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是什麼?可以吃嗎?
為什麼要寫帝王將相的歷史?賀列夫紐克和他的《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我的學生運動雜想

 

羅士傑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

 

一、

 

2013回台任教後,才剛進入第二個學期就碰到了太陽花學運。還記得318那一晚,我才剛從香港開會回來。回到住處,就看到學生衝進去立法院的消息。透過臉書「on this day」的功能,我知道了那一天我在臉書上記下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這段話:

最近的學生抗議運動有兩點的確是很新的,一是「新虛無主義的世界觀」,另一則是「對直接行動有特殊偏好」。這些學生的世界觀是這樣的:他們認為現有的社會機構已經結成一體,相當緊密而利益均沾,可是對外面的人卻相當橫暴; 因此,要對它施以啟蒙的洗禮或根本予以反對。任何人,只要是社會機器中的一員,無論它多麼不重要,都已失去了批評的能力。因此,社會中已沒有確定的反對者和反對團體。在這種情況下,抗議行動必須脫離合法的行動範圍,其目的在立即動員許多必須的個人。.......。這種新的策略的好處是很快的就會有高知名度,可是它卻有兩大危機,一是跌進嬉痞次文化的自我安慰中,一是會採取毫無結果的過激暴力行動。[1]

隔天要上課,然後就收到一位平常看起來很文靜的修課學生寫來這封請假信:

羅老師您好,我是歷史系三年級的xxx。
由於明日想至立法院聲援,臨時向您請假一次。
這麼突然的請假,且沒有負起身為學生的責任,真的非常抱歉;
然而老師,我會在立法院好好體察/創造「大事件下人民的反應/歷史」,
並實踐我所認同的公民價值。

當時看到那封信,覺得又擔心又開心!一定程度上我們看到青年學生對世界觀以及直接行動所產生的衝擊及價值的思考與討論,此間學生的理想跟熱血躍然紙上。簡單地講,不就是青年良知的表現嘛?結合了那一天的這兩段文字,加上時序接近五四運動,我開始在想學生運動跟社會變革的關係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然後我又想起還在美國的時候,聽到的關於日本安保學生運動故事:

(2013/4/3)今天晚上有機會跟來訪問的森正夫教授吃飯,高齡78歲的森老師談興很濃。席間一位老師問到關於他的老師:日本京都學派代表人宮崎市定(1901-1995)教授對日本戰後政治發展的看法。對此,森老師說了一個故事:當影響日本戰後歷史發展的安保學生運動方興未艾之際,那時學生也包圍了日本國會大廈。那時森老師剛好去東京。後來回到京都後,宮崎先生問他:根據你到東京安保運動現場的觀察,學生跟民眾可有已經結合的跡象。森先生說:根據他的現場的觀察,其實還是一個分開的狀態。於是宮崎先生評論道:那這一場安保運動並不是一場階級的運動!

聽森老師講這個小故事,除了讓我對日本戰後東大學派跟京都學派的發展差異有進一步的認識外,另外也讓我想再有機會去思考所謂的「學生運動」在東亞民主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這其實同時也可見學生運動從民族主義的觀點,逐步走向反權威到追求更好生活的公民社會的面向。

 

二、

 

學生運動對我而言是一件我一直非常有興趣,也覺得值得進一步分析的重要歷史事件。之前比較容易接觸到的關於學生運動的記錄,不是教科書上的年輕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的描述,不然就是當時新聞對韓國學生運動的描寫(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最近的一部韓國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台灣跟韓國還有外交關係吧?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台灣的新聞主播會用「暴民」或「暴動」等名詞去形容韓國的學生運動。搭配的畫面往往會是:為了阻擋催淚瓦斯瓦斯攻擊,因此蒙上頭巾的大學生向警察投擲石塊的畫面。雖然新聞的結論往往都會是出現訓勉式的旁白告訴我們要珍惜安定有秩序的復興基地生活。但那時看電視,也會覺得韓國的工人跟大學生可真是猛!會出現的一個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生氣呢?而且會生氣到出來跟國家機器進行對抗?當時好不容易才找到楊碧川先生編的《漢江怒潮》,算是開始有一點了解。後來又讀完了蔣夢麟的自傳《西潮》後,還半懂不懂地找來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翻一翻。 

 

漢江怒潮 五四運動史


圖1 (左)
楊碧川,《漢江怒潮—韓國學生運動史》(臺灣:前衛出版社,1998)。
圖2(右)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

 

