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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寫帝王將相的歷史?賀列夫紐克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

 

史達林喜歡看電影,尤其喜歡在晚上邀請一小群同志觀影論片,然後喝酒吃飯(通常是自助餐)。酒酣耳熱之餘,有時還會一起唱歌跳舞到清晨。連「史達林也會動動他的腿,伸展一下手臂」。

這看起來不過是二十世紀有點餘暇、閒錢與教育的階級常見的休閒活動,除了對休閒活動有興趣的文化史家,這種細節到底有甚麼用? 難道學院派歷史學家自甘墮落、政治史衰敗到了只能靠八卦軼聞娛樂大眾讀者的地步?

在國際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的俄國歷史學家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不這麼認為。這看似平凡的聚會,是了解史達林統御下屬,以及黨政高層浮沉的關鍵。受邀看片,是受史達林信任的信號;沒被邀請,就是失勢了。看片之後的自助餐、飲酒作樂的派對,是史達林與他眼下親信交換資訊與意見,討論重要決策的場合。看片小會儼然是蘇聯的最高領導核心,也是史達林娛樂自己、考核親信的機會。將此看電影的習慣,放入史達林創造的統治體系的大脈絡之中,賀列夫紐克講的並不是孤立的軼聞(史達林會唱歌、動動腿當作跳舞、也會灌人伏特加等),而是史達林統治晚期偏好的非正式、制度外行使權力的模式。

 

新檔案史料,新政治史

 

同行公認,賀列夫紐克可能是世界上最熟悉史達林時期蘇聯檔案史料的專家。以數十年檔案整理與蘇聯政治專題研究的功力,與對俄羅斯境內外相關研究的廣博知識為基礎,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Stalin: New Biography of a Dictator),從標題來看是史達林的傳記,內容其實是結合精細的檔案研究和近二十餘年學界的研究成果,以政治為主軸的蘇聯前半歷史。《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英文版於二O一五年在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共產主義誌」(Annals of Communism)書系面世後,頗受好評(中文本今年已由左岸文化出版)。美國一些大學部蘇聯史課程甚至選它為指定閱讀教材。

 

圖一


圖1    英文版《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封面,出自於一九四八年宣傳海報《史達林是我們的旗幟!》。

高瞻遠矚的史達林充滿信心地看著遠方、凡人看不到的未來。
耶魯大學出版社選擇此相當標準的「偉大領袖」政治宣傳圖像語言作為封面,
應該是強調史達林作為二十世紀「經典」獨裁者,

以及他和他的模仿者們意在正當化獨裁統治、甚至神格化的自我呈現。(圖片來源:耶魯大學出版社網頁)

 

有些讀者或許會對本書成為蘇聯史課程指定閱讀一事感到驚訝。畢竟,西方史學界主流先是在一九六O年代以降經歷了社會史觀點和方法的興起,「從下到上」寫史,聚焦社會下層或邊緣群體的研究蔚然成風。一九八O年代中期後,又再經過注重語言、符號和象徵的新文化史洗禮。西方人回頭寫高層政治史,甚至是帝王將相的傳記,還當成大學部教材,對於長期焦慮要「跟上」西方新方法、理論、議題的中文知識界與文化界來說,西方人用政治史「教壞小孩」,豈不是一大諷刺?

除了博學好看兼具的教學實用性,賀列夫紐克受邀所撰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其實代表的是史達林時期蘇聯史研究的新趨勢:回頭關注高層政治,但是方法與觀點已經翻新。

過去五十年來西方學界的史達林時期研究,大抵歷經了三種典範的競爭。[1]首先是受到鄂蘭(Hannah Arendt)、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等人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學說影響,多為政治學出身的研究者關注蘇聯黨國體制,探討它如何進行權力與思想的「中央化」(centralization),並利用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完全支配無力抵抗的社會,乃至擺布個人生活各個層面。在這個典範下,無論是研究高層政治鬥爭,或是探討基層社會如何被黨國控制,很自然將焦點集中在國家機器的行為,與黨國領導人的思想與決策。被此一「由上而下」典範影響的研究,也難免沾染冷戰時期意識形態辯論的色彩。

