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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鼎: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鼎,可說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古代文物。

毛公鼎,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上面近五百字的銘文,至今仍為世界第一(圖1)。銘文內容記載西周晚期周王將家國大事託付給毛公,期許他克盡職責,為王室效忠。銅器本身的製作平平,有些地方還顯得有些粗糙,但字體渾厚古雅,佈排井然,是距今約二千八百年前的一篇金文鉅作。

除了博物館中的文物,現代社會也經常運用鼎的意象。由官方主辦的「金鼎獎」借用鼎的權威象徵,經過金鼎獎認證的圖書,必是好書。近年大行其道的文創產業,也看得到鼎,如故宮晶華盛裝牛肉麵的白瓷碗,從鼎的烹肉功能發想,結合臺灣美食,成為一種文創商品。

從鼎而來的成語也不少,問鼎中原、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從古自今,從官方到民間,都能從鼎汲取靈感,發想創造。鼎為何能如此深入人心?鼎的面貌何以如此多元?且讓我們一探鼎的前半生,看鼎在上古文化發源期中,是如何奠立基礎,而後能成為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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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西周晚期,毛公鼎,通高53.8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考古所見之鼎

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銅鼎出土自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後期所製作,年代約公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圖2)。青銅鼎的前身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鼎,從陶鼎到銅鼎,材質的不同意味著科技技術的突破。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開始用火,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們逐漸掌握窯爐、鼓風的技術,能以六百度以上的高溫,將土燒結成陶,成為飲食的器皿。進入青銅時代,在製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從礦石中提煉出銅、錫金屬,熔鑄成青銅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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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最早的青銅鼎,西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通高20公分。
(圖片來源: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冊1,圖1。)

 

世界各古文明從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不一,東亞的黃河流域大約在公元前十七世紀跨入青銅時代,被視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兩河流域,則在公元前二千多年便已邁入青銅時代。青銅這種當時的「高科技」,在各地普遍被用來製作戰爭中的兵器與盔甲,是一種戰略資源。此外,青銅在西亞還用以鑄造神(人)像,在黃河流域則不見神(人)像,而是用來製造飲食容器。這些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高科技器皿,自然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而是專屬於貴族的祭祀禮器,用以溝通神、人,同時彰顯擁有者的身份地位。

二里頭文化所製造的青銅容器,除了烹煮的銅鼎,還有爵、斝、盉等飲酒、溫酒或盛酒的器皿。在此青銅器的萌芽階段,表面裝飾均十分簡單。銅器的造型雖承襲自陶器,但金屬具有延展性,而且不易斷裂,因此工匠能夠作出更加自由、更富於變化的造型。以二里頭的爵為例,最早的銅爵明顯是模仿自陶爵(圖3),不過工匠很快便熟悉青銅的物理特性,能夠製作出修長、富有曲線的銅爵(圖4),線條如此修長的爵在陶器是難以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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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最早的銅爵(左)明顯是模仿自陶爵(右),西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銅爵高12公分。(圖片來源:銅爵出自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冊1,圖3。陶爵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二里頭陶器集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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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銅爵,西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通高22.5公分。
(圖片來源: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冊1,圖7。)

 

二里頭文化是否就是史書記載的夏朝,學者有不同的意見,短時間大概也無法解決這個爭議,不過二里頭文化與商文明的延續是沒有問題的。商代繼承二里頭青銅禮器的發展,繼續擴展禮容器的類型,特別是酒器。至商晚期(西元前十四至十一世紀),貴族禮儀中使用的酒器包括:盛酒器(尊、罍、瓿、卣)、溫酒器(斝)、調酒器(盉)、飲酒器(觚、爵)。其中觚與爵的數量與組合,更用來區分貴族身份階級之高低,十觚十爵代表最高等級的貴族,商王武丁的王后婦好便擁有數套十觚十爵的組合。〔1〕

商代開始出現體積巨大的銅鼎,高級貴族墓中經常會有一個烹煮大型犧牲的大鼎,再搭配數量不等的小鼎。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國王陵墓雖然早已被盜一空,但陵區仍出土豐富文物。其中一座陵墓的墓道上,便出土裝飾牛頭與鹿頭的方鼎各一,器內搭配有象形銘文「牛」與「鹿」,描繪的可能就是烹煮其中的動物犧牲(圖5)。「牛鼎」與「鹿鼎」的體積均不小,高度分別為73.3、60.9公分,重量則有110、60.4公斤,均屬高等級的大型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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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牛鼎、鹿鼎出土情形,河南安陽西北岡1004號大墓出土,二件大鼎現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圖片來源: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影像編號:SHPKFHPKM1004BBWA_17。)

 

