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故宮開館53週年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兩年不是剛慶祝過故宮90週年?怎麼變成53週年,是不是搞錯了?!

1965年11月12日,搬遷到臺灣的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於臺北外雙溪開館。為慶賀國父孫中山(1866-1925)百年誕辰,掛上「中山博物院」的招牌對外開放。故宮開館53週年,是從這個時間算起。從此刻起,臺北的故宮走上她自己的道路,與1925年在北京紫禁城成立的故宮,分道揚鑣。2015年,故宮南部分院開幕,以「繽紛亞洲,盡在南院」為定位,更標誌新時代的來臨。

故宮官網總將博物館歷史追溯到1925年,這真是個錯誤。[1]首先,在臺北的故宮實際上是兩個博物館的聯合: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是從紫禁城的清宮轉化而來;1933年成立的中央博物院則屬現代博物館,目標是展示現代學科的成果,包括田野考古與科學調查。兩者性格截然不同:一為陳列傳統帝制皇室文物、一為展示現代學術成果。故宮內部的文物帳冊,也把這兩個單位的典藏分得一清二楚,毫不混淆。1965年開館時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名,同時掛上「中山博物院」牌匾,模糊了名稱問題。往後的時勢發展,「故宮」成為這個博物館聞名世界的名稱,不過她的性格始終與紫禁城中那個名符其實的故宮不同。究竟如何不同,且讓我們細說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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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故宮院區的「中山博物院」牌匾,上方小字「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圖片來源:n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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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學與現代東亞

 

 巫毓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我與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王文基教授合作編輯的《精神科學與現代東亞》一書,近日將由聯經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與年中早一步出版的《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是姐妹作,分別聚焦於精神科學的歷史與社會學研究。然而,與《不正常的人》集結首次出版的台灣本地研究論文不同,本書乃是以東亞為範圍,挑選東亞各地學者以各種語言書寫且已發表的學術論文,將其翻譯為中文集結成書。做此選擇,一方面是希望能將東亞精神科學史近年來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紹給中文世界讀者。另一方面,如本書導論所言,本書也希望能帶動對於東亞精神科學史的意義——包括精神科學史對於東亞的意義,以及東亞對於精神科學史的意義——的反思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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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精神科學與現代東亞》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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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時代的光芒、失而復得的寶藏

 

林圭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今年9月巴西博物館慘遭祝融之災的新聞傳開,大家都為失去珍貴難再得的文物感到心痛不已,這樣令人悲憤又歎惜的文物大規模毀壞,也曾在幾十年間發生於阿富汗和伊拉克,竟然令人有一種心生熟悉的感傷。連年內戰和信仰上的對立使考古遺址和博物館文物被破壞殆盡,據知僅阿富汗便有逾2700件的博物館文物遭受嚴重破壞難以復原,其餘被掠奪盜賣的數字恐怕更難以估計;就連曾被視為重要佛教珍寶(以及觀光財源)的巴米楊(Bamiyan)大佛也在2001年3月遭塔利班炸毀。昔日玄奘拖著疲憊的身軀,瞬間所見之「梵衍那國」黃金大佛也成為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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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與農村:台灣的農會、寺廟與地方自治

 

黃仁姿(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即將舉行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此為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的地方大選。近年來,選戰因為社群媒體發達進入一種新的操作方式:散布「假新聞」,人人努力「帶風向」,目的都是為了左右選民的投票動向。回顧戰後台灣的地方選舉史,在社群媒體尚未出現、假新聞尚未滿天飛以前,誰可以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向?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向?
與今日這種「新時代」的選舉操作方式不同,在地方上的農會與水利會,過去則在選舉中扮演要角。

農會與水利會在戰後台灣的歷史脈絡裡,長期被視為國民黨在基層農村選舉動員的兩大系統。2016年贏得總統、國會選舉而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卻在翌年(2017)的農會選舉結果敗北,無法撼動戰後以來農會的根本勢力版圖。時至今日,儘管農會與水利會在基層社會的選舉動員能力,或需重新評估,但是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北農)的人事案上,遭遇挫折,而在合庫金控的董事席次有所斬獲,北農人事案與合庫董事席次,恰恰凸顯農會系統在地方選舉動員以外,還有其他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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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一個公學校老師的發達之路:張式穀的軌跡

 

許佩賢(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醫師、老師,今晚你選哪一個?

 

日治時期臺灣的菁英不是醫師就是老師的印象,可能是社會上對日本時代的普遍認識之一。其實這是因為在日本統治的前半期,殖民政府在中等以上教育,只開放培養醫師的醫學校及培養初等教師的師範學校(1919年以前稱為國語學校)。得以在新時代取得知識權威的,主要就是出自這兩所學校的醫師和老師。

日本統治以後,地方社會中,受了新式教育、回到地方上擔任公學校教師的人,經常是地方社會的中心人物。他們一方面擔任教育工作,有時也幫臺灣總督府宣傳政令,從某個意義上來説,可以算是遂行統治的工具性存在;另一方面,他們是新知識、新文明的體現者,甚至也以他們的知識作為武器為民眾爭取權益,因而受到地方民眾的信賴與尊敬。然而,相對於醫生,我們對於臺灣的公學校教師這個群體──他們在殖民統治期扮演的角色、他們在殖民地社會中的可能進路,乃至於其個人的出處──其實了解有限。雖然我們很熟悉許多有全島性聲望的政治社會運動者,如蔡培火、楊肇嘉、黃旺成、蔡式穀、簡吉等人,都是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原」公學校教師。但是大家對於他們的認識,多集中於他們離開教職以後在社會上的經歷與活動,而且偏重其參與民族運動或農民運動的經驗,對於他們在公學校教師任職期間的經歷,或其轉換跑道的背景則較少提及。本文即是從這樣的問題點出發,思考在殖民地統治下,一個有企圖心的殖民地青年,考上國語學校,回到家鄉成為公學校教師,他的人生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終其一生擔任教職?出國留學?轉換跑道進入實業界?投入民族運動?還是出任公職?而又是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條件變化造就或限制了這些可能性。這不只是教育史的問題,也是思考殖民統治與臺灣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課題。本文將以新竹出身的張式穀為中心,考察日治時期公學校教師的人生故事,進而思考殖民統治對個人乃至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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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日治時期人士鑑中張式穀的簡介
(圖片來源: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年,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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