一九七O年代末,社會史「下而上」的觀點,與不預設國家為歷史發展中心⸺⸺因此也不該是歷史敘事的主角或主軸⸺⸺的取徑,開始改變學界對史達林時期的研究。出身澳洲,長期在美國任教的菲茲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可說是這個典範的旗手。她一九七九年的名著《蘇聯的教育與社會流動》(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2]結合政治與社會史,顯示蘇聯的教育與人事政策刻意提拔無產階級背景的新人,在各行各業取代「資產階級專家」與老布爾什維克黨員;此政策的確創造了一大批對史達林政權忠心耿耿的公民。[3]一九八O年代,一批年輕的史家加入她的行列,研究如農民、礦工等社會群體,以及平民的日常生活。他們強調,史達林時期的民間社會和個人並不是任國家宰割的羔羊。史達林時期的民眾主動調適,利用新體制提供的機會謀求發展,增加自己的優勢。平民也利用不同的管道,抗議甚至抵抗國家的介入。這些社會史家認為史達林時期已經是「歷史」,可以進行冷靜的分析;他們認為學術不需要沾染前一代道德批判先行的冷戰風氣。這種強調歷史研究應該就事論事,下層人民既是獨裁政權受害者也是支持者、獲益者的觀點,在一九八O年代曾引起激烈的辯論。[4]有些受到極權主義典範影響的學者,指控社會史家等「修正派」避重就輕,為史達林及其政權辯護脫罪。

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後,由於大批官方檔案開放,史達林時期的社會史研究更加蓬勃。但是另一個受到後結構主義與人文學界「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啟發的新典範,也隨美國歷史學家科特金(Stephen Kotkin)一九九五年名著《磁山:做為一種文明的史達林主義》(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的出版逐漸成形。[5]受到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影響,此派學者強調意識形態在蘇聯社會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認為權力的運作無所不在,且常以人民的自我規訓顯示其效力。史達林治下的蘇聯人民不只工具性地利用官方意識形態,在職場或生活中牟私利,或是在與官方打交道時表現自己的忠誠可靠。他們的確誠心地使用官方意識形態與詞彙,理解自己的生活與周遭的世界。當黨國機器企圖由上而下、完全地支配人民的同時,人民也透過在自己的在地脈絡中「學說布爾什維克話」(speaking Bolshevik),重新詮釋了官方意識形態。此派學者認為,史達林獨裁政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透過語言與意識形態一同建構,協力維持的。[6]

過去二十餘年來,受不同典範影響的歷史學家,有時利用新史料,在原有的研究取向上擴張他們的研究課題,有時則開發如環境史等全新的領域。但近十餘年來最有趣的發展,是在不同典範下互相競爭的歷史學家,不約而同地轉向研究史達林時期的高層政治,重新檢討史達林本人的影響。「修正派」社會史家的教母菲茲派翠克出版了《史達林的團隊:在蘇聯政治刀口上討生活》(On Stalin’s Team: The 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in Soviet Politics)。[7]

 

圖四


圖2    「修正派」社會史旗手菲茲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二十年,指導了數十名博士生後,她退休回澳洲定居,
在雪梨大學繼續研究與寫作,並出版了一系列回憶錄。
(圖片來源:芝加哥大學Neubauer Collegium網頁)
 

 

在鋼鐵城觀察日常「史達林文明」的科特金,也計畫了三卷本、至少三千多頁的《史達林傳》。[8]而這本英文僅僅四百頁、中譯七百頁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非但不是走回頭路,更是新趨勢中的佼佼者。就篇幅與可讀性而言,本書對學界內外的讀者,幫助或許更大。

 

圖二 


 圖3   中文版《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封面。左岸文化將一九OO年代青年史達林與老年史達林的側影對照,反映中文書名中,布爾什維克革命「使用前」、「使用後」在他身上的效果。