截至目前為止最大、最重的鼎是「后母戊方鼎」,高133公分,重達875公斤。這件鼎也出土自河南安陽殷墟,擁有者是商王武丁的王后。這件巨鼎有個傳奇的故事,民國二十八年發現時,正值中日戰爭期間,為了避免大鼎落入日本人之手,主事者原先想把這件巨鼎大卸八塊,運到安全之處。才把鼎耳切割下來,便發現這個工作比想像中困難,於是決定就地掩埋。至民國三十四年戰爭結束,才又掘出,收歸安陽縣政府。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正值蔣中正六十誕辰,駐軍於是用專車將大鼎運到南京,獻給蔣作為賀禮,蔣撥交給中央博物院(今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三十七年夏天,該鼎在南京首度公開展示,蔣還親臨參觀(圖6)。〔2〕國共內戰時,「后母戊方鼎」原來已經運到南京的下關碼頭,準備隨軍艦運到臺灣,可是碼頭的起重設備不足,只好將它留在南京。後來「后母戊方鼎」被運到北京,成為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永久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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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民國三十七年中日戰爭結束後,后母戊方鼎在南京公開展示,蔣中正於閉幕後一日親臨參觀。
(圖片來源:見註釋2。)

 

商代的鼎以巨大的體量展現擁有者的身份,西周的鼎則是以數量來規範貴族的身份等級。周王的陵墓至今尚未發現,不過從周原貴族的傳家寶與各地諸侯的墓地可知,西周建立伊始,酒器便開始衰微(可參考〈酒池肉林的紂王形象是如何出現〉一文),至西周晚期鼎、簋為主的食器組合正式成為身份的象徵。鼎用以烹肉,簋則盛裝穀類。一般多認為,天子九鼎配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3〕 不過先秦禮書的記載不一,實際的使用也沒有這般嚴明規整,各諸侯國之間有出入,隨著時間也有變化,如:山西曲沃西周晚期晉侯墓有七鼎六簋、五鼎六簋、也有五鼎四簋。這些鼎多半樣式相同,大小相序,稱為「列鼎」。

春秋晚期大鼎復活,再次出現於高級的貴族墓葬中。山西太原發現的趙卿墓,墓主是當時晉國的實際掌權者,墓中陪葬七鼎六簋,以及一個大鼎,高93公分,重220公斤。這種特大的鼎便是史書記載的「鑊鼎」,用來烹煮大型犧牲。湖北隨縣的曾侯乙墓,墓主是曾國國君,以九鼎八簋的規格陪葬,墓中也出土一對大鼎,高64.6公分,重54.8公斤,內部各有半架牛骨(圖7)。趙卿墓或曾侯乙墓的陪葬規格,或許有人視之為僭越:趙卿以卿用諸侯之數,而曾侯乙則以諸侯用天子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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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曾侯乙墓鼎、簋出土情況,西元前四世紀前半,湖北隨縣出土。
(圖片來源: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圖版23.2。)

 

所謂的僭越,不妨從技術與資源普及的角度重新思考。作為高科技的青銅資源與技術,是青銅時代的戰略資源與彰顯身份的威望財,銅礦與技術工人必是爭奪的對象。武王克商,接收商人作坊與工匠,想必也掌握銅、錫礦的來源。至於西周各地的諸侯,至遲在春秋早期也已掌握礦源與技術,能夠自行鑄造銅器,使得青銅禮器在風格與技術上,開始出現明顯的地域差異。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晉國,它在山西侯馬擁有一片鑄銅作坊,至春秋晚期成為北方重要的鑄造中心;南方的曾、楚等國必定也有大規模作坊,供應楚系國家的兵器與禮器。各國自行鑄造青銅器的結果,除了充實兵器,增強國力,也使青銅禮器變得更為普及,稀釋其尊貴性。

就在青銅禮器光環逐漸消失,周天子地位備受挑戰的春秋晚期,鼎的神話開始發展。

 

神話傳說中的九鼎

我們熟悉的「問鼎中原」成語,來自春秋晚期《左傳》的一則記載。春秋中、晚期,楚國逐漸壯大,在一場軍事勝利之後,志得意滿的楚莊王派人向周天子問鼎的大小輕重。周王的使者王孫滿答以:「在德不在鼎」,接著又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意思是說周的國運雖然衰落,但周天子是上天所命,天命沒改,鼎的輕重豈是他人可以隨便問的。楚莊王所問的究竟是什麼鼎?為什麼要問鼎的大小輕重?

原來傳說中鼎最初的原型,是夏禹所鑄。傳說禹治洪水,定天下之後,九州貢金(銅),禹於是鑄了九個鼎,作為天下的象徵。後來夏桀暴亂,鼎於是轉移到商,商紂暴虐,鼎又轉移到周。後來秦滅六國,九鼎竟然飛入泗水。秦始皇過彭城(今江蘇徐州)使人入水求鼎,就在鼎即將被撈起的剎那,空中出現一條龍將繩索咬斷,鼎再度沒入水中,再也無跡可尋(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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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秦始皇「泗水撈鼎」的故事在漢代可能相當流行,山東嘉祥的東漢武氏祠石壁上便浮雕著這個故事。
(圖片來源: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冊18,圖9。)

 

這顯然是一則政治寓言,批判秦不得天命,不過中國歷史上相信九鼎的統治者還不少,王莽、武則天、宋徽宗,都曾經鑄造九鼎,宣示自身政權的合法性。王莽與武則天是篡位者,而宋徽宗則是在偶然的機會中繼承皇位,他們似乎都想證實自己的統治是天命所歸。

