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者適合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嗎?—— 一個人文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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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紱和他爹:孝是戀父情結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汪紱(1692-1759)是清初的程朱理學家,在考證學當紅的時代,逆流而行並不容易。他和當時一流的考證學家一樣,幾乎涉獵了當時中國學者所了解的一切知識。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士人,不但兼通經史、兵書,也善繪事。他曾在景德鎮打過工,幫人畫碗;也為自己的山海經作版畫。他在明代的祖先雖曾當過高官,但幾代分房之後,他的家境已不算好。他在母親殁後,曾有一段困頓的日子,後來找到教席,生活才漸穩定。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橅立雪齋原本石印本


圖1    《山海經》版畫(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橅立雪齋原本石印本)

 

據汪紱自己說,他的聲韻、樂律之學是從他老爸那邊學來的。他爹叫士樞,也像當時大部分的士子一樣,是個科場的敗將。敗將可能只是意味著不太會考試,並不表示他學問不好。但他似乎以此為藉口,常住南京,放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在家鄉生活,很少回家。

汪紱十二歲時曾和他爹及一群叔伯輩的朋友去郊遊,流觴賦詩。這群男人玩得好不開心,也在汪紱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過,自此以後他似乎很少見到他爸。理論上士樞只是到南京去考試,但卻就此一去不回。汪紱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媽媽得了「瘋疾」,一病不起。他的父親不但沒回來料理喪事,當汪紱跑去南京投靠他時,他爹說得很絕情。汪士樞說故鄉的貧家已不再是他的家,四壁早已非他所有,他不能衣錦還鄉,更不願落得他人訕笑。考不中的面子問題,成為他不回家的理由。但汪紱仍一再請求留下,他爸說他自己都養不活了,哪能再養一口。汪紱仍不死心。他爹火了,斷了他的炊,逼他離開。

此時汪紱的經濟情況很不好。汪雖然也是婺源的大姓之一,但因家貧,加上老媽立志不求人,因此沒有親友的接濟。被他爹趕走後,他只好四處流浪。在景德鎮打工時,這個靠腦袋吃飯的知識份子,因守喪吃齋,不參加同伴的飲酒作樂,因而受到在地工人的嘲弄。他當然待不下去了,只得繼續流浪找工作,還曾一度餓病幾死。然而,這種有如今天流浪博士的境遇,並沒有擊敗他的意志,反而讓他成為一位更堅定的朱子學信徒。汪紱志向高遠,並不在乎別人一時的評價。他說:「有志之士必爭千古,不爭一時。」

汪紱艱苦卓絕的意志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看出一點端倪。1716年,在他前往福建路上,盤纏用盡,只得夜宿野廟。這廟裡供著一座著僧衣的黑面神像。然而汪乞丐竟然趕起廟神,說祂穿的不是先王的法服,質疑祂不是正神。而他自己則是「懷仁義之志,負經世之猷」,只是時運不佳,流落異鄉,暫寄此身於此廟,還令該神為他守門,看緊他的書,晚上別讓野獸妖魔來吵他,否則要祂好看。對著神像發號施令後,汪紱依稀入夢。在夢中他看見一老僧,來與他理論。僧人說祂即使無功而坐食香煙,總比那些庸碌之牧守來得強。祂指責汪不去罵這些人,卻來欺負祂。還說汪如真有本事,如何會窮途末路?沒想到汪竟在夢中回罵,說自己只是今日時運不濟,日後未可知。但野廟裡的祂是惑民而侮聖道的神佛,如何能和他這個胸懷聖人之志的人相比,而且居然還敢辯駁?汪不但「拔劍而逐之」,還準備割下祂的舌頭,嚇得僧人趕緊遠遁。這段虛幻的夢語,當然有指桑罵槐的意味,卻也充分表達了汪紱堅守聖學道統的決心,即便窮困潦倒亦不改其志。這個夢正是他不爭一時個性的寫照。

在儒家傳統裡,人倫關係是社會安定的基石。孔老夫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這些角色的行為內容為何?說明卻很少,好像人們天生就知道要如何扮演這些社會角色。像汪紱遇到這樣番的父親,究竟要怎麼辦﹖

