期雖然有「工業化」建設之美好遠景,一時新興產業紛然而起,研究機構也建立協助支援的技術能量,但後期則因「軍需產業化」情勢,研究機構也不得不成為「總體戰」中科學動員之研究機構。〔45〕

許進發的分析,因為著重於研究機構本身組織、人員與業績的綜合討論,對我們了解日治時期以總督府直屬研究機構的工業研究有其貢獻。但其分析並未涉及臺灣其他幾個重要工業教育與研究機關,如總督府糖業試驗研究所、臺北帝國大學、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也沒有探討這些工業教育與研究機構之間的關聯。另外,因為研究議題設定所致,其研究也未細究總督府工業研究機構與特定產業發展之間的關聯。〔46〕而這兩個面向的討論,是我們在探討日治時期工業史中的技術學知與教育問題時必須進一步推進的研究議題,高淑媛等經濟史學者對這些議題已經有了一些成果,但仍有待經濟史學者的持續投入。〔47〕

 

五、結論:兼論中國學界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觀點

本文主要以2012-2015年間的臺灣工業史研究成果為回顧對象。分析這些成果在三個近年來逐漸熱門的研究議題──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觀點的辯論與更新、戰前戰後臺灣經濟史研究的連續與斷裂、以及臺灣經濟發展中的技術教育與學知問題──上的研究進展與發現。

我們發現近年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的研究進展:首先,否定凃照彥等帝國主義論的日治時期經濟史解釋,開始提出殖民近代化論的主張;同時也否定了凃照彥等人有關戰前戰後政治經濟結構的負面遺產繼承,或者否定了瞿宛文主張的戰後經濟發展與戰前殖民遺產並無太多關聯的說法,從而主張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延續性,尤其強調戰前臺灣人中小企業發展的延續性;最後,學者們也關注戰前的工業技術教育與學知發展,並主張其和臺灣工業化發展之間的正向關聯。

最後,我們想要檢討一下中國學界近年來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進展,相對於臺灣與日本經濟史學界對於日治時期經濟史與戰前戰後經濟關聯等議題的研究修正與進展。我們注意到近年來中國學界1990年代以來,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明顯增多,問題意識從一開始的單純批判殖民掠奪與侵略,開始轉向對臺灣學界的「殖民現代性論」提出駁斥與與批判。〔48〕換言之,晚近中國學界雖然積極開展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但卻仍然堅持傳統的帝國主義論與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一方面否定臺灣經濟在日治時期兼具殖民性與近代性的殖民近代化發展,另方面也仍不願承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與戰前殖民地遺產的延續關聯。

 


 

註解:

[1] 這兩位學者的作品都有中譯本,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4[1929]);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1[1975])。有關臺灣文化史與政治史研究者對於臺灣經濟史的認識與想像,參見筆者的一篇文章,林文凱,2014,〈認識與想像臺灣的社會經濟史:1920-1930 年代臺灣社會史論爭意義之重探〉,《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2期,頁69-110。


[2] 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東亞殖民地文化史與政治史等研究領域,也有類似的研究典範轉移。歐洲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界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潮的退卻與轉型,以及J. Habermas與M. Foucault等人的(後)現代性批判理論思潮的流行,改變了東亞殖民地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研究典範,許多日本與韓國的殖民史學者從過去強調殖民支配與民族抵抗的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論典範,轉變為強調「殖民近代性論」(colonial modernity)的新多元典範。有關殖民近代性論的內涵,可參見川島真、並木真人、松本武祝、張隆志、駒込武等人的解說,以上諸人的文章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2004),頁65-170。但殖民近代性論雖然都反對舊有理論觀點,內部也充斥Habermas式與Foucault式的理論對立衝突,同時其各自與殖民近代化論之間也有複雜的親和與對立關係。不過,本文僅關切經濟史學者的殖民近代化論如何修正傳統帝國主義論觀點,在此不擬細論殖民近代性論問題。

[3] 有關日本帝國在臺灣的殖民政策與其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如何導致殖民地的殖民近代化發展,可以參見柯志明有關米糖相剋問題的解釋觀點。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社,2003)。另外,有關殖民地經濟行動者在殖民政策的經濟結構與環境下的自我培力現象,參見本文以下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回顧的解說。


[4] 有關「政治過程論」等相關社會運動理論的意涵,以及其如何用以解釋臺灣1980年代到1991年的社會運動事件,參見王甫昌,〈社會運動〉,王振寰等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臺北,巨流出版社,2003),頁421-452。