1980年代末的台灣對於「學生運動」,還往往是以所謂的「學潮」稱之。台灣民主化運動推動之前所刊行的教科書中更是對「學潮」深惡痛絕,還曾有學者論證學潮的處理正是國民黨在大陸挫敗的最有力的註腳。[2] 這也可見於蔣介石(1887-1975)1951年敗逃到台灣後回想政權失敗的原因,蔣直稱: 學校教育對青年們的領導失敗,實在應該是這次革命失敗的主要因素。大家試想,當時學校教育如果對青年領導有方,對共匪認識清楚,對國家觀念、民族思想和我們傳統精神培養有素,那青年們何至於醉生夢死地去附和共匪,狂妄無知地來反對他自己中華民國政府,來做瓦解他自己的民族精神,擾亂社會秩序的工作?[3]

從蔣的說法中,我們可以發現執政者認為學潮之所以會發生,跟學校教育的失敗(或說黨國對高等教育控制的失敗)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另一方面,對學潮的研究也多半會指向所謂的「奸黨」或「陰謀野心家」從中煽動「純潔青年」所致,或者就乾脆說學潮都是中共地下黨的組織與煽動所致,從而造成政府的敗亡。簡單地說,蔣把自己執政失敗的責任,除了歸咎於中共的強力挑戰外,還特別點到學生對他政權正當性的挑戰。但卻絕口不言身為一個領導者,面臨執政失敗導致人心離散所應負起的政治責任。[4] 諷刺的是,如此邏輯的說法仍可見於下圖今日香港對民主運動的描述:

 

螢幕快照 2018-05-08 下午11.02.10

 
圖3    網上搜尋對香港民主運動之描述(圖片來源:Google搜尋)

 

在這樣的狀況下,身為一個六年級前段班的我,自然也不難理解為何我們的教育對學生的想像,除了是用成績分數高低去區分外,另外就是體現於小時候在學校所常見的「禮義廉恥」校訓,加上作業本的「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 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生字本


 圖4    國小生字習作簿上蔣公遺訓(圖片來源:Google搜尋)

 

雖然蔣介石在我剛出生就死了,但蔣的影響力在1980年代的台灣仍到處可見。記得小學的時候,若是老師上課講到國父、蔣公的,我們就得馬上在椅子上坐正,還記得老師說這是在椅子上立正的意思。多年後想起來,我猜想也是因為當年剛從師範畢業的老師體會了「威權崇拜」在班級管理裡可以發揮的妙用。但小時候的確除了偶然可見的黨外雜誌外,的確很少可以聽到對自由民主追求之類的言論,因為總是會有大人總是想訓誡你說:不必多想,你就是乖乖地好好讀書,以後才會成為一個有前途的人。但我也總是很不懂的是:小時候每一次聽大人在討論選舉,因為國民黨總是勝利,但也總是聽到他們會嘆息地說:唉!怎麼又被他們拿去了?跟大人討論到課本裡讀到的「大有為的政府」、「一黨獨大制」跟「一黨專政制」的差異,則總是得到看似正氣凜然地到完全語焉不詳的回應。

 

過了幾年1989年六四天安門學運的時候,我剛好念國三準備要高中聯考,還記得我是報紙上看到胡耀邦死訊,接下來就是陸續有大學生陸續前往天安門廣場紀念。那一年的學運也是從春天開始,一路持續到了夏天,最後以流血收場。不由分說,當年受到的衝擊是非常大的。雖說那個時代只有中時跟聯合,但也已經可以獲得不少的資訊。除了準備聯考,天天被強迫留在學校夜讀,生活裡除了週六追著看「馬蓋先」跟「天龍特攻隊」外,百般無聊的我就是花了很多時間把新聞抄在一本封底寫有「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筆記本上。現在想起來,那段一邊聽著崔健的「一無所有」,一邊抄寫剪報新聞的日子,加上天天不斷有來自天安門廣場的最新報導,養成了我對學生運動非常大的興趣與憧憬。因為家在偏鄉,一般來說,除非你成績非常好,那老師就會鼓勵你去念高中。不然就是叫你去讀高職或專科,就說這樣會比較容易找工作。我也還記得,國一的時候,我跟我的同學去問英文老師為何我們上課沒有教英標呢?還記得那位從市區來的老師很誠懇地跟我們說:你們不用學英標吧?反正以後也沒有用啊。那時聽到老師這樣說,雖然覺得怪怪的,但還是覺得挺有道理的。但感覺上就是覺得怎會自己未來的路就這樣「被決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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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崔健,《一無所有》專輯封面(圖片來源:Google搜尋)

 