《孝經》一書大概是中國父權社會中最主要的角色說明書。和其他的儒家經典一樣,它也有版本的問題,有今古文之爭。從內容看,這本書似乎是湊出來的,不是出於孔聖之手。其實現在我們看到許多先秦的古籍都可以說是「湊」出來的,因為不論書以簡冊或竹帛,秦漢及其先前的時代,大概沒有我們今人「一本書,一個作者」的概念。書寫的基本單位是「篇」,所以當這些「篇」被編輯收在一起,並在宋代以後大量刻印出版印成「書」後,雖然有了「書」的單位,但書中內容不連貫,邏輯相矛盾,倒也平常。這些古人大概也都知道了。像朱子這般有批判性的學者,便覺得《孝經》是有問題的文本,為之勘誤,但並未否認孝之重要。不論如何,既然是古代傳下來的經典或古文書,古代的人也和現在的學者一樣會珍重和研究。

如果只看白文,《孝經》的內容很清楚地是以「孝」作為統治的意識型態,要求下屬如事親般地服從長上。基於血緣羈絆的孝道,使從得服從父母到順服統治,看似理所當然,帝國的階序也因而成為一個虛擬的血緣大家庭。從漢代以孝治天下以來,將孝行列為求取功名的條件之一,《孝經》也被當成經典本文,列於學官。此後歷朝歷代,皇帝講論《孝經》,鼓吹孝行者,史不絕書。唐玄宗御注《孝經》,毫不掩飾孝的治理功能。明太祖聖諭六條的第一條即是孝順父母;篡位的明成祖也頒行了一部《孝順事實》,以實際的例子,鼓勵行孝。而在明、清易代之際,忠的問題對滿漢的掌權者都很難啟齒,於是孝又成為官家最好合理化自己地位的說辭。順治自己御注《孝經》,甚至一度將之列為科目。但是這書實在太小了,以漢人的聰明才智,一下子就把題猜光了,行之不久而罷。康熙編了一百卷的《孝經衍義》,闡揚孝道,不過那部頭實在太大了,於是雍正又出了只有一卷的《御纂孝經集註》,以方便閱讀和實踐。滿皇帝利用漢文化的手段實在不下漢人。

《孝經》從帝王之孝以及庶人,頗有一套像《大學》一樣的架構。但把孝心與於功利相繫,以服從長上,求取功名,作為孝道的極致,總是令人覺得不太對勁。彷彿從上而下,孝心、孝行,只是附從朝廷的獎賞,與尊重階序倫理。至於孝能感格天地,並獲得鬼神護佑的報應之說,而好報從來就只是中舉與生子。雖然親子關係,出於血緣之自然,但《孝經》卻很少言及情感的羈絆,而且幾乎是一提及親子關係,馬上就類比到君臣。為什麼一定得把自己賣與帝王家才算孝?作為一個臣民的,如何能批評朝廷利用孝道來治天下﹖整個社會階序皆因血緣化而成自然。到了科舉時代,有實際的科舉管道可以移孝作忠,顯親揚名,更讓人找不出藉口來批評《孝經》中那十分階層化而功利的孝道。許多明代的學者提出孝思乃根基於人類天性,以人性之本善或本能的良知而愛敬父母,為孝道提供理論基礎,也提升了《孝經》在經典中的地位。

身為朱子學的信徒,汪紱對儒家的孝道不曾質疑,也根據朱子的說法寫了《孝經章句或問合編》,批判唐玄宗那套把孝道當治術的說法,並把孝道的根源植於人心之善性。他似乎也真心相信自己的說法。雖然實際上他是被他爹棄養,他卻對他爸哀思不斷。在給他哥的信中,他說他爹年近七十,而他卻無能奉養,每念及此,心如刀割。他也總不忘他爹教給他的聲韻和音樂的知識,雖然他也會提及他媽其實才是他的養成教育者。他曾寫過憶往的〈八憶詩〉,首先回憶的卻是那無親的父親,他媽卻不在他回憶之內。在他祭祀父母的祝版中,提到父親的情感,遠較母親那格套化的祝辭來得深刻。似乎即使是表達孝思,他對父母竟然也有差別。

