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如何被改寫的?─以北伐史為例
關於一隻黑狗與家族、戰爭記憶

盛夏光年——在獅城,關於歷史系入學面試的兩三事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曾任教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

 

金禧年的新加坡,雨季似乎結束得慢了些。五月初的天氣逐漸乾燥,氣溫也到達一年之中的最頂點。

考季同時也是烤季,大學最耗電的季節。學校裡的大型講堂、體育館、建物大廳全被布置為冷氣颼颼的考場。

班上的學生正在冷氣房裡振筆疾書,身為老師的我們也沒閒著。月初便收到了行政秘書的來信,每位老師大約會被分配到十幾到二十個考生。任務是在一段期限之中負責聯絡到這些學生或者他們的家長,邀請他們來參加入學面試,也是升學的最後一關。

新加坡的升學是標準的科舉制度,從小到大有考不完的試和程度分流的篩選機制。學生從初級學院或理工學院畢業到銜接高等教育之間,會空出大約半年的時間。有人趁機出國度假,有人趁機打工。原因是如果不趁這個時候玩玩,之後緊湊而制式的升學和職場升等系統大概也不容許你有一刻喘息的機會。

在競爭激烈的南洋小島,有機會上大學的人不到三成。其中還能跨過兩所公立大學(新加坡國大和南洋理工)面試門檻的,某種程度上都已經可以算是佼佼者。在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能夠被邀請參加面試,幾乎已經到了最後一關。系上交代說,面試生的成績(尤其是歷史科)如果已經到達某個標準,又已經錄取國大,那麼如果面試表現不是太差,就幾乎篤定過關。

面試的過程其實並不困難,評選的機制其實也相當簡單。學生們多數已經身經百戰,通過了好幾次的升學篩選,接獲面試通知的孩子們都落在同一個成績組距裡,資質大同小異。如果這個組距的程度中上,面試的目的充其量就只是確認學生們之前所通過的篩選機制沒發生什麼特別的意外。

三五天下來,逐漸感到這份雜工的枯燥。其實並非由於他們的資質相近,而是每小時的面談感覺幾乎都一樣。了無新意的作答,卻夾帶著不知來自何處的自信。自信的背後則隱約又透露著更深遠的惶惑。

 

標準問答

不少學生趁著高中畢業,在銜接大學教育之前的半年趁機打工轉點小錢,因此不少人在大學前就開始累積工作經驗。可惜這段經驗累積的過程也不會太久。學生告訴我說,這純粹是因為學制的關係。絕少人聽過、知道甚至肯嘗試遊蕩一年,也就所謂的休假年(gap year)。他們說要是浪費了這一年,和同齡階層的競爭力就會削弱大半。

推門進來的女孩們多數蓄著一頭俐落的直髮,臉上撲著略微超齡的上班妝。男孩們大多把一邊頭髮剃得極短,另一邊留長,抹上厚厚的髮蠟,梳得整整齊齊。這是時下最「hip」的髮型:undercut。當中許多人帶著牙箍,似乎已經開始為日後的「門面」做足準備。一邊端詳著他們,我一邊納悶著,是什麼樣的驅力讓他們變得如此相像。

「談談你自己吧!」

「我成長於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在學生一成不變的自陳裡,不難感受家庭尤其是父母對他們生涯規劃決定性的影響。耐人尋味的是,他們卻絕少提及父母的期望。但是被問及自己想讀什麼,或未來想做什麼的時候,李光耀父母親巨大的陰影便迅速籠罩了過來。有個女學生的媽媽在面試的過程中一直躲在我研究室的門後。面試的過程中,女孩說話頻頻發抖,不斷地往後腦勺處看,似乎在提防著母親的介入,連我都能感受她巨大陰影的恫嚇。

「為什麼想讀歷史呢?」

「因為對歷史有興趣,但我更想讀的是公共政策。」這所已經排到世界年輕大學榜首的亞洲高等學府,在成立之初是沒有人文社會科系的,原因是李光耀覺得在南洋大學的原址發展人文社會學科,勢必又會培養出一堆造反的人政府想要把它發展為工程科學的重點大學。 [1]

 