天安門後的隔年春天就是台北的野百合學運,我那時候在台中念高中,對所謂學生運動的認知,還是一樣都來自報紙,但並沒有親身的經歷。但有意思的是,從高一到大三的每一個寒暑假,我都會去參加救國團舉辦的青年自強活動。救國團的本意,應該只是希望透過這些活動達到教育青年人的作用,但引起的外部效應卻是:在短則五天,長則一週的集體生活後,我們因此可以結交到很多來自各地的知心朋友。這樣的機緣讓我目睹一起學生運動,而且還跟蔣介石有關:

 

中正公園


 圖6    臺中中正公園(圖片來源:Google搜尋)

 

1990年的台灣野百合學運後,人性中追求自由的種子逐漸校園散開,威權的力量雖然開始有所收斂甚至隱藏,但大學校園還是多會出現「暗過」(扣操行分數)的方式來「訓導」學生。參加自強活動的時候,聽了好多年紀比我稍長的大學生在講這類的故事。那時認識一位中部某醫學院的學生,那年的清明節(也就是蔣介石過世的日子),他們在台中的中正公園會有場活動,要我記得去參觀。我問說:為何我不能參與呢?那位朋友說:唉!你才高中生,我們還是不要害你啦。

那一天我按照時間到了中正公園的蔣介石銅像前,只見那個朋友跟他其他三個朋友披麻帶孝地帶了冥紙到了銅像跟前。我還在想他們可能是要去紀念蔣介石死忌幾週年的時候,他們就開始用臺語哭喊地說:啊!蔣公啊!我們真得覺得你好可憐喔!因為你的後代全都信了基督教,所以應該不會有孝子賢孫來燒紙錢給你。我們好擔心你在陰間沒有錢可以花,所以我們今天帶了這些紙錢要來燒給你用啦!很快地,他們學校的教官聞風來了。來了就問說:你們在幹嘛?然後那些學長把那套「怕蔣公沒錢花」、「我們是一群熱愛蔣公的學生」的說詞又大聲地說了一遍。

一旁的人聽了他們認真的說詞跟態度都開始笑了起來,在大家像是有默契一起發出的笑聲中,像是被打敗的教官悻悻然地走了。那時的我沒有機會到中正廟參加「除老賊」的聚會,但那一場場合卻可能是我一個非常很重要被啟蒙的時刻。

但之後那位朋友告訴我,他們後來都被記了暗過。我問說:那記了暗過會怎樣?操行分數被扣會怎樣?朋友淡淡地說:幸好我們是學醫的,所以被扣分的影響還沒那樣大。就算之後到了軍中,因為我們是多半是軍醫,他們對我們也比較沒辦法。我追問說:你講的他們是誰啊?朋友說:有權力的人啊!後來我就問:那人生的目的是要當一個有權力的人才能自保或是跟他們對抗嗎? 那位學長說:也不見得是這樣,但總是需要讓他們知道還有人會去思考!不然還真得會被他們徹底看不起!

到了南台灣讀大學後,除了上課找書來看,參加社團、偶偶去跑跑田野外,其實也沒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到了有一天一個勞工所的學長說,他們打算開關於工運與學運的工作坊,問我們這些大學生有沒有興趣一起去參加討論。我那時想,反正閒的也是閒著便答應了。問了才知道是要先讀資料然後進行討論的,負責領讀的那位學長還是參加過野百合學運的,那請問是要讀哪一本書呢?那個學長說:應該會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吧!所以我們都去買了那一本里仁應該是翻印的書。學長還說去工作坊前要先閱讀。那天我應該是有把書翻開來看了一下,但卻發現看不懂,於是跟很多大學生一樣就自動放棄,想說等到現場去聽別人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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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黑格爾,《歷史哲學》(圖片來源:Google搜尋)

 

那天學長準備要開始領讀,但感覺上就是他自己也沒讀得很懂,像是在聽一連串深奧但是明顯斷裂的句子,在場的我們也如同陷入五里霧中。正在想說一起參加的同學到底也是怎樣想的時候,領讀的學長的聲音從高亢到低沉,從看似深奧到淺白到讓人直接產生許多他怎會這樣的疑問。然後突然之間,他的聲音就停了,開始喃喃地說:我其實讀不懂黑格爾!正當我們還在想說:就算是讀不懂黑格爾又有什麼大不了呢?而且那就算讀懂了,又怎樣呢?但那個學長竟然就趴在桌上嗚嗚地開始哭了起來。我們看著那位學長嗚嗚地哭了一下,然後另外一位學長說:今天就到這吧!

