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導論

 

2018年的5月剛結束就已經有很多天飆破攝氏37度,炎炎夏日提前報到,身上老是黏踢踢地,不禁想起多年前一個廣告詞:「夏天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經過幾十年,雖然已經不記得廣告啥東西,但是這句話好像會在耳邊縈繞,炎炎夏日能夠洗個熱水澡的確很舒服。現在台灣家家都使用熱水器,想要用熱水洗澡,水龍頭開熱水即滾滾而來。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往前撥3200~3300年,處於黃河流域的商代晚期(ca. 1300-1050 BCE),夏天天氣熱不熱?當時的貴族究竟怎麼盥洗?如何洗澡?到底用不用熱水?

這雖然是個小問題,卻有一些材料可以討論。不過,傳世文獻記載派不太上用場,主要依賴考古材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前輩九十年前在安陽殷墟的發掘,加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接力發掘,給了我們一些線索。這些材料來自四、五個彼此有關聯的不同脈絡,以下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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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寫帝王將相的歷史?賀列夫紐克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

 

史達林喜歡看電影,尤其喜歡在晚上邀請一小群同志觀影論片,然後喝酒吃飯(通常是自助餐)。酒酣耳熱之餘,有時還會一起唱歌跳舞到清晨。連「史達林也會動動他的腿,伸展一下手臂」。

這看起來不過是二十世紀有點餘暇、閒錢與教育的階級常見的休閒活動,除了對休閒活動有興趣的文化史家,這種細節到底有甚麼用? 難道學院派歷史學家自甘墮落、政治史衰敗到了只能靠八卦軼聞娛樂大眾讀者的地步?

在國際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的俄國歷史學家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不這麼認為。這看似平凡的聚會,是了解史達林統御下屬,以及黨政高層浮沉的關鍵。受邀看片,是受史達林信任的信號;沒被邀請,就是失勢了。看片之後的自助餐、飲酒作樂的派對,是史達林與他眼下親信交換資訊與意見,討論重要決策的場合。看片小會儼然是蘇聯的最高領導核心,也是史達林娛樂自己、考核親信的機會。將此看電影的習慣,放入史達林創造的統治體系的大脈絡之中,賀列夫紐克講的並不是孤立的軼聞(史達林會唱歌、動動腿當作跳舞、也會灌人伏特加等),而是史達林統治晚期偏好的非正式、制度外行使權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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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生運動雜想

 

羅士傑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

 

一、

 

2013回台任教後,才剛進入第二個學期就碰到了太陽花學運。還記得318那一晚,我才剛從香港開會回來。回到住處,就看到學生衝進去立法院的消息。透過臉書「on this day」的功能,我知道了那一天我在臉書上記下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這段話:

最近的學生抗議運動有兩點的確是很新的,一是「新虛無主義的世界觀」,另一則是「對直接行動有特殊偏好」。這些學生的世界觀是這樣的:他們認為現有的社會機構已經結成一體,相當緊密而利益均沾,可是對外面的人卻相當橫暴; 因此,要對它施以啟蒙的洗禮或根本予以反對。任何人,只要是社會機器中的一員,無論它多麼不重要,都已失去了批評的能力。因此,社會中已沒有確定的反對者和反對團體。在這種情況下,抗議行動必須脫離合法的行動範圍,其目的在立即動員許多必須的個人。.......。這種新的策略的好處是很快的就會有高知名度,可是它卻有兩大危機,一是跌進嬉痞次文化的自我安慰中,一是會採取毫無結果的過激暴力行動。[1]

隔天要上課,然後就收到一位平常看起來很文靜的修課學生寫來這封請假信:

羅老師您好,我是歷史系三年級的xxx。
由於明日想至立法院聲援,臨時向您請假一次。
這麼突然的請假,且沒有負起身為學生的責任,真的非常抱歉;
然而老師,我會在立法院好好體察/創造「大事件下人民的反應/歷史」,
並實踐我所認同的公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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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是什麼?可以吃嗎?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行政院院長消逝,法務部部長長存

 

若非2017年3月24日舉行的憲法法庭言詞辯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PQhVzn9e4),注意現任法務部部長邱太三先生的人應該沒有現在這麼多。邱先生提及「我國數千年來…」與祖先牌位要寫「考考」或「妣妣」的發言不僅引來輿論的批評,前行政院院長林全更在同一天下午否認邱先生的發言代表行政院的立場。

奇怪的是,即使先遭到上司「切割」,日後又被司法院的釋字第748號解釋「打臉」,換言之邱先生在政治與法律上各遭遇一次挫敗,但先下台的卻是林先生。截至本文完稿為止,邱先生仍然在任。更奇怪的是,無論是反對黨、媒體或是民間團體,似乎也沒有人提出邱部長應該去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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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拿山.冬柏花—濟州島4.3事件及其平反

