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武丁的「藍寶堅尼」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導言:商王武丁的「藍寶堅尼」

 

為何我們用商王武丁的「藍寶堅尼」這個比喻為標題?其原因是現代有許多玩車者有收藏高級車的癖好,他們喜好收藏的品牌之一是「藍寶堅尼(Lamborghini)」。我們採用此一名稱並不是偏好這個品牌,而是泛指這類等級的車,並且認為三千二百多年前的商王武丁(武丁在位期間大約是1258-1200 BCE),也同樣是進口高級車的收藏者,生前收藏了許多馬車,比現在大多數收藏車輛的高手厲害的地方是,武丁還指導他手下超級青銅工匠開發車馬的構件(學術界一般稱為「車馬器」)。他的收藏死後被埋藏在一座地下「車庫」,以備在地底的他可以隨時玩賞駕馭,旁邊有三座「馬廄」,裡面殉埋馬匹,讓他可以悠遊於黃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早年在安陽殷墟西北崗發掘的這座車馬坑 HPKM1136-1137,它是1400號商王大墓中的陪葬坑,很可能就是一代商王1400墓主的個人馬車收藏品。M1400的墓主根據溝口孝司與內田純子兩位教授的最新討論(Mizoguchi and Uchida, 2018),就是商王武丁,筆者同意此一說法。在一個馬車還十分稀少的時代,武丁擁有四十輛以上的馬車,可以說絕無僅有。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出土商代車馬總數約略超過一百,這座車坑就佔三成以上。其他商王的祭祀坑也發掘了不少,都沒有此種車坑。

而且這些馬車,比起後來發掘出土殷墟晚期的馬車,有幾個特徵:包括年代較早、車馬器超級精美、且包含了許多獨一無二的構件,而且在一個王的世代(武丁在位59年)中就可以看出車馬器的快速演化,其目標是更有效地強化馬車的木質結構,並展現更強烈的視覺效果。所以,除了少數的例外,其他商王朝貴族的馬車,雖然代表身份等級,但相較之下,可以說是僅屬於代步車等級(見圖八),但是這位商王的車則是屬於收藏品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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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服象--事實與想像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商人「服象」與象之南遷

 

在現代的考古學發達以前,我們對於「古代發生什麼事情?」、「哪裡有什麼東西?」只能依賴傳世文獻記載。《呂氏春秋・古樂》中有一段:「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一般的解釋是說,商代的人馴服了大象,以暴虐東夷。周公以部隊驅逐象群,將它們趕到了江南。這則記載經常與《孟子・滕文公下》的另一段文字一併討論:「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此段文字的意思是周公輔佐武王,誅殺紂王,接著討伐東方的奄國,歷經三年而擄獲其國君,追逐飛廉到天涯海角並且把他殺了,一路上消滅的國家有五十餘個,把虎、豹、犀、象驅趕到遠方,於是天下大悅。這些記載經常被認為是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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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鼎: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鼎,可說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古代文物。

毛公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上面近五百字的銘文,至今仍為世界第一(圖1)。銘文內容記載西周晚期周王將家國大事託付給毛公,期許他克盡職責,為王室效忠。銅器本身的製作平平,有些地方還顯得有些粗糙,但字體渾厚古雅,佈排井然,是距今約二千八百年前的一篇金文鉅作。

除了博物館中的文物,現代社會也經常運用鼎的意象。由官方主辦的「金鼎獎」借用鼎的權威象徵,經過金鼎獎認證的圖書,必是好書。近年大行其道的文創產業,也看得到鼎,如故宮晶華盛裝牛肉麵的白瓷碗,從鼎的烹肉功能發想,結合臺灣美食,成為一種文創商品。

從鼎而來的成語也不少,問鼎中原、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從古自今,從官方到民間,都能從鼎汲取靈感,發想創造。鼎為何能如此深入人心?鼎的面貌何以如此多元?且讓我們一探鼎的前半生,看鼎在上古文化發源期中,是如何奠立基礎,而後能成為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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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西周晚期,毛公鼎,通高53.8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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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草原的禮物(二)-「畜牧者」新識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緣起

若干年以前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辦了一個借展,主要的展品借自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此一展覽與草原文化與騎馬文化有密切關係,所以主辦單位原本擬了一個展覽主標題叫做「八千年金戈鐵馬」,這個標題送到當時的院長杜正勝手上時被「打臉」,因為內外蒙古地區的騎馬文化,並非如主辦人所想像的——自古以來即是如此,而是西元前八世紀以後才開始的。而且金戈與鐵馬係不同時期的產物,兩者會「碰撞」在一起,純屬文學式的想像。策展單位最後改了一個比較平實的展覽標題。此種對於古代環境與他者文化的誤解是很常見的。

畜牧者出現在東亞地區是相對晚的,大約在距今4000年開始,他們開始進入新疆,並且帶來了牧牛羊這種新的技術。這些自西迤東的新來者是高加索人(白種人)。當時這種營生方式,對於長城內外一帶的農業兼狩獵採集者而言是新鮮的,但或許只是帶來了打獵和家豬以外另一種肉類的來源。卻沒想到,在隨後發生更嚴酷的環境變遷考驗下,畜牧這種營生方式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這是筆者下「來自草原的禮物」 主標題的原因之一,畜牧的技術成為救命的禮物。這些被環境驅使改變生活方式的人群,成為東亞北部地區早期的畜牧者,經過幾百年以後他們的後代發展成遊牧社會,進而在歐亞大陸的歷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也與農業族群展開了仇恨與誤解的糾葛。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要回到距今3500年前到3000年前的長城內外一帶,主角是這群早期畜牧者,他們活動的舞台北越蒙古共和國,達南西伯利亞的森林草原帶,南到山西太原-北京一線,西抵新疆的西界,東至遼寧西部,可以視為一個「環戈壁」的青銅器文化。他們以最適應此一地區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過活,有著共享的青銅器文化,但卻可能包含著各色人種,也與不同次區域的小群體農耕者形成互利共生的關係。他們與龐大的中原農業王朝(商與周)的互動,有受益的一面,也有受害的一面。筆者期待本文的讀者暫時忘卻傳世文獻教導我們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刻板印象,試著從這群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主人的主體觀點來認識這些草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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