我回住處的路上,腦海裡一直出現那個擔任過學運中堅份子的學長因為讀不懂黑格爾,因此趴在桌子上哭的場景,我一直在想他為什麼要哭。想了好一下子,我才逐漸想明白這應該就是以前常常讀到的知識份子的良知跟理想主義吧!知識份子相信透過自己的良知與知識結合熱情,他們可以獲得對這世間很多問題的解決方式,而一旦發現他們得知他們的知識可能無法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時,那樣良知引起挫折感應該就是那一位學長淚水的來源吧?

 

三、

 

再回來討論318隔天寫信給我請假的學生,他寫道:「我會在立法院好好體察/創造「大事件下人民的反應/歷史」,並實踐我所認同的公民價值。讀到學生寫的這段話時,除了讓我對學生能更有感情,也心存敬佩外,我想我看到的是另一代新成長有熱情的年輕知識分子。但我更看到的是一個拒絕平庸相信透過自己的存在可以讓這個世界有一點不同的年輕人,這完全讓我聯想起台灣民主化運動之前,曾經有一本書叫:對年輕人的真心話,裡面收入一篇當時流傳甚廣批評開放學生運動的文章,題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文章寫道:

小市民再重複一次:學者所謂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一個人要不主觀、不衝動、不武斷、不受別人煽惑欺騙,要有豐富的學識經驗常識,才能再有限度的的範圍之內,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學者將這種高深境界期求二十上下、學業未成、實際經驗貧乏的大學生,毋乃理想太高?[5]

 

對年輕人的真心話

 
圖8     孤影,《對年輕人的真心話》,(台北:中央日報編印,1978年9月3版)。

 

這樣的講法仍可多可見於甚至今日對學生運動的批評上:主要就是說青年學生年輕血氣方剛,因此思慮不周,容易被人利用之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威權當局對學生的「訓導」與動員,若是由學校所組織跟民族色彩濃厚的愛國行動有關的話,則不會見到上述的這類批評。說到底,其實都是對學生自發的行動深有顧忌。簡單地說,威權當局往往希望學生可以平庸化,君不見對平庸的強調,其實也是對威權者所強力推行的價值觀。[6] 透過上文以小市民自居的發言位置,我們甚至還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

在今天臺灣的處境,小市民不敢絕對肯定沒有人「歸於失蹤」,不過小市民想真正歸於失蹤的人,大概有他們極特殊的原因,一般小老百姓發發牢騷,批評批評政府,起碼照小市民的經驗看來,是不會產生那種嚴重後果的。[7]

這樣的強調平庸沒有追求,對世界的改變也缺乏參與的興趣的順民文化,還有下文的描述:

小市民拼老命為今天的台灣社會辯護,並不是小市民本身的生活過得很寫意。反之,小市民的生活並不舒服,年近三十五,兩袖清風,無依無靠,前途茫茫,勉強混一碗飯吃而已。跑政府機關替老闆辦事要脅肩諂笑,跟脾氣暴躁的警伯打交道,挨一頓官腔,要低聲下氣,我愛聽的流行歌曲被查禁了,我愛看的新聞週刊被檢扣了,我也只好付諸一嘆。[8]

然後小市民除了談到生活的種種不便無奈,並還鼓勵有能力的青年才俊去做以下的選擇,變得說只有加入國家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他還提出了這樣的呼籲:

朋友,你覺得「特務」機關「下層執行人員水準參差不齊嗎?你認為他們有時會「小題大作」嗎?那就請你放棄你不願受約束,喜歡自由自在的自私,勇敢地去做一個「不清高」的「特務」人員,以你的學識,以你的奉獻精神,竭一己之心力,在國家安全和人民自由之間,在認真執行和「小題大作」之間,做最洽當最有分寸的掌握。「特務」機關裡,像你這樣高水準的優秀青年多了,「水準參差不齊」的現象自然消除,過與不及的偏差,也自然沒有了。[9]

也就是說強調「聽話」的價值觀,但說到良知與理想主義,則顯然不是威權時代所能容忍的。這也讓我想起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進入廿世紀的現代國家是如何去動員所謂的青年人?如前文所述,並非所有的學生運動都被國家所禁止,事實上,還有不少學生運動是執政者所組織與鼓勵的。這些被執政者所鼓勵的學生運動,則多半都是與「民族主義」所牽引的「愛國思想」有關。我以為這樣對年輕學子良知的動員,並不光見於台灣的民主化與中國以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為名所推動的學生運動,根據日裔美籍人類學者大貫惠美子針對二戰時期參與「神風特攻隊」的年輕隊員所留下的日記與手札進行分析研究,她點出了這樣值得深思的說法:

「或許人可以抵抗軍國主義和軍事政府,但卻無從對抗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也就是說,年輕知識份子或許可以抵抗由國家所組織、明目張膽的政治民族主義,但是一旦加入西方的高級知識傳統,他們就完全無法抗拒了。而且如此一來,他們也完全不可能識破國家的巧妙操縱。[10]

