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人文修練記

 

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副主任/助理教授)

 

每次要和人解釋在學校裡負責的「醫學人文」科目,我都必須大費脣舌。這個領域的發展已經大概三十年,它指的到底是什麼?

 

初識之無

 

約莫從九零年代末期開始,醫學院評鑑在台灣如火如荼地展開。評鑑委員會(TMAC)成員大多是從美國返台的教授。他們有感於國內的醫學課程太過側重專業知識,培育的畢業生「匠氣」太濃,希望透過評鑑制度召喚醫學教育對醫學人文和倫理的重視。千禧年剛過,醫學院紛紛調整課程結構,開辦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案、臨床個案討論,也包含了「醫學人文」。

我抗拒這個詞彙,覺得它被菁英醫師們高舉為一種難以達成的秀異價值。印象中是在一個關於醫學教育改革的會議,那時我舉手對已逝的黃崑巖教授發問,針對什麼論點我也不太記得,但他的回答卻澆了我一盆冷水:「你讀過Oliver Sacks『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嗎?」意即,你沒有讀過這種醫師書寫的經典,就沒有資格評論醫學人文。當時的我既悻然又語塞。

醫學人文到底要學些什麼呢?剛過世的台大醫學院謝博生教授,在兩千年出版的書序中言道:「新時代的醫學模式及發展趨勢,要求醫學教育必須加強人文教育,重振人文精神。」他又說:「除了生物科學之外,還要注重『人的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1]這大概是當時對醫學人文最具體的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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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光年——在獅城,關於歷史系入學面試的兩三事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曾任教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

 

金禧年的新加坡,雨季似乎結束得慢了些。五月初的天氣逐漸乾燥,氣溫也到達一年之中的最頂點。

考季同時也是烤季,大學最耗電的季節。學校裡的大型講堂、體育館、建物大廳全被布置為冷氣颼颼的考場。

班上的學生正在冷氣房裡振筆疾書,身為老師的我們也沒閒著。月初便收到了行政秘書的來信,每位老師大約會被分配到十幾到二十個考生。任務是在一段期限之中負責聯絡到這些學生或者他們的家長,邀請他們來參加入學面試,也是升學的最後一關。

新加坡的升學是標準的科舉制度,從小到大有考不完的試和程度分流的篩選機制。學生從初級學院或理工學院畢業到銜接高等教育之間,會空出大約半年的時間。有人趁機出國度假,有人趁機打工。原因是如果不趁這個時候玩玩,之後緊湊而制式的升學和職場升等系統大概也不容許你有一刻喘息的機會。

在競爭激烈的南洋小島,有機會上大學的人不到三成。其中還能跨過兩所公立大學(新加坡國大和南洋理工)面試門檻的,某種程度上都已經可以算是佼佼者。在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能夠被邀請參加面試,幾乎已經到了最後一關。系上交代說,面試生的成績(尤其是歷史科)如果已經到達某個標準,又已經錄取國大,那麼如果面試表現不是太差,就幾乎篤定過關。

面試的過程其實並不困難,評選的機制其實也相當簡單。學生們多數已經身經百戰,通過了好幾次的升學篩選,接獲面試通知的孩子們都落在同一個成績組距裡,資質大同小異。如果這個組距的程度中上,面試的目的充其量就只是確認學生們之前所通過的篩選機制沒發生什麼特別的意外。

三五天下來,逐漸感到這份雜工的枯燥。其實並非由於他們的資質相近,而是每小時的面談感覺幾乎都一樣。了無新意的作答,卻夾帶著不知來自何處的自信。自信的背後則隱約又透露著更深遠的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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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沒教的臺灣史(一) 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的民族自救Losin Watan與Watan Tanga的故事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2014年一月,教育部公布「違調」版高中歷史課綱,檢核小組及教育部踐踏史學專業、罔顧程序正義的不當作為,令臺灣的歷史教育大開倒車。一年多來,在教育部毫無反省、有錯不改的無限廻旋跳針回應中,關心歷史教育的學者、師生仍持續發聲,在反挫中不斷行動,也從各個角度深化對歷史教育的多元思考。其中原住民站出來抗議新舊課綱皆將原住民邊緣化,高喊「我要原民課綱,做自己的主人」,尤其振聾發聵,引人深省。

臺灣戰後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以大中國史觀為核心,臺灣史被放在中國史脈絡僅得片斷陳述,明顯的例子之一便是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長期被掩蓋。自1990年代臺灣加快民主化發展,歷史教育也逐漸掙脫威權體制控制,臺灣史開始以專冊呈現,但原住民歷史只佔極少篇幅,以漢人為主體的歷史詮釋仍然不變。東華大學教授施正鋒指出,「現有教科書低度呈現原住民族的歷史,只擷取『可供使用的』的片段,舉例來說,教科書納入霧社事件,卻排除大港口事件,僅因前者抗日、後者反清,而就算紀錄了原住民歷史,也只用漢人觀點詮釋」。長期下來,不但臺灣社會對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認識極淺,甚至許多原住民青年也不清楚自己族群的歷史,教育反而摧毀了原住民的民族記憶。

「認識自己」是每個族群應有的權利,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從未真正尊重、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只以漢人為主體的史觀,如何能真正瞭解所有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們多元而複雜的歷史經驗?如何能從臺灣各族群以生命對抗各種強權壓迫的歷史中、體會所有人類應享有平等的生存尊嚴?又如何能從過去的族群衝突中,學會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共同為現在與未來世代的福祉努力?

