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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時代的光芒、失而復得的寶藏

 

林圭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今年9月巴西博物館慘遭祝融之災的新聞傳開,大家都為失去珍貴難再得的文物感到心痛不已,這樣令人悲憤又歎惜的文物大規模毀壞,也曾在幾十年間發生於阿富汗和伊拉克,竟然令人有一種心生熟悉的感傷。連年內戰和信仰上的對立使考古遺址和博物館文物被破壞殆盡,據知僅阿富汗便有逾2700件的博物館文物遭受嚴重破壞難以復原,其餘被掠奪盜賣的數字恐怕更難以估計;就連曾被視為重要佛教珍寶(以及觀光財源)的巴米楊(Bamiyan)大佛也在2001年3月遭塔利班炸毀。昔日玄奘拖著疲憊的身軀,瞬間所見之「梵衍那國」黃金大佛也成為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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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新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反思

寫下這樣的一篇短文,而且是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主題,可以說有一些生命的偶然,但身為臺灣人對中國民族主義霸權難以視而不見,因此關心這個問題似乎也有一點必然。2008年間我得到一個獎助,到美國加州大學一個分校歷史系作一年的博士後研究,主題是以清代臺灣經濟史為例來檢討當時以至現在知名的清代新經濟史觀──加州學派學者Kenneth Pomeranz(彭慕蘭)的大分流論。[1] 因為這個機緣,我有機會閱讀到與加州學派有些關聯的新清史名家Peter C. Perd(濮德培)的名著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這本書描繪了滿清如何征服中亞,並在1755年平定準噶爾後,將新疆(西域的一部份)納入清朝版圖的歷史過程。

這本書讓我印象深刻有兩個原因,首先,當時有朋友告訴我Perdue教授因為與十幾位學者合作書寫了一本有關新疆歷史的專書,發表不同於官方說法有關新疆之學術觀點,碰觸到中國政府的學術禁忌(另兩個禁忌是西藏與臺灣問題),而被中國政府拒發簽證禁止入境。這個事件還引發美國學術界的熱烈討論,他們擔心這一做法將造成國外漢學研究者為了避免無法進入研究田野地中國蒐集資料與進行研究,而被迫在研究寫作上自我審查以避免觸怒中國政府。[2] 我自己因為從事臺灣史的研究,熟悉中國官方對於臺灣史的教條史觀,因此不免對這本書更有興趣。

另一方面,讀了書我更清楚了解到,為什麼Perdue教授或新清史的部分研究觀點會令中國官方感到不快。原來新清史研究有兩個說法,對中國政府目前有關新疆、西藏主權的民族主義主張提出了嚴重的挑戰,一方面,這些研究反對過去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下的史學者,把清朝等同於明朝這個漢人王朝的純粹承繼者,或者把清朝當作一個純粹漢化的王朝。他們主張,清朝之所以能夠成為國土面積超過明朝一倍的東亞大帝國,正是因為他們雖然在統治中原漢人地區之時大量承繼明代的體制,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東北、蒙古、西藏與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征服與統治技術,顯現的是對於過去金與元朝等其他少數民族王朝傳統的繼承。而且清朝的很多統治手法,事實上是可以與同時期的俄羅斯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相類比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另一方面,這些研究者在說明清朝如何征服統治滿洲、蒙古、西藏與新疆的過程,揭露了這些地區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最多就是清朝的時候才成為王朝的一部份。另一方面,清王朝與明王朝並不是單純承繼的關係,不應隨意就把清朝當作中國,或者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當然繼承清朝對於邊疆地區的統治權。因為他們注意到滿清王朝作為一個多民族帝國,對於漢、蒙、回、藏族的統治態度係作為各族共主並分而治之,且除了保持滿族獨自認同避免完全漢化外,滿清皇帝也刻意避免其他幾個民族間的互動與漢化。再則,在有關族群與民族主義演變的討論中,也有新清史學者討論到清朝結束後到二次大戰結束前後,滿蒙回藏族等邊疆地區各自與中央政權分分合合的關係,或者討論到辛亥革命前後許多中國革命黨人如章太炎等人曾主張讓西藏、新疆與蒙古獨立的歷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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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化的歷史

─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一)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創傷與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對峙的架構,讓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學,習慣從對立的角度詮釋人類歷史。「文明衝突」與「文化相對主義」成為解釋許多複雜歷史事件的「便利貼」,只要先做標籤化的動作,很多紛擾難解的問題,彷彿就可以在大帽子覆蓋下,自動被歸類。歷史解釋變成對意識形態與刻板印象的反覆定義,而非梳理剖析。

習慣「非黑即白」、「非褒即貶」的思考傳統,常常讓我們在討論歷史問題時,缺乏多元觀視的深厚層次感。面對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往往只想知道最簡單的答案:「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件事到底是對還是錯?」

在結構單純、或是威權統治社會,這樣的歷史觀也許還行得通。但是,在台灣努力邁向民主多元的同時,還要面對全球化變遷速度越來越快的世界發展趨勢。在複雜的瞬息萬變裡,我們還能繼續沿用這些制式僵化的詮釋觀點嗎?

這樣進退失據的窘迫,最近明顯表現於台灣媒體與社群網站對巴黎《查理週刊》事件的討論上。「西方霸權文化」成為很多為伊斯蘭弱勢文化抱不平的人喜用的字眼。有些人甚至將基督教與伊斯蘭的衝突,上溯到中學教科書所談的「十字軍東征」。認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對東方向來就是採取帝國主義霸權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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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一本通論介紹十字軍的專書:Thomas F. Madden (ed), Crusad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Christendom-Islam-Pilgrimage-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十字軍東征」與《查理週刊》事件是否該合在一起看? 台灣究竟該如何面對西方世界與伊斯蘭產生重大衝突時的國際新聞事件?讓我們從“crusade”這個歷史名詞不該被錯譯為「十字軍東征」,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先談“crusade”發生前,伊斯蘭與歐洲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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