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同胞」之名:「附之則引為同胞,不附則目為公敵」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召喚國族,發現「同胞」

 

長期以來,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各種以「同胞」之名的表述,可謂是不絕於耳;例如「我四四萬萬同胞」、「全國軍民同胞們」、「同胞們,起來吧!」等行文,不時出現在各類型政令文宣、藝文作品、教科書等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公共論述。在台灣過往長期堅守的「反共復國」基本國策下,「消滅萬惡共匪,解救苦難同胞」的口號,不僅是好幾個世代的人從小到大所受到教育過程中,不斷被灌輸的「神聖使命」,也在各類作文演講比賽和考試測驗題目中持續出現的主題。以「同胞」之名的論述,往往帶有激動的情緒,召喚全民一體的集體意志和認同情感,同心協力為國族共同體奮鬥不懈,甚至為此不惜犠牲個體之生命。

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持續扮演著極為顯眼的角色。這其中更有趣且反諷的現象是:雖然孫中山曾經常抱怨「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1],但是帶有明確家族意涵的「同胞」,卻成為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重要國族代稱符號來召喚國族。更重要的是,由於「同胞」在近代中國的各類公共論述中的廣大普及現象,幾乎已是一般大眾朗朗上口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族共同體表述方式,它的存在正如同Michael Billing所形容的Banal Nationalism「平庸,平淡/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一般(例如每天的升國旗儀式),已融入一般大眾生活中,成為日常意識和行為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再者,誠如Michael Billing所指出,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關鍵議題,正是做為國族的「我們」(the national “we”)是如何被建構而成,而這個被建構的「我們」又被賦予何種意義。[2]由以上諸點視之,基於「同胞」作為近代中國國族的一項重要稱謂符號,而且可謂是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一個重要環節。

然而,「同胞」一詞作為現代國民的代稱的用法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的思想文化,尤其並非是一般人經常所提到的宋儒張載的名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簡而言之,在晚清之前,有關「民吾同胞」的論述,幾乎都是在表述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慈愛憐憫之心,並非單獨將「同胞」作為一種全稱符號,如同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同胞」作為全體國民的代稱一般。簡言之,當代辭典所定義的「同胞」的現代意涵(同國人),其實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思想中的「民吾同胞」從宋到清末時期的相關論述傳統。作為具有「國民」代稱意涵的「同胞」,是經由梁啟超受到明治日本的政治論述影響下,才開始大量出現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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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炎黃神話


黃銘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318公民運動以來,有不少同學可能會面臨家庭革命,會被長輩要求不要「忘本」,嚴重的甚至被責備不要「數典忘祖」。鳳凰衛視的一位中國「專家」也一直說,如果馬英九退回服貿,那麼他就是「背叛祖國」。我曾經在史語所博物館的通俗演講裡講述考古資料所建構的古代史,並且批判過去將神話當作上古史的一部份的論述。聽者中有一位國中老師,對於以考古學資料為主討論的中國上古史,感到無法理解。她以為失去了黃帝、炎帝這段「歷史」,我們的根源就斷了,如何教導自己的子孫?以上這些現象,長輩們都是基於相同的思路,我把它稱為「炎黃子孫」的思維模式,它假設我們大家都是炎帝、黃帝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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