臺灣主流社會對上列課題的反省還遠遠不夠。這篇小文章,將訴說一段被主流社會遺忘的原住民歷史;但願喚起更多人正視臺灣是一多元族群組成的社會、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與主體性應該給予同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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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要的不是微調,而是對話和思考──或,如何想像一個更好的歷史課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歷史課綱「微調」的問題從去年爆發至今,換了一任教育部長,爭議卻是有增無減。早在去年,就有數十位學院內的歷史學者共同連署,就課綱調整的專業性提出質疑,這已經是極為罕見之事;今年夏天,全台各地的高中生繼續串連發聲,表達他們對於自身受教權益的關心。

過去幾個月,新任的吳思華教育部長,似乎表達出了一些面對問題的意願,甚至走進校園,到臺中一中開了公聽會。但或許是上任前對於歷史教育並未特別關心,臨危受命、匆促上陣,再加上必須為前任部長的政策辯護,結果反而顯得左支右絀、進退失據。

吳部長或要感覺委屈,何以教育部看似柔軟的回應,換來的不是老師與學生們的同情,反倒是不斷升高的抗議聲浪。

其實,反對聲音之所以有增無減,原因不難理解。回顧一下教育部近來發言,不難看出,官方態度是「只想弭平反對聲音,不打算解決核心問題」,所以終究只能避重就輕,在爭議的外圍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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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世界史」扭曲簡化為「外國史」 – 以「柔性課綱」打造適合台灣的教育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二十一世紀國民歷史教育的寧靜革命

今年6月13日,正當台灣高中生為教育部執意推動微調課綱走上街頭抗爭時,BBC 新聞週刊登出一篇文章:〈沒有遊戲空間、卻有墳場的校園〉(The schools that had cemeteries instead of playgrounds)。[1] 這是有關加拿大原住民法官要求將過去他們在教育與文化上被迫害的歷史,納入加拿大教科書內容的報導。

Honouring the truth

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於2015 年6月初針對原住民學童在寄宿學校受虐歷史公布的調查結案報告簡要版。(資料來源:http://www.trc.ca/websites/trcinstitution/File/2015/Findings/Exec_Summary_2015_05_31_web_o.pdf

 

事情的起源是有關1880年代至1990年代,約有一萬五千名加拿大原住民小孩被送到特定寄宿學校就讀,斷絕他們與自己原生部落的接觸。在寄宿學校裡,原住民學童心理上卻受到相當多打擊,有些甚至被性侵害。七年前,加拿大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2] 在原住民法官Murray Sinclair 主持下,對這個被他稱為「加拿大歷史上最黑暗、最棘手的篇章之一」進行深入調查。[3]
 

 
影片:http://www.cbc.ca/player/News/ID/2668677699/

 

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世紀以來,有六千名學童在加拿大寄宿學校受到不人道對待,因長期營養不良而過世。然而,校方卻在沒有通知家屬的情況下,將這些學童直接埋葬在校園裡。倖存下來的學童則因與家庭、族語以及自己部落文化長期隔離,往往無法回答一些相當簡單的問題,例如:「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為什麼我現在會在這裡?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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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感的歷史課?


陳恒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大學中的歷史課到底有什麼問題?


不同場合,經常聽到類似說法:學生都把歷史課當成營養學分,特別是過去屬於共同必修的那類歷史課。來自教師的抱怨固然反映某種現實,但是,情況真的有那麼糟嗎?問題究竟在哪邊?是歷史學的問題?通識的問題?還是通識歷史教學的問題?在臺灣歷史教學學術化程度不高,老實說,我猜,我們可能也說不清楚問題究竟出在哪邊。

我有多年通識教學經驗,但真的也還未曾開過所謂的外系歷史課。當然,我的選修課,有些可開放外系選修,並可承認為「共同必修」。這些行政細節並不是重點。重點是自己的確擁有面對不同系所學生的經驗,也的確看到一些大學生不喜歡歷史課,或至少看起來對於上課不怎麼投入。只是,光從自己經驗,能推論出這是普遍現象嗎?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可以不時從各式管道,聽到許多老師反應學生普遍不喜歡。我想問的還是:真的嗎?就算學生不喜歡歷史,認為歷史只不過是死背過往之事,無聊。我還是不得不自己再問自己一次,這個不喜歡,是不喜歡歷史的因?還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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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多桑」——戰後臺灣歷史記憶的斷裂、掩蓋與重塑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漢奸」多桑?!


1994年的夏天,由吳念真初執導演筒的電影《多桑》(日語「父親」之意),排入父親節的戲院檔期,於8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映。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重現父親人生的傳記式電影。從小到大,吳念真一直叫父親「多桑」,因為父親出生於日治時期(1895-1945),只會說台語和日語;他總習慣對別人說:「我是昭和四年(1929)生的。」這部電影是臺灣解除戒嚴、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後,才有機會出現的作品;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統治臺灣將近五十年後,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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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執導、蔡振南主演的《多桑》,道出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哀愁。(《多桑》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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