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工具與文史研究
遇見傳統漢人社會中的非典型家庭

青年們請安心「厭世」!因為百年前的厭世其實很正面

 

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古今「厭世」大不同 

 

知名的時尚雜誌《美麗佳人》曾調查最「厭世」的星座top3,在公布答案之前的引文是如此說的:「我們活著到底要幹嘛」、「這個世界怎麼那麼無趣」。不知道大家身邊是不是都有這樣一兩個極度厭世的親友,好像已經看遍人生百態,或是遇到了所有不平等的對待,讓他們遇到任何事都充滿厭惡。上榜的前三名分別是:處女座、雙子座和金牛座。這三個星座是否真是十二星座中的厭世專家,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厭世」這股風潮已經在臺灣的輿論界捲起千堆雪。

 

無用


圖1    歌手田馥甄2016年推出的《無用》,歌詞訴說人生過著無用的日子也不見得多差,被認為是厭世金曲。
圖片擷取自MV: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TJlcQ6V4k 

 

 

事實上,只稍在Google鍵入「厭世」,隨即出現一連串與「厭世」相關的結果,比如說「十大厭世特質」、「厭世影展」甚至是充滿負能量的「十句厭世金句」。身旁的朋友,也不時發出這樣的哀嚎:「我是負責任但厭世地活著。」我不禁好奇這種傷春悲秋的情緒,究竟是當代社會的產物?還是人類共有的情懷?因此,這篇小文章想要追索的就是「厭世」這個概念的近代起源,限於篇幅,討論範圍侷限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的近代中國社會。倘若我們以「厭世」作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可以發現「厭世」一詞最早可能出現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

帝堯巡於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多男子,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之,何事之有。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何辱之有。」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1833年在廣州創刊的雜誌。該刊不僅是第一種以漢語在中國境內出版的傳教士刊物,同時也是晚清知識人汲取域外知識的主要來源之一。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這段話的原型出自於《莊子》的〈天地〉,原文是: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這是《莊子》裡頭的一個寓言故事,說的是在「華」這個地方,守備邊疆的「封人」勸說當時的天子「堯」。所謂「千歲厭世,去而上僊」,用白話來講就是指既然已經活了數千年,那你就離開人世,飛昇成仙吧!

以程度來論,《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引用《莊子》的故事,比較接近堯對於所身處的環境感到厭煩,與當今社會談論的「厭世」尚有本質上的差距。當代社會的「厭世」是失去希望,堯的故事則是不懷持希望。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堯的故事是人超越環境(處境)所以厭世,現在則是人被環境(處境)折磨所以厭世。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厭世」一詞自古有之,在傳統漢語的範疇中亦可覓得蹤跡。當然,此「厭世」的內涵與今日大不相同。然而,近代中國的知識人如何使用這項詞彙來表述身處的境地,如何透過這個概念表達其經驗、預期和行動,「厭世」是否產生概念上的變異,則要透過考察「厭世」的相關論述才能加以驗證。

 

二、「厭世」比「不厭世」更正面? 

 

一項詞彙從浮動游移乃至底定的過程,正好可以說明語言的變化。社會中的任何新事物、新現象、新行為方式都會催生很多新詞彙。有些可能如過眼雲煙,轉瞬即逝,使用的時間很短,霎那間便銷聲匿跡;有些則在使用頻率較高,進而逐漸進入日常生活,而被固定下來成為習以為常的用語。

觀察一項詞彙如何在當時的社會中確立,「辭典」是絕佳的入手之處。辭典是揭露「詞彙與概念」對應關係的穩定文本,以詞彙串連而起的一個穩定的概念網絡,全都體現在辭典的條目之間。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耗時多年所建置「英華字典資料庫」,這是一項可供全文檢索的資料庫,收錄1815年至1919年間極具代表性的早期英華字典。該字典由外籍宣教士及語言學家,如馬禮遜、衛三畏、麥都思、羅存德、井上哲次郎、鄺其照、顏惠慶、翟理斯、赫美玲等人編纂而成。我們可以利用這套資料庫檢索「厭世」。「厭世」一詞在這套資料庫中,可以在14個條目底下,搜尋到18筆解釋。