 

林蘭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一、緣起:苦難對照組

 

2018年4月3日大韓民國總統文在寅出席濟州島4.3事件70年紀念追思會,承諾此一事件載入史冊、徹查真相、恢復受難者名譽。顯見經過70年,4.3事件不再只是濟州島人的哀傷,而是已成為大韓民國國民共同的歷史記憶,政府也拿出具體行動撫慰創痛的人心。最早參加4.3事件慰靈祭的總統是盧武鉉,時間是2006年,而他已於2003年向濟州島人民道歉,代表政府最高當局撫慰受創的民心。至於2007年到2017年之間李明博和朴槿惠兩位總統沒有親臨濟州島致意。從黨派不同的總統對於濟州4.3事件之態度,可以看出韓國政府中左右兩派的不同立場。

 

圖片 1


圖1    漢拿山畫作(圖片來源:2017/06/02,作者翻拍自樂天酒店掛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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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修練記

 

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副主任/助理教授)

 

每次要和人解釋在學校裡負責的「醫學人文」科目,我都必須大費脣舌。這個領域的發展已經大概三十年,它指的到底是什麼?

 

初識之無

 

約莫從九零年代末期開始,醫學院評鑑在台灣如火如荼地展開。評鑑委員會(TMAC)成員大多是從美國返台的教授。他們有感於國內的醫學課程太過側重專業知識,培育的畢業生「匠氣」太濃,希望透過評鑑制度召喚醫學教育對醫學人文和倫理的重視。千禧年剛過,醫學院紛紛調整課程結構,開辦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案、臨床個案討論,也包含了「醫學人文」。

我抗拒這個詞彙,覺得它被菁英醫師們高舉為一種難以達成的秀異價值。印象中是在一個關於醫學教育改革的會議,那時我舉手對已逝的黃崑巖教授發問,針對什麼論點我也不太記得,但他的回答卻澆了我一盆冷水:「你讀過Oliver Sacks『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嗎?」意即,你沒有讀過這種醫師書寫的經典,就沒有資格評論醫學人文。當時的我既悻然又語塞。

醫學人文到底要學些什麼呢?剛過世的台大醫學院謝博生教授,在兩千年出版的書序中言道:「新時代的醫學模式及發展趨勢,要求醫學教育必須加強人文教育,重振人文精神。」他又說:「除了生物科學之外,還要注重『人的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1]這大概是當時對醫學人文最具體的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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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傳統漢人社會中的非典型家庭

 

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從一場遺產爭奪戰談起

 

清光緒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三日,居住在竹北二保紅毛港庄的五十四歲婦人陳彭氏,委託她三十歲的兒子陳能向新竹縣知縣范克承控告她的媳婦陳許氏。根據訴狀,陳彭氏的丈夫早故,她抱養了三歲的許送涼做童養媳,許配給她的兒子陳能,現在兩人有個十歲的女兒。然而陳許氏與同庄的林番私通,夫妻反目。林番教唆陳許氏肆潑吵鬧,並且向陳能使用符法,讓陳能畏懼陳許氏。兩人甚至擅自取走陳家的米穀物件,陳彭氏母子倆無力約束。七月十九日林番與陳許氏又欲取走陳彭氏寄放在李智家的米穀,陳彭氏前去阻止,卻被兩人毆打。幸好庄人目睹解救,免遭毒手。陳彭氏因此上訴,希望知縣主持公道。然而知縣顯然並不全然相信陳彭氏的說詞,在批語中知縣認為夫妻吵架難免,陳彭氏自該嚴加訓斥。而如果許氏如陳彭氏所說的已經「脫逃」,如何可以擅自取走家中穀物,且何以陳彭氏會有穀物寄放在李智家。知縣認為其中必有隱情,於是派遣差役盧安到該地查明,並且傳集相關人等到縣。

大約兩週後的八月八日,二十七歲的陳許氏以呂許氏的名義,由她的伯父呂全代表,反告陳彭氏意圖霸佔家產。呂許/陳許氏的訴狀提供另一個全然不同的故事,不僅自稱呂許氏,連丈夫的名字也應該是呂寧,而不是陳能。根據呂許氏,陳彭氏跟他的丈夫陳伙在二十多年前就把他們的兒子過繼給呂熊作為嗣孫,改名呂寧。呂寧長成之後才與呂許氏成婚,而陳、呂兩家分居各食已久。然而呂寧的祖父呂熊在今年去世,已經改嫁給吳居的陳彭氏(實則應該是吳彭氏)貪圖呂家的家業,共同設謀讓她的丈夫呂寧回本生母陳彭氏的家,並且強搬呂家的家物。呂許氏並且提供一張字據,證明呂寧已經過繼給了呂熊,而陳許氏與吳居是在圖謀他們的家產。