 

九鼎的現代復興

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在此以民為主的時代,竟還有人鑄了象徵天命的九鼎,打算獻給蔣中正,後來由於輿論反對才臨時取消獻鼎儀式。這個民國九鼎的背景是:1942年元月一日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二十六國在華盛頓會議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中國與美、蘇、英並列為四強。1943年初,桎梏中國百年的不平等條約廢除,改訂平等新約。為慶祝這新的國際地位,重慶的國民黨人策劃鑄九鼎獻給蔣中正,而銘文的定稿人竟是顧頡剛(1893–1980)。〔4〕二十年前,這位古史辨的先鋒曾說大禹是條蟲,強烈批判上古神話傳說,後來竟參與九鼎的復興。據說這九鼎後來交付給中央圖書館(今臺北的國家圖書館),今不知在何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走過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鼎的傳統政治象徵又再次復興。1995年,為慶祝聯合國五十週年,中國贈送了一座「世紀寶鼎」以為紀念(圖9)。這件鼎通高260公分,重1.5噸,設計顧問是已故的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其原型是商代至西周早期的大鼎,底座上有五十六條小龍,象徵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各個都是龍的傳人。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北京在香港立了一個「香港寶鼎」,作為北京政權的象徵,1999年澳門回歸時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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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江澤民與「世紀寶鼎」,鼎現安放於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

 

2000年之後,為慶祝各少數民族自治區成立五十或六十週年,中國政府除了實質的資源贈與之外,也致贈各自治區一座大型的「民族團結寶鼎」,立鼎的時間與地區先後包括:2001年西藏、2005年新疆、2007年內蒙古、2008年寧夏與廣西(圖10)。鼎名「民族團結寶鼎」六字,是由當時的國家總書記所親筆書寫:2001年為江澤民,2005-2008年為胡錦濤。少數民族問題一直撥動著中國政權的敏感神經,「民族團結寶鼎」召喚夏禹之時九州貢金的四海昇平一統象徵(至少是名義上)。只是二十一世紀這一系列的「民族團結寶鼎」,均是由中央直接下達地方,各自治區沒有置喙餘地,無論在名義上、或實質上,「民族團結寶鼎」都成為自治區「被團結」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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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民族團結寶鼎」,2007年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週年。
(圖片來源:編委會,《鼎盛中國》(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頁212。)

 

餘論

大鼎經常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而被賦予強烈的政治意涵。但有一種鼎,體積也不小,存在於日常生活的周遭,如此之普遍,讓人幾乎沒有察覺到它的存在,這便是香爐。在臺灣各地,無論佛寺或道觀,不管規模大小,前庭必定立著一座插香的大銅爐,藉由線香的白煙裊裊,將信徒的祈求上達天聽。這些寺廟香爐的原型也是商周古鼎。

從上古烹肉的鼎變成燒香的香爐,這個巨大的轉折發生在宋代,從此定型,鼎形香爐一路在廟宇中默默地屹立。這些香爐多半放在室外,為了遮蔽風雨,上方經常加設鼎亭;由於定點不需移動,把手經常作成飛龍造形,都是因應新功能而調整的設計(圖11)。

近來政府倡導金紙、線香減量,有些廟宇甚至不再燒香,大香爐自然也被收入倉庫。廣受統治者青睞的九鼎傳說與政治象徵,可說歷久彌新;至於民間廟宇香爐,是否在二十一世紀,即將與線香一同結束它們溝通人、神的千年任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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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臺北行天宮之香爐,2014年行天宮推行不燒香政策,這件香爐已不復見。

 


 

註解:

[1] 黃銘崇,〈從考古現象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上、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頁607-670;第84本第1分(2013),頁1-82。

[2] 譚旦冏,〈司母戊大鼎收藏經過及其特徵〉,《故宮文物月刊》,第4卷第7期(1986年10月),頁30-40。

[3] 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中)、(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1期,頁84-98;1978年2期,頁84-97;1979年1期,頁83-96。

[4]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2007),頁60-61。

 


 

延伸閱讀:

[1] 杜正勝,〈與華無極:鼎的歷史與神話〉,《故宮文物月刊》,第8卷第2期(1990年5月),頁6-19。

[2] Rawson, Jessica.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Bronze Vessels.” In Steven Lubar and W. David Kingery eds., History from Things: 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 51-73. Washington and Lond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3.

[3] Tseng, Lillian Lan-ying. “Monumentality and Transnationality: The Fascination with Gigantic Ding Bronze Vessels in Modern China.” In Gabriele Genge and Angela Stercken eds., Art History and Fetishism Abroad: Global Shiftings in Media and Methods, 289-302.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2014.

[4] Hsu Ya-hwei. “Reception of Chinese Bronze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Published Feb. 14, 2017. (DOI: 10.1093/jhc/fhx001) (https://academic.oup.com/jhc/article/2991781/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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