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紱和他爹:孝是戀父情結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汪紱(1692-1759)是清初的程朱理學家,在考證學當紅的時代,逆流而行並不容易。他和當時一流的考證學家一樣,幾乎涉獵了當時中國學者所了解的一切知識。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士人,不但兼通經史、兵書,也善繪事。他曾在景德鎮打過工,幫人畫碗;也為自己的山海經作版畫。他在明代的祖先雖曾當過高官,但幾代分房之後,他的家境已不算好。他在母親殁後,曾有一段困頓的日子,後來找到教席,生活才漸穩定。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橅立雪齋原本石印本


圖1    《山海經》版畫(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橅立雪齋原本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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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命到造命:袁黃家族的醫學與命理學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袁黃 (1533-1606, 1586進士)——或他另一個人們更熟悉的名字袁了凡,或許並非最有創意的思想家,卻他可能是晚明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或者說是自晚明以來一股散佈在社會中的「道德經濟學」體現在袁黃身上,統整為文,以善書的形式,發散到民間。

袁黃雖非功過格的首創者,但是功過格中以類似簿記的方式,計算人之功過,融匯了儒、釋、道三教中放生、救人、息訟、戒殺、戒墮胎、禁吃牛、戒賭等等道德「科目」,由善人、善會乃至各種宗教組織,傳播到社會,成為民間社會中耳熟能詳、日用而不知的道德教條。實踐這些科目,可以在個人的道德「損益表」中具體化為順利通過考試,求取功名,與求得子嗣,沿續香火等果報之效。當然,如此功利而機械式的道德簿記,無疑會引起許多理論上的難題:例如何以某些人的善惡果報並不相稱﹖功、過可否相抵﹖成就德行難道就只為了計較果報﹖最後是這種論斤稱兩的道德經濟學究竟現示晚明以來中國何種社會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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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掠影:胡春田醫師的《杏林承露圖》

 

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

 

當胡春田(1803-?)醫師決定用畫來記錄他的人生時,他年已四十九,是個步入中年,事業有成的男人。

胡醫師住在嘉興風光明媚的鴛鴦湖畔,簡稱鴛湖。這個湖有多種名號,因在嘉興城南,一般也稱南湖。但因是兩個小湖並連,人們想像這是交頸鴛鴦在大地的浪漫化身。清初的大文學家朱彝尊(1629-1709)曾寫下《鴛鴦湖棹歌》,其後文人墨客接連歌詠不斷。鴛鴦湖的棹歌寫景、寫情、兼炫耀在地知識,但男詩人筆下的情感,卻總是「女有相思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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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101與104的高中中國史課綱是一場教育災難?

 

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

 

一、戒嚴幽魂的回歸

中央研究院的王汎森院士曾在一篇討論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的文章中指出,教科書之所以重要,乃因「對於一般沒有機會接觸更多歷史著述的人而言,教科書中所沒寫的歷史就差不多等於不存在。」他更進一步論道:「一位作者怎樣編寫他的歷史,或一個政權如何編纂官方歷史,都隱喻著理想上希望成為什麼樣的社會與國家。」[1] 歷史教科書常因此不幸地淪為國家型塑其國民認同取向的工具。

為了理解最近課綱爭議對教科書的影響,我花了一整個下午在國教院看歷史教科書。那些原本我應讀過的東西,此刻看來是如此的陌生,又熟悉得讓人覺得荒謬。原來,戒嚴時期的幽魂竟悄然爬回爭議性的課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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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文化混種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上個月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政協委員張其成在中國政協會議上提案,建議恢復軒轅紀年,「以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個令人不知所以的提案,還讓人以為中國已經變朝換代了。

所謂「軒轅紀年」並非新創,而是在清末革命之際,為了抵拒清朝年號,又要建立新中國,由劉師培率先提出的對案。然而,就在中國逐漸成為世界霸權的二十一世紀,軒轅紀年的呼聲又藉著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名還魂。

中國自習近平掌權後,一手提倡傳統文化,另一手拒絕西方價值,不但審查英、美劇及相關教材,復加強網路監控。如此這般上行下效的權力場域內,某些如張氏的學者,便召喚民族主義的死魂,築中國夢,配合演出。只是一廂情願、表演過火,杳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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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以創意替代暴力的革命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歷史學家通常待在圖書館裡閱讀歷史,在書齋裡書寫歷史,卻很少有機會站在歷史的關口,看著歷史演變。歷史學者是過去的先知。我們從容不迫地開卷展籍,以時間的終點為起點,追溯和詮釋歷史的發展。但當歷史的關鍵時刻突然降臨,我們尚未來得及細思,便已被捲入歷史的洪流,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無法旁觀,也因失去了以往的優容,而不知所措。歷史學家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也不過似眾生般的一抹淡影,甚而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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