[5] 史迪格里茲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克魯曼為普林斯頓經濟系教授,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兩人並不反對以自由市場為運作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但反對目前這種新自由主義樣態的全球化,並且對於各國是否應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抱持審慎態度,而是期待各國透過政策干預矯正貧富差距擴大與社會福利削減的社會弊端。參見維基百科介紹。

[6] 湯瑪斯·皮克提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的教學主任以及巴黎經濟學院的教授,他對過去250年的財富集中與分布進行研究,認為:「由於已開發國家的資本回報率始終高於經濟增長率,這將導致財富不均逐步擴大。因此他提出通過徵收全球性財產稅來進行財富再分配以解決這個問題」。參見維基百科的解說。

[7] 有關「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請見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歷年出版的2004-2015年度《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另有關「臺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的創設源起,歷年議程與論文資料,請見「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 http://www.ith.sinica.edu.tw/links_01_list.php 下載2016/11/24。另外有關2004年以前臺灣史研究的簡要回顧,參見林玉茹、李毓中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灣史》(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

[8] 有關米糖經濟為主的農業經濟史研究回顧,請參見林文凱,〈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從帝國主義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發表於2015-09-11~12,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硏究院主辦「韓國與臺灣殖民地經濟史比較硏究」研討會。本文以下的研究史回顧,主要將以工業史的成果為討論對象。

[9] 凃照彥,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1[1975]),頁55。

[10] 凃照彥,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55-153。

[11] 高淑媛前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台灣近代產業的建立—日治時期台灣工業與政策分析〉(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3);《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業為例》(臺北:稻香出版社,2007);〈政策與產業--以宜蘭製酒公司在日本統治期之發展為例〉,《宜蘭文獻》77/78期合刊(2007.12),頁 94-123;〈臺灣興業株式會社—自宜蘭開端之台灣近代製紙業(1918-1945)〉,「宜蘭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2008.10)。

[12] 高淑媛,《成功的基礎:成大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時期》(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2011);《頭冷胸寬腳敏:成大早期畢業生與臺灣工業化》(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11)。《臺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臺北:臺灣化學工程學會,2012);《化工界耆老口述訪問記錄》(臺北:臺灣化學工程學會,2013)。

[13] 高淑媛,《臺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

[14] 高淑媛,《臺灣工業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16),第八章,頁157-180。

[15] 關聯產業的定義:「關聯產業是與主體產品或服務運行密切相關的產業。關聯產業是直接配合和圍繞主導產業發展起來的產業,它在投入產出或工藝、技術與主導產業的聯繫最直接也最密切,可以說是為主導產業的建設發展而存在的。關聯產業是主導產業的配套協作部門,因主導產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進一步來說關聯產業又可分成前向關聯產業、後向關聯產業與側向關聯產業。參見智庫百科條目「關聯產業」,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B3%E8%81%94%E4%BA%A7%E4%B8%9A 2016-11-25下載;產業關聯的定義:「產業關聯是指在經濟活動中,各產業之間存在的廣泛的、複雜的和密切的技術經濟聯繫。產業關聯方式是指產業部門間發生聯繫的依托或基礎,以及產業間相互依存的不同類型」進一步來說產業關聯的紐帶包括產品、勞務與技術等面向。參見智庫百科條目「產業關聯」,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4%B8%9A%E5%85%B3%E8%81%94 2016-11-25下載。

[16] 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研究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17] 堀內義隆著、李為楨譯,〈殖民地時期臺灣的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收入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研究文集》,頁265–314。

[18] 參見堀內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米穀産業と工業化:籾摺・精米業の発展を中心に〉,《社会経済史学》67(1)(2001-05),頁23-46;堀内義隆,〈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中小零細工業の発展(特集 東アジア経済発展の歴史的研究)〉,《調査と研究》30(2005-04),頁23-44;堀内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台湾人小経営--工業化の周辺〉,《地域総合研究》33:1(2005-09),頁83-96;堀内義隆,〈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工業の形成--製帽業を事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56(2008.12),頁26-53;堀内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農村工業の発達と労働供給〉,《三重大学法経論叢》27:2(2010-03),頁45-62。

[19] 堀內義隆著、李為楨譯,〈殖民地時期臺灣的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

[20]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367-463。

[21] やまだあつし著、薛芸如譯,〈殖民地時代末期臺灣工業的結構〉,收入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研究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355–384。