「厭世」一詞最早出現在顏惠慶編纂的《英華大辭典》(1908)中,被歸類在“Life”的字詞底下,釋義為“to be weary of life”。在同一本辭典中,還有七項詞條與「厭世」產生關聯:“Pessimist”(厭世家)、 “Apanthropy”(厭世主義)、“Aphilanthropy”(厭世心)、“Asceticism”(厭世之行爲)、“Pessimism”(厭世教)、“Eremitism”(厭世)和“World-weary”(厭世的)。

這些詞條的解釋都集中在於對社會生活或現行制度的不滿或逃避,比如說“Pessimist”的釋義是:“One who regards the present system or constitution of things as radically bad”。而在1916年出版的《赫美玲官話》中,“Pessimism”成為教育部所規定的、統一的翻譯詞彙:「厭世論派」。由此可以略為推估的是,「厭世」作為一個消極或逃避的概念,至遲在晚清的思想界中就已經出現,嗣後更進一步成為官方認定的翻譯詞彙。

 

顏


圖2    顏惠慶編纂的《英華大辭典》被認為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標準辭典」。(圖片來源:https://www.thechinastory.org/ritp/w-w-yen-yan-huiqing-顏惠慶/)

 

梁啟超(1873-1929)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在《新民叢報》第5號(1902.4)上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論及先秦學派學分南北兩股思潮,其中南學因為氣候合宜、土地豐饒,世界觀與北學不同,抱持「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且「不屑於實際」的態度。

對於禮法和經驗的不拘,是來自於南學尊尚老莊和楊朱之學的緣故,楊朱之學所提倡的為我主義和縱樂主義皆起源於厭世觀,厭世的極致追求是要服膺順應於自然之性。梁啟超於此使用的「厭世」,尚不及當代社會那種莫可奈何而生的厭世感,仍處於前述《莊子‧天地》故事中的範疇。

同屬《新民叢報》上的文章,蔣智由(1865-1929)在《新民叢報》第42、43號合輯(1903.12)上以筆名「觀雲」發表〈厭世主義〉一文,開筆就拈出厭世的真義:「以世界為惡土,以人類為穢物,瀟然作別一天地之想而絕人避世,不與社會相接觸者,世稱為厭世主義之人。」蔣智由認為厭世主義一詞是尚未釐清來龍去脈的概括名詞,要判別厭世主義的對錯和存在與否,先要問的是「這世間是否存有厭世之果」讓人設法逃避。

對於蔣智由來說,人世間一切欺詐、野蠻的負面情事,導致志氣清明之士發出厭世之嘆。就算是同樣抱持厭世之心者,也有「厭世而棄世」和「厭世而救世」這兩種差別。蔣智由進一步批評,世俗的觀點指責「厭世者」逃避現實,卻忽略「不厭世者」汲汲營營,庸碌營生,而這是不對的情況。

蔣智由的理由在於兩者以功過相較,「厭世自了者,僅可謂之無功於世,而此不厭世之徒非特無功,而又有過何也。」這些厭世者所背負的「厭世」負面標籤,是由這些不厭世者所打造而成。而且世間之所以有可被厭棄者,皆是不厭世者所造出之孽。兩相比較,厭世者審慎自處,氣節反倒略勝一籌。

在該文的最後,蔣智由又以佛陀為例,說明當時佛教被稱之為厭世教,這毋寧是非厭世教者偏頗一端的理解。佛陀作為古今最高尚之人格者,正可證明「不知厭世之人,其人格又多失於不高尚」。在蔣智由的筆下,厭世的論述沾染了佛教的氣息,且懂得厭世之人其情操是高過於不厭世之人的。

李大釗(1888-1927)在《甲寅》第1卷第8號(1915.8)上有〈厭世心與自覺心(致甲寅雜誌記者)〉一文,該文是針對陳獨秀(1879-1942)〈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的回應。李大釗認為當時政治的惡化態勢,令厭世之思潮隱伏於社會之中。李大釗提出陳獨秀該文厭世之詞太多,而自覺之義太少,對於國家的改革不得以消極的宿命說畫地自限,而需以自由意志之理進而發展向上。

