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臺灣經濟史:晚近臺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
病人絮語:過敏

越人哀歌——重寫一個「魯蛇」歷史的可能性(下)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三、「古越文化」的考古學

 

05越南花祿文化出土陶印模
圖5 越南清化花祿遺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的陶印模(花祿文化2,000-1,500 BCE)。

 

前述語言學論證與DNA資料,幫助我們釐清了過去學者有關「什麼是越?」的猜測。我們暸解到古代漢語文獻所稱的「越」是指一群使用南亞語系語言的人群,而DNA的材料更提供了一個大體的時空框架:屬於南亞語系的越人約在65,000年前出現於印度半島西邊,喜好相對溫暖的環境,一路追逐大型獵物往東,進入中南半島。當時尚屬大冰河期,海水面下降,中南半島和許多東南亞島嶼間的陸棚現出水面形成「巽他古陸」,越人大約在30,000年到14,000年之間,遍佈於巽他古陸,與更早前已經在此居住的矮黑人等族群相遇。部分人口繼續往東與往北,往北者進入雲南、廣西、貴州、湖南、湖北等地,往東者約在26,000年以前與另一群南島語系人群並肩,順著南海的陸棚進入海南、廣東、福建與浙江,並且穿越南嶺到達江西、安徽(以上參照本文上篇)。DNA與語言學的搭配,使我們可以看到上古越人的模糊身影,以及他們的後代殘留在現代人群之間,有些仍為群體,只是被歸類為少數民族;有些則已經失去族群的認同,混跡於漢人之中。另一方面,傳世文獻則展示了歷史時代越人參與中原漢語系王朝的政治競爭,雖然曾經稱霸一方,最終卻消失於歷史版圖的歷程。然而,DNA與傳世文獻之間尚有很大片的空白,是否有材料可以填補DNA與傳世文獻之間的巨大空隙?

 

06佛山河宕遺址出土幾何印紋陶片與珠海寶鏡灣的幾何印紋陶片與陶釜
圖6 幾何印紋陶的出現可能標誌著越人的出現,往往在一個遺址中除了幾何印紋陶有關的釜系文化以外,還有其他系的文化內涵並存,顯示可能有不同語系的人共同生活(如何判斷不同的文化內涵,在考古學上有「文化因素分析」,可參見圖10)。A:廣東佛山河宕遺址出土幾何印紋陶片的拓片(「拓片」是將紙覆於器物上,用墨包拍打以顯示紋飾中凸起部分的技法)。B:珠海寶鏡灣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幾何印紋陶片,C:寶鏡灣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印紋陶釜。幾何印紋陶與炊器「釜」是追尋古越文化的重要線索。

 

能夠幫助我們重寫越人歷史的第三種材料是考古發掘的材料,過去學者已經指出中國的南方地區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漢代的遺址中常出現的「幾何印紋陶」——一種以雕有幾何紋飾的木拍(或陶拍)(圖5:幾何印紋陶的陶拍),在陶器上壓印以形成陶器紋飾的技法(圖6:幾何印紋陶)——與古代的百越族群有密切的關係。出土幾何印紋陶的分布區域,包括浙江、福建、廣東、江西的全省,以及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廣西的一部分(李伯謙,1981a),另外越南與東南亞也有幾何印紋陶。學者根據幾何印紋陶的時代與空間分佈,建立起與百越族群的連結(吳綿吉,1982,彭適凡,1987等)。近來更發現此類技術的演進從幾何印紋軟陶,進展到幾何印紋硬陶,再進展到原始瓷器與真正瓷器的軌跡,且其技術發展與製造核心地區在福建(閩)、浙江(浙)與江西(贛)的交界地帶(鄭建明,2012),附近有發現不少青銅時代早期的窯址(例如:浦城貓耳弄山窯群,福建博物院,2009)。此一區域是秦漢時期閩越國的核心地帶,我們可以此為起點,順著一些重要的文化內涵探索更古老的越文化。

 

07閩越城遺址與貴族墓地出土的釜
圖7 武夷山城村遺址出土的閩越國的主要炊器釜以及陶支足。

 