 

淡新檔案 32410 關係表


 圖1     《淡新檔案》 32410關係表(圖片來源:作者根據檔案內容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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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們請安心「厭世」!因為百年前的厭世其實很正面

 

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古今「厭世」大不同 

 

知名的時尚雜誌《美麗佳人》曾調查最「厭世」的星座top3,在公布答案之前的引文是如此說的:「我們活著到底要幹嘛」、「這個世界怎麼那麼無趣」。不知道大家身邊是不是都有這樣一兩個極度厭世的親友,好像已經看遍人生百態,或是遇到了所有不平等的對待,讓他們遇到任何事都充滿厭惡。上榜的前三名分別是:處女座、雙子座和金牛座。這三個星座是否真是十二星座中的厭世專家,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厭世」這股風潮已經在臺灣的輿論界捲起千堆雪。

 

無用


圖1    歌手田馥甄2016年推出的《無用》,歌詞訴說人生過著無用的日子也不見得多差,被認為是厭世金曲。
圖片擷取自MV: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TJlcQ6V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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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工具與文史研究

 

祝平次(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元史專家蕭啟慶先生在1990年代曾是我在美國念書時的短暫室友,所以當我在2002年9月轉到清華大學中文系工作後沒多久,就去歷史所拜訪他。我還記得,當去他研究室時,他指著桌上的電腦,帶著童真的興奮說:「平次,如果我們那個時代有這個東西,我就會做通史研究,而不用侷限在元史了。」他所說的這個東西,就是電腦正在連線著的《四庫全書》全文檢索。蕭先生的話,指映出,數位工具與人文學研究的關聯:不一樣的工具可以完成不一樣的研究。就他所說的具體個案來講,則是研究範圍的廣窄,而這種擴展的可能性則在於全文檢索可以節省下大量蒐尋資料的時間。而2002年,也是台灣啟動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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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胞」之名:「附之則引為同胞,不附則目為公敵」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召喚國族,發現「同胞」

 

長期以來,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各種以「同胞」之名的表述,可謂是不絕於耳;例如「我四四萬萬同胞」、「全國軍民同胞們」、「同胞們,起來吧!」等行文,不時出現在各類型政令文宣、藝文作品、教科書等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公共論述。在台灣過往長期堅守的「反共復國」基本國策下,「消滅萬惡共匪,解救苦難同胞」的口號,不僅是好幾個世代的人從小到大所受到教育過程中,不斷被灌輸的「神聖使命」,也在各類作文演講比賽和考試測驗題目中持續出現的主題。以「同胞」之名的論述,往往帶有激動的情緒,召喚全民一體的集體意志和認同情感,同心協力為國族共同體奮鬥不懈,甚至為此不惜犠牲個體之生命。

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持續扮演著極為顯眼的角色。這其中更有趣且反諷的現象是:雖然孫中山曾經常抱怨「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1],但是帶有明確家族意涵的「同胞」,卻成為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重要國族代稱符號來召喚國族。更重要的是,由於「同胞」在近代中國的各類公共論述中的廣大普及現象,幾乎已是一般大眾朗朗上口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族共同體表述方式,它的存在正如同Michael Billing所形容的Banal Nationalism「平庸,平淡/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一般(例如每天的升國旗儀式),已融入一般大眾生活中,成為日常意識和行為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再者,誠如Michael Billing所指出,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關鍵議題,正是做為國族的「我們」(the national “we”)是如何被建構而成,而這個被建構的「我們」又被賦予何種意義。[2]由以上諸點視之,基於「同胞」作為近代中國國族的一項重要稱謂符號,而且可謂是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一個重要環節。

然而,「同胞」一詞作為現代國民的代稱的用法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的思想文化,尤其並非是一般人經常所提到的宋儒張載的名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簡而言之,在晚清之前,有關「民吾同胞」的論述,幾乎都是在表述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慈愛憐憫之心,並非單獨將「同胞」作為一種全稱符號,如同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同胞」作為全體國民的代稱一般。簡言之,當代辭典所定義的「同胞」的現代意涵(同國人),其實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思想中的「民吾同胞」從宋到清末時期的相關論述傳統。作為具有「國民」代稱意涵的「同胞」,是經由梁啟超受到明治日本的政治論述影響下,才開始大量出現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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