如同大貫在書中所點出的,她發現這一群受國家之命必須去「自殺」的年輕人,其實對即將要被逝去的生命,是感到非常地畏懼。那群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並非如我們過去所認知到的,只是被軍國主義的忠君思想所洗腦而已。事實上,他們在等待出死亡任務的那幾個月受訓的時間,這群菁英年輕人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結果他們被說服找到的意義,並不完全是對天皇效忠,而是從對西方哲學家諸如康德與尼采的作品中(特別是超人的說法)得到說服自己有力量去甚至交出自己的生命。等於說就算年輕人可以擁有良知也會思考,但還是可能會無法阻擋由國家機器透過教育機制所包裝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往往是與民族主義直接掛勾,從而失去對人性的呼應。

今日的我們我們又應該如何去思考學生運動呢?換個說法,就是以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所推動對改變社會的熱情,應該又可以怎樣繼續推動下去。對於這一點,我以為日本學者小熊英二近作提出的講法,非常值得參考:

人什麼時候會感到快樂呢?買了這個感到很高興,厭倦了再買新的; 這個政治人物不行,下次再期待別人; 現在參加的這個運動不大好玩,再去別的看看; 炫耀現在自己所擁有的,然後批評別人,這些事都稱不上快樂。因為這些行為,都只是讓自己站在安全的位置,然後把對方當成可更換的零件而已。之所以會這樣做,也許是因為怕麻煩或擔心自己受傷,但人其實是很貪心的,光是被動的消費並無法得到滿足。不自己動手做作看、行動看看,與別人產生關係看看,是很難滿足的。行動、運動,與他人一起「創造社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光是等待或是這個換過那個的話,不可能有和樂的家庭或理想的政治,唯有自己創造才行。[11]

過去五年連續十個學期的時間,我開設了同一門有討論課的通識課。討論課時,我輪流到每一組去跟學生聊聊。聊的問題總是有關,你從哪裡來?為何到這間學校,這個系來?你覺得你的生活是你當初想要的嘛?透過跟學生互動過程中,我自己從而得到很多的樂趣與滿足。下面那兩段,則是我這幾年印象最深刻的兩次:

2015/11/12今天上通識的討論課,遇到好幾個從中南部郊區高中來的大一學生,問說應該都是各校的前幾名吧?都點頭說是。

很明白那種從郊區學校往上爬的辛苦,問他們說:進了臺灣最好的大學了,對自己有什麼期待呢?在大學都會好好學習吧?都點點頭說會喔!
念藥學的說會想做研究、念地質的說想要輔中文系、念社工的想去雙修財金。
聽他們講的時候,還真是蠻期待看到他們的未來!

2016/10/13上通識討論課的時候,問到一位從苗栗南庄來的學生。

問他主修什麼,他回說:社工。 為什麼呢?
這位大一的學生說:因為我覺得我對我的部落有責任!

隨著時代的演進,學生運動已經不見得一定要與民族主義或政治抗議行動掛勾。很大的程度上,與其問說:學生運動為何發生?不如問說:學生會對哪些問題產生了基於良知的熱情,從而願意投入去讓運動發生,從而達成「創造社會」的目的。這會是我們必須持續思考下去的重要問題之一。

 

烽火杜鵑城

 
圖9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灣:自立晚報,1993)。

 


 

註腳

[1] 轉引自:南方朔,《「反」的政治社會學:近代新反抗運動》 (台北:萬象文化,1991)。

[2] 見: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3] 出自:蔣介石,〈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二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1984年4月,頁,2159。

[4] 根據學者的研究,蔣以當聖賢自居,因此在日記以及其他書寫中,常可見自省的文字。見:黃道炫,〈黃道炫:致蔣介石〉出自:https://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4-24/103830056.shtml

[5] 見: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對年輕人的真心話》,(台北:中央日報編印,1978年9月3版),頁,17。

[6] 關於邪惡的平庸性的討論,可見:漢娜厄蘭 Hannah Arendt,《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台北:玉山社,2013)。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又可見: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台北:先覺文化,2016)。

[7] 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對年輕人的真心話》,(台北:中央日報編印,1978年9月3版),頁,35。

[8] 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對年輕人的真心話》,(台北:中央日報編印,1978年9月3版),頁,36。

[9] 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對年輕人的真心話》,(台北:中央日報編印,1978年9月3版),頁,53。

[10] 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11] 小熊英二,《如何改變社會:反抗運動的實踐與創造》,(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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