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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的第一志願?從「國際醫療專區」看「醫師外流」問題


許宏彬(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每年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放榜之後,媒體總愛拿各個明星高中的成績來比一比,看看哪家高中的表現較好。怎麼比?醫學系是一個永不褪流行的指標。以去年(2013)為例,在某家新聞的報導中,建國中學的好表現指標便是「一百人錄取醫學系」。「第一賣冰、第二醫師」,這句流傳已久的台灣俗諺至今仍能頗為貼切地道出台灣社會家長對子女成為醫師的期盼。

因為教授醫學史課程的關係,這幾年我常有機會與各個醫學系的學生見面、閒聊。我總會趁機問問這些台灣社會眼中的菁英學子,為何選擇當醫師而非其他的專業領域?年輕的臉龐中,有些驕傲且自信地說要成為諾貝爾獎級的頂尖研究者,在追求尖端科學知識的同時,還要開發新藥新技術來濟世救人。許多則嚮往在大醫院裡工作,邁向符合社會期待且有跡可循的安穩人生,可以一邊救人,一邊按照常軌發展自己的專業與生活。偶爾也有一兩位會在課後跑來,同我分享其想要轉系換跑道的掙扎與徬徨。然而,這一兩年來台灣社會關於醫療體系崩壞(五大皆空)、醫療環境惡化(血汗醫院)以及醫師人力外流的報導及討論,卻讓這些才剛開始接觸醫學教育,理應懷抱希望與夢想的年輕人臉上出現許多疑惑。

「台灣的醫療體制真的要崩壞了嗎?我們真的以後得離開台灣,離開我熟悉的家人、朋友及社會,到海外謀生嗎?我今天選擇當醫師是正確的嗎?」我彷彿看到一個個的問號不斷的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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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醫療環境惡化令不少醫學系年輕學子感到徬徨。
(圖片出自:http://www.thrf.org.tw/Page_Show.asp?Page_ID=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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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概念下的史料收集與歷史書寫


黃銘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緣起


318公民運動發生幾天後,我與家人一同至立法院週邊現場,一方面是表達對此一運動的支持,不過,更重要的還是進行歷史觀察。經過幾天觀察,我們研判這場公民運動有可能會是一個改變台灣歷史的重要事件。而且,隨著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之後,媒體與社群網站上出現爆量的論述、創意作品、照片、影片產生,在立法院的議場內以及濟南、青島東路上,也出現了大量的海報、文宣、小冊子和各種創作活動。有藝術史研究者與藝術創作者認為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精彩無比的「無策展人的藝展」,也有人以為這是一個隨時在變動的新型藝展,不論從藝術的、文學的角度都相當引人注目。於是乎興起要在第一時間建立平台收集史料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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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亞2014:深層意義及其未來


Krzysztof Kozłowski

華沙經濟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外交部台灣獎助金Taiwan Scholarship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訪問學者

 

導言


2014年3月,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接著佔領並併吞克里米亞,開啓了一個可能是自冷戰以來歐洲地區最嚴重的安全危機。歐洲報紙的頭條充滿將此事與1938年納粹軍事行動相比附的論述。這種印象又因為其他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如中國與日本、馬格里布(Maghreb,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與北非之間的緊張情勢,重新成為國際關係的關注焦點,而逐漸深植人心。許多政治分析家深恐全球秩序因此又回到冷戰時代的權力政治。種種情勢讓我們不禁產生疑問:2014年是否標誌著後冷戰穩定時代的結束?西方世界是否正活在一種對俄羅斯修正主義有錯誤認知的安全感之中?併吞克里米亞事件是否可以視為共產修正主義強權的興起──特別是俄羅斯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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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烏克蘭地圖,並特別標示出克里米亞以及首都基輔(修改自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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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藉普及歷史知識以強化歷史學者社會參與?


陳恒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本文是兩年前的一個會議講稿,我參加的場次關注焦點有二:普及歷史知識,以及強化歷史學者社會參與。我仔細思考了場次題綱的敘述(即本文題目),覺得有些模糊。首先,若光從「藉普及歷史知識」的說法,似乎推敲不出學界是否對「普及歷史知識」已有共識,或者起碼的共同想像。如果沒有,或許我們有必要先釐清一些問題,例如:何謂普及?如何普及?誰有資格普及?普及歷史知識的什麼面向?其次,「強化歷史學者社會參與」,在這次的會議脈絡中,似乎將「普及」視為可能的參與形式。連結兩者,雖有許多地方仍值得探討,但並無不妥。甚至,我覺得這樣的連結與追問,具有意想不到的基進意涵。因為,為了討論「普及」,我們勢必難以迴避當代學院歷史學的特性、任務、對象與範圍等等的反省。我覺得,這些問題多多少少與歷史系新生經常提的大哉問有點關係。大一新生經常問的「歷史是什麼?」「學歷史能做什麼?」不就是為了想進一步掌握歷史作為學科或學術領域的研究對象、範圍、方法以及其存在的意義與目的?歷史系雖然非以職業為導向而設立,但是若回答新生時只能用老梗,恐怕無法滿足熱愛歷史的年輕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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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脈絡化的偽中立:從藍綠談起


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


從文明化的歷史來看,所謂的「文明化」,是將各種秩序內化至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發展出了一套身體觀察的技巧,透過將自己與他人當作觀察的對象,從裝扮、動作、用語、聲調乃至表情,對我者與他者加以定位、建立互動與關係。而在這背後支撐著整個近代文明體系的價值觀,即是對理性的崇拜與信仰。相對之下,情緒、感情、衝突等被分在理性對立面的概念,則被壓抑,甚至被賦予了負面的意涵。

這種對理性與文明的信仰,一直到後現代主義興起後,才開始鬆動,感性也才逐漸剝除了身上的污名。但即使如此,時至今日,理性仍然佔據著制高的位置,「不理性」依舊被當成「不文明」、「不客觀」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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