史達林廣為人知的形象,是大權在握的老年獨裁者。但是年輕時,賀列夫紐克說史達林曾「擁有吸引人的外貌」
(這個青年側影算是證據吧);而革命分子的身分,又為他又增添了吸引異性的浪漫氣息與神祕感 。(圖片來源:讀書共和國閱讀護照)

 

圖三


圖4    《史達林:權力的悖論,1878-1928》是科特金三卷本《史達林傳》的第一卷。
出版社挑選的封面照片,毫不留情地強調幼年天花在史達林臉上留下的疤痕,與他額上的皺紋。

這種去神話的形象,或許與科特金明確的反馬克思主義(支持資本主義市場政經體制)、反史達林立場有關。
(圖片來源:企鵝⸺藍燈書屋網頁)

 

不同典範的代表性學者紛紛關注高層政治,並不讓人意外。隨著官方檔案逐漸開放,許多長期受限於史料瓶頸的題目,例如政治鬥爭的細節,與史達林整肅的確切社會、經濟後果,現在都有了解答。久無定論的疑案,例如史達林本人,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大恐怖殘殺潮的角色(是因為獨裁者大權在握,因此為所欲為地去除任何對他有威脅或他不信任的人?還是因為史達林「只」是個弱勢獨裁者,讓整肅內敵的政策在各懷鬼胎的地方領導人與執行者手上,一發不可收拾?),現在也能利用可信度高的檔案史料,進行深刻的詮釋與實質的辯論。史達林塑造了蘇聯前半的歷史;與他相關的檔案陸續開放後,不同派別的歷史學家「跟著史料走」,重新審視史達林和蘇聯黨國高層。二十餘年來,史料整理與專題研究已有可觀的累積。再下一步,就是利用這些成果書寫綜合式的蘇聯歷史,提供學界內外完整的新敘事與新詮釋。誠如不屬於任何前述典範的作者所說,新研究累積出的新共識,已經到了可以「寫出全新風貌的史達林傳記」的階段。這不是理想中按部就班、以專業研究的發展來推進普及知識的改寫與更新嗎?

這一波政治史寫作潮流,並非老式「帝王將相」敘事的還魂。在《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一書中,作者的確使用會議記錄、備忘錄、上級向下級命令、下級向上級的報告、公私信件,與回憶錄等常見政治史史料。但他也使用公文收發紀錄、訪客登記簿等過去不被重視的「瑣碎」資訊,以日常生活史家般的偵探技巧,重建史達林在決策時,到底倚賴那些手下、使用什麼資訊,以及他在決策過程中的關鍵角色。《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在第六與最終章,數次以人民上書的請願、抱怨、舉發信,討論社會實態、官僚運作、人民心態與官民互動策略,以及史達林對於民情的認識與他的基本心態。這些其實是研究蘇聯的社會史家慣用的方法與史料,也是「史達林做為一種文明」典範下,研究「凡夫俗子的思想史」等議題常採取的研究路徑。〈閱讀與思索的世界〉這一主題式短章,重構史達林的閱讀習慣、私人藏書、藝術品味及語言風格。作者巧妙運用閱讀史與思想史的方法和洞見,把史達林的思維習慣與布爾什維克的世界觀,連結到他在政策上的選擇與政治鬥爭操作模式。對負責任的歷史學家來說,重建政治人物想法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一向是相當艱難的挑戰。本書可說是個值得參考的模範。新一代的史達林時期政治史,的確改頭換面了。

 

如何寫獨裁者的傳記

 

史達林是不擇手段、殘酷無情、草菅人命的獨裁者,他個人對於蘇聯及其人民的影響既深且遠。別的層面不提,因為他的決策而在非戰爭時期枉死的平民,至少有數百萬。光是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帶來的大饑荒(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就造成了五百到七百萬人餓死。如再加上因為他的錯誤決策造成大量軍民在二戰及戰後饑荒中的傷亡,喪生人數遠遠超過三千萬。因此,寫史達林的傳記,不可能只描述他個人的生活、思考,與行動。獨裁者的思與言,直接決定了無數凡夫俗子的生與死。但如何以人物傳記的形式,反映這種深刻的影響? 一人傳記的寫作,變成了如何寫一個非常時代的歷史的挑戰。