圖1_新加坡南洋大學牌樓

圖1 已經不在目前校址內的南洋大學牌樓(作者拍攝)

 

但當新加坡猛然意識到想要躋身世界頂大,必須轉型為綜合研究型大學時,人文卻得便順勢開辦。我任教的歷史系開辦三年不到,學校又馬上開設了公共政策主修課程,這個與實務經驗關聯更密切的科系馬上受到爸爸媽媽學生們的青睞。他們深信孩子自己從這實用學科畢業之後可以迅速找到鐵飯碗。他們對歷史真的有興趣嗎?我再追問孩子們最近讀的歷史書是哪一類,答案不外乎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的東南亞。稍微關心時事的會說,對伊斯蘭國的崛起有興趣

「畢業後想從事什麼行業?」

「教育吧!或者是國防部。」這一題的答案明顯有性別化的趨勢。最近各國大學高唱的人文科學無用論,當然也延燒到了南國。學歷史,若不能意識到它所訓練的批判思考和析辯能力,那這門學科的確沒什麼用武之地。女孩們都想要當老師;男孩們多想要為軍隊效力。絕大部份人說不出深刻的原因,只因教育部和國防部的工作能夠讓他們衣食無虞。稍微有點想法的,可能會說想當記者,但新加坡在七零年代開始了嚴厲的媒體控管,裁撤或收編有損國家利益的報紙雜誌。只剩下了國營媒體的新加坡,記者的功能並非尋求或報導事實,而是為政府拋光抹粉。孩子們其實知道這件事,但也不能多說什麼。我問他們要如何實現這些願望,孩子們異口同聲地說:「努力用功。」

 

無法實現的夢想

當然,也有循不同管道爭取到面試機會的學生,他們想盡辦法抓住升大學的機會。但去年的此時,我勸退了一個學生,嚴肅地請他的爸爸思考讀歷史是不是對他的兒子有益處。

那是個二十出頭,高高瘦瘦,神氣十足的男孩。和其他的大男生外表沒什麼兩樣,同樣頂著一頭undercut,臉上冒著幾顆青春痘。我翻了翻他的資料,暗喜,是藝術學院畢業的學生哪! 這所十年前成立的藝術專科學校,目的原在培養有藝術天份的學生進入藝術界。這個學生選擇不投入藝術工作而報讀大學歷史系,想必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吧!

在藝術學院男孩主修爵士鋼琴。說起曾經在李光耀面前演奏時,眼睛透露出銳利的光芒,得意極了。但他的成績平平,只能靠特殊藝術成就拿到面試許可。

照例,我請他談談為什麼想要讀歷史,他則坦白那其實是父親的期許。來面試之前,他已經被紐約百科里音樂院錄取,但是苦無獎學金越洋求學。我問他說,沒有管道可以申請獎學金嗎?男孩回答我說,獎學金不是重點,重點是出路。「一個音樂家能夠做什麼?就算學成歸國,回到新加坡能有穩定的工作嗎?」他爸爸說最保險的生涯規劃,就是混一張大學文憑,謀得公職。

我忍痛拒絕了男孩。原因並非他的理由不夠充分,他的升學動機跟其他孩子們並無二異。而是害怕他無法勝任歷史系的評量制度。

每到學期末考試結束之後,系上老師必定得集合開會,夥同系上的教務行政人員把學生的成績調整為一個完美鐘型曲線。得到A+的人數不能超過多少人、要確保大多數人落在B+區間……。教務處的規定反映了新加坡菁英任用制度(meritocracy)的理型。學生們畢業後的起新和這條曲線密切相關。也因此,期中作業發還後多數學生撥電話進研究室約見面,都不是為了追問作業上的問題,而是藉機打聽自己的成績在班上大概落在第幾名。

 

複製人的模具

和台灣的課綱爭議剛好相反:小島上的學校教育從來不是一綱一本,訊息的來源也充足多元。但什麼把孩子們塑造成千人一面?其實課本的作用其次,力量最大的無處不在的社會工程。