李大釗還批評當時有許多來自湖南的學生自殺殉國,這是極為不智的行為。李大釗認為這些自殺少年是未甚明瞭自覺之義,行為雖然悲壯可憫,但充其量只是「亡國之少年,非興國之少年也」。李大釗進一步申述,自殺的現象在清末早已有之,民元鼎革之後,新生的共和國政治局勢益發危急,有志之士萬念俱灰之際,再加上佛教天堂說的影響,造成「自殺是解脫」之說不脛而走,社會上便興起自殺以救世救人的論述。因此李大釗認為若是耽溺於厭世之思,不但無法喚醒社會罪惡的迷夢,還會造成悲憤自戕的情況。

1932年,梁啟超的學生潘光旦(1899-1967)創辦《華年》雜誌,該刊提出當時中國問題的重點是青年問題,中國的民族與國家生活要進展到什麼地步,端看當時青年的培植能夠進展到什麼程度。在該刊第2卷第8期(1933.2)中有一篇名為〈厭世與積極生活〉的文章,正好可以回顧「厭世」一詞的詞彙史。該文作者以自問自答的形式說明人們為何會厭世的原因:

因為世界上沒有什麼事值得我們高興,所以不得不厭世了。

但是,厭世並不必然是悲劇消極的成分。對於這位作者來說,厭世與消極是兩碼子事,極端的厭世者如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司馬遷和佛陀,雖然以厭世為立足點,卻仍是努力完成其人生的大事業。所以厭世的人不必然就是消極的人。「厭世」是人生中最容易遇到的事情,若因此走上自殺一途,則是「非愚即誣」之人。相反的,充分理解厭世主義的人,便會尋求精神意義的享樂,來調劑其厭世觀。

透過前述的說明,我們大略可以得知晚清民國社會對「厭世」的兩股態度,一股是以「厭世」比「不厭世」者更為正面的論述,另一股則是將厭世與自殺等同起來的負面論述。這兩股論述彼此並不相矛盾,出發點也不盡相同,是同屬當時社會的兩股思潮。蔣智由著眼於厭世者對於世間之惡的逃避無力感,反倒較之不厭世者更為可貴。李大釗筆下批判的青年厭世自殺情狀,則是「精神喪失,薄志弱行」的不夠自覺舉動。

 

三、近代中國之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

 

當我們提及「厭世」一詞時,腦中浮現的關聯詞彙肯定有「自殺」一詞。譬如1933年的《玲瓏》雜誌上,就有「粵女李文芳,……不料歸途李忽蹈海自殺,遺書謂久已厭世,不願偷生。」1929年的《生活週刊》邀請當時的心理學專家張耀翔(1893-1964)分析1925年上海的自殺人數問題,文中提及自殺的人口不減反增,特別是當時青年的自殺問題。

對於青年自殺這個現象,《新潮》雜誌第2卷第2號(1919.12)載有羅家倫(1897-1969)的〈是青年自殺還是社會殺青年〉、蔣夢麟(1886-1964)〈北大學生林德揚君的自殺〉和李大釗的〈青年厭世自殺問題〉等三篇文章。他們共同討論厭世、自殺問題源自一名北大學生林德揚跳水自殺的事件。該名學生是一位熱心國事的青年,在五四運動爆發後,他自費開設國貨店。林德揚臨死前告訴朋友妥善經營國貨店,毋庸掛念其生死,字裡行間,語多悲觀。

 

哀告


圖3    林德揚投水自殺後,第一國貨店在報紙上發表的哀告。(圖片來源:
http://news.163.com/13/1116/14/9DQD8POV00014Q4P.html?f=jsearch)

 

從林德揚身後的遺書可知,他的自殺意志堅決而非臨時起意。羅家倫認為這是中國教育的大問題,因為當時的青年缺乏美術的生活,所以在百忙之中,經常產生厭世的觀念。這種消極的人生觀與外在的五四運動有關。羅家倫提出五四把過去的偶像打破,但未及建立新的人生觀,這使得當時的青年頓失思想上的憑依,加上缺乏適當的導師引領人生,便流於自殺這樣的消極人生觀。熱心青年的自殺正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麻木不仁。