賀列夫紐克以數個方法回應這個挑戰。第一是集中討論史達林革命與政治生涯中,有堅實檔案史料基礎的關鍵行動與決定,並以此為基礎,進行節制但暗藏機鋒的敘事。換言之,因為缺乏可靠證據而看不到、摸不著的個人內在層次,或者得依賴抽象理論進行的行為或思想詮釋,例如史達林的精神分析或是精神病理,就不花筆墨;有文獻佐證可以檢證重建者,才是重點。思想、信仰、意識形態如果納入討論,也是因為它們與政治行動與政策選擇有明確關聯,並有可靠史料進行分析。賀列夫紐克甚至主張,在史達林體制的嚴密監控與習以為常的政治迫害威脅下,許多高層紅人為求自保,不會向甚至是最親近的家人與朋友吐露真心想法;因此我們不能輕信許多當事人回憶錄或是他們的家人、親信口傳留下的資訊。討論史達林的個性與與思想,賀列夫紐克重視的是史達林與他人公私互動之間留下的檔案資料。我們在這本傳記中看到的史達林,是政治體系與社會網路中的行動者史達林。賀列夫紐克主張只有從他的行動與其結果,才能了解史達林其人,而他的個人傳記也只能是一個時代的歷史。

賀列夫紐克的第二個解決方法,是採取相當有創意的二重敘事結構。 這本傳記以史達林的成長、爭權、獨裁和死亡為主線,敘述了帝俄晚期革命運動到蘇聯「前半生」的故事。布爾什維克與蘇聯黨政領袖人物在革命理想與權力競逐之間的拉扯,與他們之間爾虞我詐的合縱連橫,自然是重要主題。另一方面,作者不只報導宮廷內鬥,也深入淺出地討論布爾什維克派在俄國革命勝出的原因、蘇聯高層政治的運作模式,以及在史達林等人領導下,蘇聯社會與經濟代價高昂的劇烈變化。蘇聯史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例如新經濟政策(NEP)的起落、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強制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的大恐怖、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的德蘇大戰、成為世界強權後的國際布局,和二次大戰後國內一波波的整肅,作者也以史達林為中心,結合宏觀的脈絡分析、高層政策與權力算計,與畫龍點睛的細節,進行敘事與解釋。

穿插在這些按照時間先後編排的章節之間的,則是以史達林生命盡頭的最後幾日為引子所延伸出的間奏曲。這一系列主題性的短章,生動地描繪史達林的個人特質與權力體系,由不同的角度切入,呈現了相對於大敘事的另一個蘇聯歷史。在這第二層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了電影派對的政治意義;恐怖統治的運作模式,與駭人聽聞的受害者數字(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五二年之間八十萬人被槍決,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之間五百到七百萬人死於饑荒,史達林治下「平均每年有一百萬人被槍斃、監禁或流放」);史達林閱讀偏食症與其簡化、保守的思考習慣;他那讓身邊手下提心吊膽又感激涕零的統馭手腕;我們看到了政治強人史達林有血有肉「凡人」的一面:他是滿身病痛但不聽醫囑的工作狂,也是一個寵愛兒女卻又對之失望的父親。