記得剛到新加坡任教時,曾經利用開學前的幾個星期,為了對新加坡有個基本樣貌的理解,逛遍了島上大大小小的博物館。

新加坡國立博物館的歷史陳列著實讓人驚豔不斷。故事從《馬來紀年》裡麻六甲蘇丹王國的系譜開始說起,到不同時期的移民軌跡,到十九世紀初史坦福・萊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創建新加坡港,多媒體的呈現讓人感受到策展人的處處用心。但故事說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自治邦到一九六五年從馬來西亞獨立之後,便成為執政黨妝點政策發展史的一言堂。 [2]

白衣人的反殖之路;新馬統一公投;逐出聯邦獨立;李光耀落淚;大興公屋;公共教育政策;用輕工業和自由貿易彌補天然資源的不足;自由市場促進了經濟成長;第三世界變成了第一世界。每幀照片裡都是獅城人尊敬的國父。動態影片都是國父的演說。就這樣,新加坡一九六五年以降的歷史一直線就說完了。

有意思的是,每學期期中作業改完之後,都得曠日廢時地和學生討論什麼詞彙可以用什麼同義詞代換。什麼時候不能寫as such或as per這些在新式英文裡被簡化的片語。在小島上生活了一年多後才發現環繞在人們四周的語言,從政令宣導、國營報紙到商業廣告,充斥的都是這種以方便溝通為目的的商業語言。要怪,似乎也不能怪學生。

但就在今年初,《海峽時報》上反常刊載了一篇呼籲重寫新加坡歷史之必要的評論,作者是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柯宗元。文章的開頭便引用了針對一千五百位公民進行的歷史意識調查: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七的人們知道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 Store)事件。[3] 當年新加坡自治政府和馬來亞聯邦為了防止共產勢力壯大,聯合策動了對左翼人士的大舉逮捕、關押。連這段慘烈的過去都鮮為人知,更遑論事件之前,行動黨內部左右路線的恩恩怨怨,和獅城獨立之後,大大小小對付政治異己的壓制行動了。[4]

 

圖2_1963年冷藏行動歷史

圖2 2013年二月,歷史學者藉由境外檔案和口述訪談重建1963年冷藏行動歷史。
新書在馬來西亞付梓,在新加坡舉行低調的發表會。

 

在學界,許多人多少知道文章作者和政府人事的裙帶關係,但也因為這層防護罩,能讓一個自由派學者能適時地暢所欲言。更重要的是隨著李光耀時代的終結,新加坡人也逐漸領悟,該是起身改變自己未來的時刻了。許多學者們或開始檢討歷史教育的爭議,或者主動研究起歷史教育的可能改革方式:若無法就歷史的內容做更動或增減,是否能訓練中學老師們如何教導學生透過一系列的思辨,自己形成一套能夠用來理解歷史的評判標準。 [5] 顯然,中學生們在夾縫之中被迫快速長大,學習早熟。

只是這一切尚未發生,許多新加坡的朋友們不論從事學術或藝文工作,有的被迫離開原有的教職,有的則頭也不回地負笈遠洋。幾位被官方定調為「另類修正主義」的歷史學者在國外的學術機構落腳,藉由不斷的批判親渥自己的原生國度。[6] 而許多選擇離開的人則認為,如果無法在喧囂的愛國主義聲中忍受孤獨,或用犬儒的生活態度偷安,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一走了之。只是一旦做此決定,便永遠得從外部遠眺家園,無盡地追問自己的身分認同。

 

從小漁村到摩天大樓

我也逐漸明白在暑氣蒸燻的永夏,和同樣赤日炎炎的制度裡,自己的角色只是一只無用的網篩,擋不住什麼雜質,過濾的早已都是精鹽。

今年的面試,我決定出一道題,測驗學生在成績、出路和興趣之外,怎麼看事情的發生,怎麼了解這些事情被持續地利用或誤用。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只有短短兩部分:「李光耀資政過世之後,輿論中對於『李先生把六零年代的新加坡從一個小漁村蛻變為摩天大樓之城』這句話做出了正反解讀,你認為這些不同意見的內容是什麼?你又如何看這些意見?」問完之後,我會給面試生兩分鐘的時間思考。目的是讓他們不要直接作答,而是想清楚,消化過曾經在報章、歷史課本、街談巷議裡曾經接觸過的資料,然後轉化成自己的思考。