蔣夢麟討論的面向同樣涉及到青年人生觀的重建。蔣夢麟提及當時青年的人生觀正在改變,在思想自由的情況下對於萬事萬物抱持懷疑的態度,這樣的人生觀恐怕會造成青年的自殺問題。相較於羅家倫對自殺的態度,蔣夢麟認為自殺是一種不道德的態度,要改良社會是要從個人改良起,如果青年的自殺成風,那社會終無改良的一天。因此,青年的自殺是社會上的一大罪惡。

李大釗則將青年的自殺與社會勾連起來,他認為「自殺流行的社會,一定是一積苦惱煩悶的社會」。自殺的背後肯定是有一個帶有缺陷的社會存在。李大釗認為當時的社會與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逐漸破產一樣,因為物質文明走入頹廢的氣氛,連帶引導人類走入死路。人們對於生活的失望和懷疑,再加上青年的神經敏銳,促使青年成為「自殺時代」的犧牲品。

就如同章士釗(1881-1973)對於李大釗的〈厭世心與自覺心(致甲寅雜誌記者)〉一文的回覆,當時青年的自殺問題來自於污濁的社會與政治,令富有理想精神的青年對這種黑暗的社會,了無趣味。失望和悲觀交織的情緒,讓青年自殺成風。

「厭世」與青年的自殺問題,章士釗認為重點在於「吾國之所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當時的中國社會缺乏的是「真厭世者」,因為真厭世者一方面可以由極而反入世,成為捨己救人的榜樣,另一方面則可以收取廉頑立懦之效。李大釗最後對青年厭世自殺問題的總結,十分鏗鏘有力。他是這樣說的:

青年自殺的流行是青年覺醒的第一步,是迷亂社會頹廢時代裡的曙光一閃。我們應該認定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衝出這個關頭,再進一步,接近我們的新生命。…我憫弔這厭世自殺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願青年為舊生活的逃避者,而願青年為舊生活的反抗者。不願青年為新生活的絕滅者,而願青年為新生活的製造者。

 

四、小結

 

去年(2017)出版的一本名為《厭世代》的書,書本的介紹是這樣寫的:

他們是九○年代前後,啣著滑鼠出生,素質最優秀的一代,也是在變化劇烈的年代中,徬徨、不安,疲憊地尋找光亮的「厭世代」。這樣的厭世感,是一種對處於貧流層低薪生活的自我嘲諷。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是厭世代們共同的困境。

這本書要剖析的就是臺灣的青年如何在低薪的經濟壓迫下喪失夢想和鬥志,因而成為了所謂的「厭世代」。「厭世」不僅是網路的流行詞彙,更成為年輕人的生活態度。這是一種無可奈何,不知如何改變,走鋼索般的人生,彷彿只要一個斷裂,生活就會陷入困頓。

 

厭世代


圖4    《厭世代》(圖片來源: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7/5/4yme1rx4513kcg0wbjq8o8psybz02d.png)

 

當代臺灣社會與百年前的社會都讓青年頓失所依,失去了追尋夢想的力量,造成「厭世」的情況叢生。不過,相較於當代臺灣充滿負能量的「厭世」,百年前的「厭世」論述似乎較為正面。就如同前引〈厭世與積極生活〉一文所云,「總之,我們不妨厭世,但卻不要因厭世而消極,也不應該無目的的生存著。這樣,我們的生命才真能有意義。」下次,如果朋友在你面前唉聲嘆氣地說他們很厭世時,先不要被他們的負能量所影響。因為,「厭世」是每個人都很容易遇到的情況,試著告訴朋友歷史上的「厭世」其實是件還算正面的事,只要他們可以「由厭世而救世」,而不是走上「由厭世而棄世」的道路。   

 


  

參考資料與連結

「愛儒生中國近代報刊庫」(http://db.ersjk.com/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

盛韵,〈辛普森談OED如何吸收新詞〉,《上海東方早報‧書評版》,2011年4月17日。

吳承紘,《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臺北:月熊出版,2017)。

孫隆基,〈清季「世紀末思潮」之探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0期(2015.12),頁143-177。

海青,《“自殺時代”的來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知識群體的激烈行為和價值選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蔡祝青,〈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12),頁27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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