秦漢的閩越國以福建北部的武夷山為核心,附近有一座古城(即上篇之崇安古城,崇安縣現在改稱為武夷山市),在幾十年前還被稱為「粵(越)城村」或「閩王城」,學者認為它就是西元紀元前三世紀末到二世紀中閩越國的都城。此一城市有大型建築(宮殿),厚實的城牆防禦工事,周圍有廣闊的平民居住區、各種作坊以及周圍的墓葬區,當然不缺幾何印紋陶(福建博物院等,2004)。在此我們暫且放掉種種細節,問一個簡單卻關鍵的問題:「閩越國的人用什麼炊器烹煮?」為何特別關注炊器?因為炊器與烹煮的方法和食材有關,烹煮的食材受到生態環境——主要是可以被食用的植物與動物資源——的制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文化性的,「用什麼器具煮東西?」在特定文化圈中往往相當頑固(想想台灣的「大同電鍋」)。粵城村附近的發掘顯示閩越人的主要炊器是陶製的「釜」——一種敞口、折肩、圜底的陶器(通常一個遺址又會有多種變異)——搭配三個獨立的陶支足——一種平底、下寬上窄的彎曲錐形陶器——將陶釜放在三個陶支足上,在釜下與支足之間加柴火進行烹煮(圖7:閩越國的炊器:陶釜與陶支足,陶釜與陶支足的架設方式見圖13)。釜與支足這種炊煮器的組合,在華南與東海岸地區大約在7,000 BCE以前就出現了(圖8:城背溪文化的陶釜與陶支足)。東海岸地區在5,000 BCE以後,將三個陶支足與器身結合在一起而形成鼎,成為另外一個鼎系文化版塊,不過在西南方,仍有很大一群人頑固地使用這種古老的炊器。

 

08城背溪等遺址的陶釜與陶支足
圖8  A:湖北宜都城背溪遺址出土的陶釜。B:湖北宜昌柳林溪遺址出土的陶支足(ca. 7,000 BCE)。釜搭配陶支足有很悠久的歷史,在嶺南地區更是綿延不斷。

 

我們特別注意武夷山地區的另一個原因是武夷山上有著名的懸棺葬,內有獨木船棺,也被認為與古代的越人有關。其實,武夷山極可能是越人的聖山,它因為紀念「武夷君」而得名,有學者認為「武夷」其實就是「無餘」,也就是越國在國家形成初期的首領。武夷山上的懸棺葬,其中最早的一座船棺經碳十四年代測定,可以達到距今 3,800年左右(石鍾健,1987)。換言之,文獻分析配合船棺的碳十四測定顯示可能至遲自青銅時代早期以來,有一支越人就在浙、閩、贛交界地帶生活,且在此形成早期國家。筆者之所以跳過寧紹一帶春秋戰國的越國遺跡,直接討論武夷山附近的閩越國遺跡,主要原因是此一地區在文化上比較保守,但更「核心」,更能展現其「越」的文化面貌。相對地,寧紹地區的越國則比較「時髦」,受到其他文化影響較大。

緣此,我們把武夷市附近地區不同時代的考古遺址做一個梳理,就會發現此一地區在早於春秋越國的階段屬於「肩頭弄文化」(ca.2,000-800 BCE),此文化以福建省光澤馬嶺、白主段與浙江省江山肩頭弄等遺址為典型,涵蓋了閩、浙、贛三省的交界地帶,它也是以釜為主要炊器(牟永抗等,1981,林公務,2003),而且有大量幾何印紋陶,應該就是越國文化的前身。肩頭弄文化對馬橋文化有很大影響,馬橋文化以上海閩行區馬橋遺址為典型,其文化有兩個來源:首先是上海地區土著的良渚文化——是以鼎為炊器的文化。另一個就是為此遺址帶來幾何印紋陶與釜的肩頭弄文化。兩者並存形成了馬橋文化,而鼎系較具支配性(宋健,1988)。前述DNA的Y-染色體研究也顯示馬橋遺址在良渚文化階段是單純的南島語系人群(O-M119),但到了馬橋文化階段則有越人(O-M95)進入,陶釜與幾何印紋陶的出現應該就是反映越人的出現。換言之,幾何印紋陶與炊器釜,以及相關的文化內涵,就是南亞語系越人的文化,我們可以沿著此一線索往前探尋。