[22] 關於戰前日資中小企業讓渡給臺灣人經營的議題,洪紹洋最近以工礦公司的分廠出售為例作了深入的討論,也值得參照。作者主張從該個案可以發現戰時興起的諸多日資新興中小產業,在戰後初期被國民政府出售讓渡給臺灣人企業家,許多因此發展為臺灣較具規模的企業,主張該個案證明了戰前與戰後臺灣的經濟具有延續性。洪紹洋,〈台灣工礦公司之民營化:以分廠出售為主的討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4期(2016),頁105-151。

[23] 北波道子著、薛芸如譯,〈日月潭電源開發與工業化的起始〉,收入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研究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315–354。

[24] 北波道子著、薛芸如譯,〈日月潭電源開發與工業化的起始〉。另外有關日治時期電力事業與工業化的問題,國內學者吳政憲最近也出版專書進行討論,主張殖民政府「電力國有化」政策錯誤,以致造成臺灣電力發展缺乏效率,且無法對臺灣工業化發展提供有效助力。但筆者認為吳政憲的推論與分析有誤,前述北波道子的分析觀點較為正確。吳政憲,《新能源時代:近代臺灣電力發展(1895–1945)(上)(下)》(新北市:花木蘭文化,2013)。

[25] 林玉茹著,森田明、朝元照雄譯,《台湾拓殖株式会社の東台湾経營:国策会社と植民地の改造》。東京:汲古書屋,382頁。原中文本為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26] 不過,林玉茹在使用「殖民地飛地經濟」這個概念時有一些理解上的誤差,R. H. Myers的殖民地飛地論並不具有林玉茹使用時所顯現的那種負面意涵,而且也與她在該書第一章所提到的韓國左派學者所使用的殖民地飛地論概念不一樣。Myers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明殖民地飛地論,指出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不是既有經濟結構的自然發展,而是殖民政權基於戰時經濟考量透過資本、技術與勞動力的引入強制發展出來的。Myers雖然承認這種發展是殖民母國的利益與權力政治的產物,但基本上認為這些發展在一般條件下會構成了殖民地戰後經濟發展的基礎,換言之他的殖民地飛地論就包含了林玉茹所說的殖民遺產的正面意涵了。而韓國左派學者的殖民地飛地論,雖然一樣強調外來強加的殖民性,但並不承認這些經濟投入能夠奠定殖民地飛地的工業化基礎,或者帶給本地被殖民者經濟利益,而且他們也反對韓國等殖民地在戰後的經濟發展與戰前的飛地經濟有正面聯繫。Ramon H. Myers, “Creating a Modem Enclave Econom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Japan, Manchuria, and North China, 1932-1945,"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6-170.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頁13-19,尤其14頁註腳52。

[27]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頁248、261-262、271。

[28] 凃照彥,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539-542。

[29]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市:人間出版社,1992[1975]),頁9。

[30] 瞿宛文有關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完整討論,請見其新書,以下的討論將僅涉及其有關戰前戰後經濟發展關聯性的相關論點。瞿宛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

[31] 瞿宛文,〈戰後台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統治之影響與其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2007.03):1-33。

[32] 瞿宛文,〈重看臺灣棉紡織業早期的發展〉,《新史學》19(1)(2008.03):167-227。

[33] 瞿宛文,〈臺灣戰後工業化是殖民時期的延續嗎:兼論戰後第一代企業家的起源〉,《臺灣史研究》17(2)(2010.06):39-84。

[34] 陳慈玉,《连续与断裂:近代台湾产业与贸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陳慈玉,《近代台湾における貿易と産業:連続と断絶》,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4。這兩本書大部分主題內容重複,不過章節安排並不相同。

[35] 另外本書還針對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學知的角度作了討論。關於這個面向,下一節將討論的高淑媛等學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們到那個部分再討論。

[36] 如同北波道子的評述,陳慈玉對於戰前臺灣鋁業的分析仍然帶著帝國主義論的色彩,誤將臺灣鋁業的發展看作單純殖民母國對於殖民地工業資源的掠奪來看待,而未將這項產業的發展放在臺灣本地產業發展的脈絡中來分析。北波道子2014〈戦前台湾におけるアルミニウム製錬業について〉,《関西大学経済論集》,64:1(2014.6),頁27–46。