不過徽州女人是習慣了,她們的丈夫經常不在家。尤其是那些經商的,三年回家一次已成習俗。她們在家就是守貞教子。徽州許多有名的貞節牌坊,都是她們的貢獻。汪紱的媽也坦然接受了丈夫缺席的事實,守著家,教養兩個兒子。只是像汪紱的爹,這樣抛家棄子,做得那麼絕,讓他的舅舅也看不下去。在為汪紱寫的《物詮》序中,他舅舅很不滿,提到汪家貧困,汪紱未曾入學,而他的蒙師其實是他媽。雖然沒講白,但他舅顯然希望汪紱的孝道不止及於父,亦應及於其母。序的末尾,他舅不忘提醒他,去考個功名,顯親揚名。即使對這樣絕情的父親,他舅仍然回到《孝經》中所教的孝道,可見這樣的想法多深入人心。當了多年家教的汪紱在晚年去考了幾次鄉試,但和他爹一樣,他也沒中過。

像汪紱如此天倫夢斷的悲劇到底有多普遍,很難論斷。但是從晚明以來,許多士人喜歡友天下士,到處趴趴走,他們應該是不會帶著家眷。而像汪紱這樣的魯蛇,即使工作安定了,也不在故鄉。他一般在福建的楓溪教書。根據google map,從他故鄉段莘到楓溪直線距離大約190公里。既然為客他鄉,他應也不會㩗家帶眷。承平時期,父親便常缺席,更別提因戰亂而失散的家庭了。

呂妙芬關於明、清時期孝子萬里尋親的研究,揭露了汪紱的不幸故事,頗符合了那時許多士人家庭父親缺席的事實。而汪紱對他父母親不對稱的情感表露,也相應於明、清時期士人感情的表達模式。在那些父親留白的士人家庭中,兒子空有來自文本或社會氛圍所形塑的孝思,義無反顧地尋找因科舉、行商、戰亂等因素而不曾歸家的父親。父子既然從小分離,當然也難說得上有什麼情感。當孝子一頭熱地抛家棄子,找到父親時,有些父親已另有家室,或因其他因素不願回家。孝子的反應通常和汪紱一樣,而他們的爹也多認為相逢不如不見。只有在老爹無法回嘴,骸骨被孩子帶回家歸葬,孝子被大家稱讚後,才算功德圓滿。汪紱也是這樣做。在他父親死後,將他父母合葬。

從汪紱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孝作為統治意識型態與人根於血緣親情而生的張力。經典文本《孝經》中的孝相當功利,盡孝就是服從長上,報效朝廷,孝因而成為統治者的工具。情感上,孝道基於血緣,似乎不證自明,即使不為功利,身而為人,何能割捨?因此理論上,孝作為人的情感,存在人心人性之中。正因無法割棄的天倫,使得《孝經》中那套以服從長上和從那裡獲得嘉獎的理論變得自然而名正言順。實際上,明清時期提供了功利性孝道的管道:考上功名,便能顯親揚,達到孝之極至。正是因有了制度化行孝的門路,反而使得不少男人為追尋那渺茫的機會,出而遊學;或因考不上,而得四處謀職。男人們的離鄉背井,使得家庭中為父者經常缺席,為子者難以盡孝。當然,即使父親在家,也不見得就意味著士人家庭裡父親就會參與孩子的教養與家政管理。比較常看到的,反而是母親董理其事。從汪紱不幸的經歷,我們看到孝道在經典、理論與實際實踐中的緊張關係。雖然,他並不贊成《孝經》中那種功利而階層性的孝道,但《孝經》中那種抽像而不言及情感的孝道,在科舉時代,型塑了當時人顯親揚名的孝感,造成了汪紱親子單方的乖隔,卻也成就了他對缺席父親永恆的孝思。  
 


 

參考資料與連結

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1866年刊本)。

汪紱,《雙池文集》,收入: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27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2 (2007): 359-406。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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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一/汪紱和他爹:孝是戀父情結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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