考生們面對這樣的問題,果然緊張了起來。我對他們說沒關係,在我的辦公室裡什麼都可說。

大部分的孩子們《海峽時報》都回答,這句話正面的解讀當然指的是李先生的貢獻。而反面呢,島國的建設不是一人的榮耀,而應歸功於所有部長和政府的公私夥伴們。這大概便是小島上解釋歷史最常使用的模型。探知事物的本身是一回事,而在某些事物的真實存在─包括人民自己李資政說,人應該被當成數字(digits管理)─都被徹底消弭時,維繫歷史記憶的憑據便只剩下國家博物館裡的領袖黑白照片、政令看板和千篇一律的演說錄影了。

最後一位踏進我研究室的男孩還在軍中服役。先前撥了好幾通電話,也寫了好幾次的電子郵件,才讓他從軍中告假出來參加面試。

男孩的成績是我分配到的學生組距裡最不理想的。但可能已經在軍隊裡打滾了兩年,談吐舉止都比其他孩子成熟得多。他的父母來自馬來西亞,但由於追求新加坡的繁華和高水準的生活方式,早早就透過工作准證舉家搬遷。他對歷史的著迷純粹來自興趣,而且是科技史。從小父親帶他到車場賽車,他仔細讀了南洋理工歷史系老師們的背景,知道系上正在發展跨科際的歷史研究,希望以後能夠用科技史的角度理解賽車。於是成績一跨過門檻,便逮住機會取得面試資格。

他畢業之後想幹嘛呢?他說想成為職業賽車手。我眼睛一亮,主修歷史的賽車手啊?

和男孩聊了將近一個鐘頭,男孩依舊口若懸河。至於小漁村到摩天大樓這道題呢?我還沒問完,他便眉頭一皺,問我說:

「等等,六零年代的新加坡,是小漁村嗎?」

  

1959年電影《空中小姐》裡的新加坡風光
(從14分鐘半開始)

 

我最後笑著跟他說,等系上秘書的通知。

離開這所大學時,我似乎沒那麼悲觀。一邊打包收拾研究室,一邊想著那些在這篇文章裡,被我用橫線劃掉的角色們,還有在島上的日常對話裡那些不曾現身也從未被刪除的影子。其實他們是知道的。在綿綿無絕的盛夏光年,總有那麼一批人願意走進溫度難以控制的暗房,企圖看出那些課本上、博物館裡的黑白相片是怎麼沖洗的,那些人們熟悉的領袖形象是透過什麼樣的曝光技術固化。

在濕版上,縱使倒影模糊,他們逐漸看見了自己。

 


 

註解:

[1] 網路媒體《新國志》上有關南洋大學的文章。請按此:https://xinguozhi.wordpress.com/tag/%E5%8D%97%E6%B4%8B%E5%A4%A7%E5%AD%A6/

[2] 相反地,新加坡的藝文界則展現了持續的活力,不斷挑戰官方建構的國家話語。適逢新加坡獨立五十年,老字號的野米(Wildrice)劇團就推出了由新馬兩地劇作家共同創作的:Another Country。請見,蘇穎欣,2015,〈想像另一片國土:文學、劇場及語言〉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726/

[3] 一月底,柯宗元登在海峽時報時報上的文章,探討重寫新加坡史的必要性。Kwa Chong Guan. 2015. "A New Generation Rewrites History Doubts Singapore’s Vulnerability," Straits Times. 30 Jan, 2015: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a-new-generation-rewrites-history-doubts-singapores-vulnerability

[4] 潘婉明,2015,〈沒有臉譜的敵人:「修正」修正修正主義歷史〉,《燧火評論》27 Apr 2015。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427/

[5] Loh Kah Seng and Junaidah Jaffar. 2014. "Academic Controversy and Singapore History: Context, Teachers and Subpublics," in Mar Baildon et al. (eds.) Controversial History Education in Asian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6] 這些「另類修正主義」史學學者雖然很多在國外任職,卻仍不斷地在新加坡境內舉辦活動,例如九月中的活動:與修正主義歷史學者面對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0807214605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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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易叡 / 盛夏光年——在獅城,關於歷史系入學面試的兩三事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9/盛夏光年——在獅城,關於歷史系入學面試的兩三事.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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