第三個方法是在重要議題上,避開如口號般簡單、單因、太顯而易見、或似是而非的答案。《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呈現給我們的,是以檔案證據為基礎的複數側寫,和相互呼應的二重敘事。史達林的個性、偏好、意識形態信仰、權力鬥爭的邏輯、與政敵和手下的互動、政治體制的限制、國內外大環境的客觀政經條件、地緣政治的野心,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與相互形塑,都被納入考慮。面對史達林這般複雜的課題,一部好的歷史作品,不可能、也不應該提供簡單、單一因素的標準答案,而應該找尋脈絡化的解釋。例如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飢荒,在許多新研究中,被視為是史達林藉著農業集體化與壓制農民的抵抗,針對烏克蘭人有意為之的種族屠殺(genocide)。[9]賀列夫紐克則採更寬廣的視野,強調布爾什維克立國以來與農民(也就是全國大多數人)之間的長期緊張,以激烈暴力手段進行的農業集體化,和該政策逼出的廣泛農民抗議、甚至農民起義等因素互相加乘作用。史達林將烏克蘭、北高加索、哈薩克與俄羅斯部分地區的徵糧危機,視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戰爭。既然是「戰爭」,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存危機。因而也鼓勵手下不擇手段,完全無視眼前的飢荒,逼迫農民按照攤派額上繳糧食與懲罰無法達標者,也趁機打擊被他視為在內部「搞破壞」、阻撓農業集體化的「敵人」如「富農」等。史達林猜疑烏克蘭人、視烏克蘭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存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們在一九二O年代曾積極鼓勵其發展)為威脅是事實。但賀列夫紐克的敘事明確主張:烏克蘭的慘劇有更廣泛、不只針對烏克蘭農民的結構性原因與動機。

賀列夫紐克的第四個方法,是藉著給讀者一窺史達林統治下的平民生活的機會,以社會經濟史來討論政治行為與決策的前因後果。例如在一九五二年,即便蘇聯已晉升核武大國,經濟狀況也有改善,人民卻平均每六天才能吃到一顆蛋;在鄉間,甚至可能有高達百分之六十的小朋友,因為沒有足夠的衣服,冬天無法出門上學。賀列夫紐克告訴我們,這始終低落不振的生活水準(「史達林治下的蘇聯幾乎每一年都在挨餓」),其實是人民在高壓恐怖統治的表面平靜之下,仍時時對政權表達不滿、反政府情緒始終存在的重要因素。二戰後,蘇聯晉身為新的世界強權,也很快地追上美國在核武等軍事科技的進展,史達林卻堅持推動一波波的新整肅。這般毫不放鬆的恐怖統治,除了「壓迫製造更多壓迫/舊迫害需要新迫害來合理化」的邏輯之外,也跟此心腹大患有關。

賀列夫紐克寫的史達林傳記,其實是高明的政治史;雖然以政治史為軸,作者又適時地加入對經濟、社會,與日常生活的描述與討論。高層政治並不存在於真空之中。獨裁者的行為與思考,必須以他與外在世界——或至少是他所想像的外在世界——之間互動的角度來了解。

 

史學研究的用處

 

史達林政權造成了幾乎是世界現代史上空前的人命損失。他的恐怖統治,加上蘇聯在各地推動史達林式的共產主義,又給了同時或後起各共產與反共獨裁政權模仿的範例。新的檔案研究已經證實他做為這些暴行決策者的關鍵角色。史達林的確是大恐怖的推動者與計畫者;中央政治局(也就是史達林)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批准了內務部四四七號令,清楚規定各共和國與地區槍決與勞改的量化「業績目標」。儘管如此,賀列夫紐克在這本傳記中卻採取相對節制的寫作風格,訴諸讀者的理性,尊重讀者的判斷。沒有情緒化的控訴,也避免直接的道德譴責。《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源自對現實的關懷,但另一方面,也是藉實例替史學的價值與理想辯護。

從二OOO年中期以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起起伏伏,政治發展方向卻很清楚:以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情感,和宗教或「傳統」為名的保守社會文化價值為基礎,向強人威權統治邁進。在各種合法與非法的操弄下,民主選舉空餘形式。普丁總統的支持者控制了絕大部分的大眾媒體與公共資源。異議的表達空間雖然存在,發揮的機會卻越來越少。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官方檔案的開放程度也倒退了,歷史學家調閱檔案的申請,愈來愈常被拒絕,或是遇到各種人為障礙(就俄羅斯與中國近年的作為看來,官方對於檔案開放的態度,是威權程度的可靠指標)。

