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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18

為什麼要寫帝王將相的歷史?賀列夫紐克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

 

史達林喜歡看電影,尤其喜歡在晚上邀請一小群同志觀影論片,然後喝酒吃飯(通常是自助餐)。酒酣耳熱之餘,有時還會一起唱歌跳舞到清晨。連「史達林也會動動他的腿,伸展一下手臂」。

這看起來不過是二十世紀有點餘暇、閒錢與教育的階級常見的休閒活動,除了對休閒活動有興趣的文化史家,這種細節到底有甚麼用? 難道學院派歷史學家自甘墮落、政治史衰敗到了只能靠八卦軼聞娛樂大眾讀者的地步?

在國際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的俄國歷史學家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不這麼認為。這看似平凡的聚會,是了解史達林統御下屬,以及黨政高層浮沉的關鍵。受邀看片,是受史達林信任的信號;沒被邀請,就是失勢了。看片之後的自助餐、飲酒作樂的派對,是史達林與他眼下親信交換資訊與意見,討論重要決策的場合。看片小會儼然是蘇聯的最高領導核心,也是史達林娛樂自己、考核親信的機會。將此看電影的習慣,放入史達林創造的統治體系的大脈絡之中,賀列夫紐克講的並不是孤立的軼聞(史達林會唱歌、動動腿當作跳舞、也會灌人伏特加等),而是史達林統治晚期偏好的非正式、制度外行使權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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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生運動雜想

 

羅士傑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

 

一、

 

2013回台任教後,才剛進入第二個學期就碰到了太陽花學運。還記得318那一晚,我才剛從香港開會回來。回到住處,就看到學生衝進去立法院的消息。透過臉書「on this day」的功能,我知道了那一天我在臉書上記下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這段話:

最近的學生抗議運動有兩點的確是很新的,一是「新虛無主義的世界觀」,另一則是「對直接行動有特殊偏好」。這些學生的世界觀是這樣的:他們認為現有的社會機構已經結成一體,相當緊密而利益均沾,可是對外面的人卻相當橫暴; 因此,要對它施以啟蒙的洗禮或根本予以反對。任何人,只要是社會機器中的一員,無論它多麼不重要,都已失去了批評的能力。因此,社會中已沒有確定的反對者和反對團體。在這種情況下,抗議行動必須脫離合法的行動範圍,其目的在立即動員許多必須的個人。.......。這種新的策略的好處是很快的就會有高知名度,可是它卻有兩大危機,一是跌進嬉痞次文化的自我安慰中,一是會採取毫無結果的過激暴力行動。[1]

隔天要上課,然後就收到一位平常看起來很文靜的修課學生寫來這封請假信:

羅老師您好,我是歷史系三年級的xxx。
由於明日想至立法院聲援,臨時向您請假一次。
這麼突然的請假,且沒有負起身為學生的責任,真的非常抱歉;
然而老師,我會在立法院好好體察/創造「大事件下人民的反應/歷史」,
並實踐我所認同的公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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