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終戰七十週年紀念,看三一八學運的歷史意義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二)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島國關賤字」:
走出「語言」關連「國家建構」的歷史迷思

三一八學運不僅帶起年輕世代對台灣主體性新的認同,也讓我們批判、嘲諷黑箱政治的語言更豐富了。「暴民」、「魯蛇」、「溫拿」、「Z>B」、「馬卡茸」、「來來來」…..等kuso意味十足的新式「島國關賤字」,[1] 在去年此時,大量成為眾人日常言談裡諷喻無良政治愛用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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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30 凱道大遊行。花亦芬攝。

這些反諷、反串意味十足的語彙,不僅表露出學運世代對當時執政者傲慢浮誇的不以為然;同時也清楚標誌出,為數可觀的社會大眾希望台灣政治能就事論事,走向公平正義。

當然,愛用這些語彙的台灣「暴民」不會期待,禁止大學老師跟學生談「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2] 的強國,會認為這些政治嘲諷意味十足的「島國關賤字」,是他們可以認同的「正確」中文。

然而,這個問題卻也凸顯出,表面上使用同一語言文字的人,不必然會有相同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抉擇。

「語言」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是該走出十八、九世紀國族主義(nationalism)留下的迷思。尤其該警惕在心的是,這些迷思曾經讓人類經歷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傷亡後不久,竟然更瘋狂地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以「語言」和「種族」分別「我者」與「他者」的做法,在二戰結束後,並沒有煙消雲散。反之,冷戰時,美國種族隔離政策逼得非裔公民走上街頭,鼓吹民權運動。而在台灣,強力打壓本地鄉土母語的「國語教育」,更是從五零年代一直延燒到七零年代。

今年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在紀念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對台灣而言,二戰的陰影真的過去了嗎?還是我們連二二八到底該如何詮釋,仍然說不清?

在世界歷史大脈絡下,所幸我們可以透過紀念三一八學運,把台灣走過的路好好梳理。從「島國關賤字」的角度,重新省思,「三一八學運週年」跟「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之間,在台灣,是存在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接下來就從「語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重新來看「國族主義」製造了多少迷思。以致於有二次世界大戰;以至於七十年後,我們選擇用「島國關賤字」來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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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318


黃銘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無法完整描述的318公民運動

318公民運動中有很多屬於社會學、政治學、法律的課題,老實說我並不專業,不熟悉,也沒有很大的興趣,應該也會有其他人來寫。雖然我是一個歷史學者,但是我的研究段落太古老,與現代公民運動真還是八竿子打不著。所以,這篇文章既不是一個有系統的報告,也不是什麼完整的歸納,只是把我從2014年318起的公民運動到目前這段期間所見到、聽到的一些事、甚至心中的懷疑彙集起來,拉雜地寫出來。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之所以敢如此「不負責任」地寫,最主要的原因是318公民運動是一個沒有人可以「完整描述」的行動。因為訪談的人夠多,我唯一清楚的事是:了解即使是運動的「核心人物」也無法全面掌握此一運動的全貌。「無法完整描述」給了我片面描述的藉口,就讓它是一個片面的說辭吧。我相信這樣片面的文字愈多,就愈可能趨近事實。我的期望是能夠提出更多的疑點,那麼未來執政者在政府資訊透明化的壓力下,可以把很多資料解密,讓一些內幕水落石出。

本文限於作者本身所知,如有不正確、周到之處,請讀者們協助、指正。讀者如果想閱讀一個四平八穩的「報告」式的內容,可以選擇維基百科上的「太陽花學運」等條目,但是這上面的內容,為了避免有爭議之處,或許就會忽略掉最精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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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概念下的史料收集與歷史書寫


黃銘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緣起


318公民運動發生幾天後,我與家人一同至立法院週邊現場,一方面是表達對此一運動的支持,不過,更重要的還是進行歷史觀察。經過幾天觀察,我們研判這場公民運動有可能會是一個改變台灣歷史的重要事件。而且,隨著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之後,媒體與社群網站上出現爆量的論述、創意作品、照片、影片產生,在立法院的議場內以及濟南、青島東路上,也出現了大量的海報、文宣、小冊子和各種創作活動。有藝術史研究者與藝術創作者認為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精彩無比的「無策展人的藝展」,也有人以為這是一個隨時在變動的新型藝展,不論從藝術的、文學的角度都相當引人注目。於是乎興起要在第一時間建立平台收集史料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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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如何讓教科書政策走向「去國家化」?


花亦芬(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今年開春以來,高中文史社會課綱與特定出版社對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再引發台灣社會的高度爭議。政府一方面以違反程序正義的粗糙手段,刪除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綱原本有關「我國的白色恐怖、良心犯、德國納粹等政權清除異己的種族大屠殺」等內容,而以輕描淡寫的「政府濫用權力對人民的迫害,以及殖民政府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來取代;另一方面又以「經過合法程序審查下通過」為由,對充滿黨國意識形態的特定出版社編寫的歷史教科書進行背書的工作。[1]

國家機器與政府官員這種粗魯行徑,應讓大家徹底看清:「受國家控制的教科書」與「現代民主社會」之間,本質上存在著互不相容的矛盾。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不管哪一黨執政,都會爭論不休。若真的要為國民教育必須使用的教科書問題解套,台灣公民社會應該嚴肅思考的其實是:讓課綱與教科書撰寫脫離「受國家機器宰制」的可行之道何在?公民社會(包括各種NGO組織)參與教科書品質審定的機制又該如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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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以創意替代暴力的革命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歷史學家通常待在圖書館裡閱讀歷史,在書齋裡書寫歷史,卻很少有機會站在歷史的關口,看著歷史演變。歷史學者是過去的先知。我們從容不迫地開卷展籍,以時間的終點為起點,追溯和詮釋歷史的發展。但當歷史的關鍵時刻突然降臨,我們尚未來得及細思,便已被捲入歷史的洪流,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無法旁觀,也因失去了以往的優容,而不知所措。歷史學家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也不過似眾生般的一抹淡影,甚而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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