在日益保守威權的氛圍下,緬懷蘇聯的「美好時光」,甚至為史達林公開辯護,在公共領域的音量越來越大。如賀列夫紐克在《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緒論中所說,雖然二十一世紀的史達林支持者不敢公開「否認史達林體制的罪狀」,但是他們強調,史達林的政策與作為是為了促成俄羅斯現代化,保衛民族與國家利益的「合理必要手段」,「甚至是有效的……畢竟歷史的巨輪得靠大量鮮血推動」。在大恐怖中被槍決的數十萬人,才是罪有應得的「人民公敵」。

賀列夫紐克認為,這些不負責任的神話,無視史達林自己都急轉彎、間接承認政策錯誤的事實;也惡意忽略獨裁者捨棄在史達林主義框架下,其他可能的選項,而採用錯誤、危險、無效或殘酷的政策與執行方式。他認為,歷史必然論(「史達林必要論」)和無條件地為史達林辯護,之所以在當今俄羅斯廣受歡迎,是人民在有心人士的鼓動下,將蘇聯瓦解後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與無力感投射為對史達林時期的美化與緬懷。[10]這些政治神話與虛構記憶,很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支持威權統治、滋養激進民族主義的「民意」。俄羅斯總統選舉期間,的確有不少普丁支持者,在受訪時將史達林與民族自尊、俄羅斯大國榮光畫上等號。

在這個時刻寫史達林的傳記,就是賀列夫紐克對抗當代新史達林主義這個「無知、憤恨與社會不滿的混合物」的方式。對他來說,對抗無視歷史事實的政治神話,歷史學家的武器是堅實的檔案史料。面對史達林支持者或大眾寫手肆無忌憚創造出的惡質「歷史」,專業史家的回擊是建立在可信史料上的嚴謹立論。我認為,賀列夫紐克透過這本傳記強調,職業歷史學家以史料證據為本,進行合於邏輯與脈絡化的分析,但同時也深刻理解史料的限制。研究者之間意識形態難免不同,但是在分辨出可信史料與嚴謹推論之後,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差異,一目了然。以偏概全、強詞奪理的斷言,畢竟與專家深思熟慮後的謹慎論斷與寬廣視野是天差地別。但他也承認,俄羅斯人對於政治神話的免疫力不高。是以,《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冷靜的敘事與就事論事的風格背後,有他恨鐵不成鋼的複雜心情。[11]

賀列夫紐克親身實踐以檔案研究為基礎的史學研究,也相信讀者看過誠懇的好研究後,會肯定以理性求真為圭臬的專業史學的價值。這個近乎復古的態度,跟當下流行的看法或許不同步。進步人士受到後結構與後殖民思潮的影響,懷疑各種自稱「理性」的論述或權威,也強調知識生產與學科標準中隱含的壓迫性權力關係。更激進的懷疑論者,完全不相信人可以獲得客觀真實的知識。比較保守的論者,則指責知識菁英以「專業的傲慢」,輕侮庶民的真摯信念與素樸真理,或任意毀棄得來不易的「傳統」價值與智慧;甚至借用前述進步人士的理論,質疑任何他們不喜歡的事實。[12]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不約而同地將那些與自己看法、價值抵觸的資訊,貼上「假新聞」或「話術」的標籤;或是以「歷史是勝利者所寫的」為理由,將歷史寫作完全視為黨派鬥爭的延伸,否定其價值與意義。在這個懷疑真相是否存在的年代,《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向讀者重申:史料中自有真相,嚴謹的研究與論辯能夠建立可靠的知識,進而向大眾提供獨立的評判依據。是以,本書也是作者期望改變大眾歷史意識的方式。專業史家對公眾論述有社會責任,但絕不是媚俗地參加爆料大會或口水戰,而應該堅持學術研究的高標準。面對不負責任的對手,史家更要講究史料的辨正、推論的嚴謹,與對歷史脈絡的掌握。