[37] 瞿宛文也注意到戰後初期本省級企業家的出現,注意到他們透過接收日產或者自行創業而開始工業生產活動。但強調他們大部分是在戰後才開始進入工業生產領域,不承認這些企業家的戰前經濟活動與戰後之間的關聯與延續,宣稱他們多數之前並不具有製造業的生產與經營經驗。瞿宛文,〈臺灣戰後工業化是殖民時期的延續嗎:兼論戰後第一代企業家的起源〉,頁60-63。但瞿宛文的說法有誤,參見高淑媛,《臺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頁255-264。高淑媛,《臺灣工業史》,第九章,頁181-204。

[38] 謝國興,〈戰後初期臺灣中小企業的殖民地傳承〉,收入謝國興編,《邊區歷史與主體性形塑: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45-85。

[39]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戰後臺灣經建計劃之促進與發展〉《臺灣文獻》63(3)(2012.09):91-124。洪紹洋,〈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臺灣文獻》66(3)(2015.09):92-124。洪紹洋,〈1950年代臺、日經濟關係的重啟與調整〉,《臺灣史研究》23(2)(2016.06):165-210。戰後初期臺日貿易關係的相關研究,另外參見やまだあつし,〈1950 年代日本商社の台湾再進出〉,《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人間文化研究科人間文化研究》,18(2012.12),頁213–222。やまだあつし,〈1950 年代日台貿易交渉:1955 年第2 回交渉を中心に〉,《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人間文化研究科:人間文化研究(研究紀要)》,19(2013.6),頁91–98。林滿紅,〈政權移轉與精英絕續:臺灣對日貿易中的政商合作(1950–1961)〉,收入李培德編,《大過渡:時代變局中的中國商人》,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頁156–201。

[40] 如吳文星、歐素瑛、吳明勇、劉書彥,葉碧苓等人的研究。

[41] 主要如蔡龍保的一系列研究。

[42] 鄭麗玲,〈日治前期臺灣人的工業教育(1912-1925):以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為例〉,《臺灣風物》8(2)(2008.06):95-134;鄭麗玲,〈近代化、平等化與差別化之間:臺北工業學校學生之就學與就業(1923-1945)〉,《臺灣史研究》16(4)(2009.12):81-114。鄭麗玲,〈戰爭動員下的中等工業教育(1938-1945)〉,《臺灣史學雜誌》11(2011.12):56-91。

[43] 主要參見高淑媛,《臺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頁241-247。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化學工業技術的研究發展,另可參見高淑媛,《臺灣工業史》,第七章,頁135-156。

[44] 洪紹洋,〈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接收與早期發展〉,《臺灣史研究》17(3)(2010.09):151-182。

[45] 
許進發,〈日治時代臺灣之工業研究機構1909-1945〉(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參見許進發,〈近代臺灣工業研究機構之成立及發展:以中央研究所工業部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41(2013.6),頁2–38。許進發,〈戰爭和科學:以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為例〉,《臺灣風物》,64:2(2014.6),頁119–166。

[46] 另外許進發對於經濟史的一些脈絡可能了解不夠透徹,他把1930年代後期的工業化與1941年之後軍需產業化區隔的說法有些問題,事實上1930年代後期的工業化政策就包含軍需工業化的內涵。

[47] 有關臺灣電力與石化科技史的一些研究,另可參見林炳炎,〈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創立的學校從電氣講習所到從業員養成所〉,《臺北文獻》181(2012.9):165–189。林炳炎,〈一九四五年以前在新竹的發電所〉,《竹塹文獻雜誌》56(2014.1):107–130。林蘭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臺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2013.3):87–135。黃萬相、林身振、林炳炎,〈新竹赤土崎之一頁石化科技史(1935–1946)〉,《竹塹文獻雜誌》,56(2014.1),頁51–70。林身振、林炳炎編,黃萬相譯,《第六海軍燃料廠探索:臺灣石油╱石化工業發展基礎》,高雄:春暉,2013。

[48] 近年來中國學界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回顧文獻,主要如杜繼東,〈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臺灣近代史研究綜述〉,《近代史研究》2003(03);陳小冲,〈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24;陳忠純,〈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以《台湾研究集刊》历史类论文( 1983-2007)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09;崔軍偉、毛文君,〈1990年以來中國大陸的日据時期台灣史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4期;程朝雲,〈大陸學界有關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研究綜述〉,《蘭州學刊》2015-10-15。在這其中程朝雲的評述較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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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凱/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臺灣經濟史:晚近臺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7/05/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臺灣經濟史晚近臺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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