賀列夫紐克在《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中,傾向以權力爭奪的面相做為詮釋史達林決策的主軸。[13]這或許有過度強調「大人物(的權力鬥爭)創造歷史」之嫌,但本書也確實在多處融入了「下而上」歷史的洞見。結合簡潔流暢的筆法,精彩的布局,對相關研究的充分掌握,與高明的史料運用,《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是賀列夫紐克以數十年之功力寫出的傑作。作者對於史學研究價值的信心,與對「真相才是愛國」基本原則的堅持,雖然不時髦,但在犬儒多疑與怨憤反智的當下,自有令人動容的高貴。

 

圖五


圖5    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
在收集、整理、出版新開放檔案資料的同時,他也是一九九O年代最早開始利用這些資料,
寫作詮釋性史達林時期歷史的俄國歷史學家之一。
(圖片來源: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HSE網頁)

 

本文由筆者為賀列夫紐克著,陳韻聿譯《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新北市:左岸文化,2018)所寫的導讀〈為獨裁者立新傳〉增補修改而成。

  


 

註腳

[1] 這是為了方便理解,過度簡化的說法。恩格曼在《認識你的敵人:美國蘇聯專家的興衰》(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書中,對美國蘇聯學(Sovietology)的知識政治與政學關係,進行了相當詳細的討論。蘇聯史研究在冷戰後更是蓬勃。但官方民間都因政治需求不再,減少相關的資金挹注。比起冷戰後期,大學部學生對於學習俄語、俄羅斯與蘇聯歷史的興趣,也明顯衰退。但不意外的是,普丁政府的俄羅斯國防與外交政策,近幾年又直接刺激美國官民雙方再度「投資」(當代)俄羅斯研究。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菲茲派翠克著作甚豐,具代表性的包括《史達林的農民:集體化後俄羅斯農村中的抵抗與生存》(Stalin’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和《每日史達林主義:非常年代的日常生活》(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她寫給一般讀者的小書《俄國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一九八二年出第一版時受到嚴厲批評,二O一七年出第四版時卻已是公認的經典。

[4]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七年間在The Russian Review刊出的兩回合大論戰。

[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6] 在美國任教的德國歷史學家海爾貝克所寫的《革命在我心:在史達林年代寫日記》(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也是這個典範的重要作品。

[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她在二OO四年已撰文號召同行,一起用新史料與新觀點研究被學界冷落的蘇聯政治史。請見 “Politics as Practice: Thoughts on a New Soviet Political History,”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5, no. 1 (2004): 27-54。

[8] 目前Penguin Press出版了九百七十六頁的第一卷Stalin: Paradoxes of Power, 1878-1928 (2014),和一千一百八十四頁的第二卷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2017)。第三卷計畫從一九四一年納粹德國入侵寫到史達林一九五三年身死之後。依前兩卷的規模,第三卷至少也將有一千頁。

[9] 最新的例子請參考 Ann Applebaum, 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New York: Doubleday, 2017)。大饑荒已成為當今烏克蘭民族認同的重要成分。就像討論一九一五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一般,相關研究無法避免讀者帶有政治意涵的解讀與論辯。

[10] 台灣讀者或許也注意到,對於特定的台灣歷史時期(例如蔣經國統治或是日治下「摩登文化」)的頌揚,反映的其實是我們自己的政治態度、歷史時刻、與高度選擇性的記憶建構,而未必是那些歷史時期的實情。

[11] 史達林是約瑟夫・朱哈什維利參與布爾什維克運動後使用的化名,也是「鋼鐵人」的意思。

[12]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 30, no. 2 (2004): 225-248,可以看做是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學者,被批評為虎作倀之後的反省。

[13] 賀列夫紐克擔憂某些西方「修正派」史家,因為強調以新角度詮釋大恐怖的根源,過分降低史達林在其中的重要性。他認為,這些同行或是不自覺地被新史達林主義者利用,或是被新史達林主義者的出版品誤導。請參考他的“Top Down vs. Bottom-up: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of Contemporary ‘Revisionism,’” Cahier du monde russe 56, no. 4 (2015): 83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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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克勤/為什麼要寫帝王將相的歷史?賀列夫紐克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8/05/為什麼要寫帝王將相的歷史賀列夫紐克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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