 

09牛鼻山文化a
圖9  浦城牛鼻山遺址的上層以釜系為主,上層以鼎系為主(ca. 3,000-2,000 BCE),鼎是有三隻腳的炊器。閩北地區是鼎系文化與釜系文化的交接地帶,早期為鼎系人群居住,晚期則釜系人群(越人)開始進入。

 

閩、浙、贛交接地帶在早一階段——新石器時代晚期,卻是一種使用鼎為主要炊器的文化,稱之為牛鼻山文化(3,000-2,000 BCE),以福建浦城牛鼻山為典型遺址(福建省博物館,1996)。牛鼻山遺址本身分為上下兩層,下層為典型的鼎系文化,上層則變為以釜系為主,亦還有少量的鼎(圖九:牛鼻山文化的陶器)。其上層與江西鄰近的鼎系文化的關係比較密切。但與福建沿海地區不同,例如以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為代表的曇石山文化(3,500-2,000 BCE)就是一種釜系文化,絕大多數的炊器為釜,整個遺址到目前為止出現了上百件釜卻僅出現個位數的鼎。看來在閩、浙、贛交界的山區地帶,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前鼎文化版塊與釜文化的交界地帶,早期有鼎文化系統的人群居住,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有越人進入,到了青銅時代以後,越人則大量湧入,且開始有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成國家,又不斷擴張,進入浙江錢塘江流域南側,後又北上與吳國競爭。在秦漢時代的閩越與東甌,實際上並非由寧紹平原「轉進」到福建與浙南,而是被逼退到他們興起時的根據地。

 

10釜、鬲與鼎
圖10 釜(左):越南紅河流域東山文化陶釜 。鼎(中):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中期陶鼎。鬲(右):河南鄭州商城出土,早商文化陶鬲。鬲具有三個空的袋足。

 

取代鼎系牛鼻山文化的釜系肩頭弄文化究竟從何而來?由於浙江地區新石器時代是良渚文化及相關的鼎系文化,所以肩頭弄文化並非來自浙江。他們也不是來自北邊的江西,因為江西的新石器時代的幾個確認的考古學文化都是鼎系文化,同樣到了青銅時代就出現了以釜系為主兼有鼎系因素的混合文化,以江西萬年縣附近的遺址群而得名,稱為萬年文化(ca. 1,500-1,000 BCE)。而其西半部則有商文化——一種鬲系文化自北而來(圖10:釜、鼎、與鬲),形成了具有支配性的主體,被稱為吳城文化(ca. 1500-1000 BCE)。學者認為吳城文化的貴族係北方南下的商人,但是底層則是原住民越文化的一支。不過,仔細的觀察學者對吳城文化「文化因素分析」的圖解,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拆解出其底層的「鼎系文化因素」,次一層的「釜系文化因素」,幾何印紋陶與此層有關,且與萬年文化有高度相似性。最後是上層的鬲系文化,包含商文化及其它在當地產生的變形(圖11)。也就是說它的文化至少有三個明顯的陶器群,可能代表有三個人群先後來到此地,並存於一地。此處特別討論吳城文化的「文化因素」,因為吳城遺址也曾經就墓葬出土的人骨進行了Y-染色體檢測,有三個成功的樣本,有兩個屬於O-M95,就是釜系的「越人」,另一個屬於O-M122,就是鬲系的「商人」。筆者認為,如果取樣再擴大,也許就會看到鼎系文化人群的DNA。此一檢測,雖然樣本數少,但是基因的檢測與文化分析相符,與前面討論到的馬橋文化類似,絕非偶然。

 

11吳城文化文化分析
圖11 吳城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上部為鬲系文化,就是商文化,中段為釜系文化,就是一種古越文化,下段為鼎系文化,屬於商、古越兩者以外的族群。幾何印紋陶與中間的釜系文化有關。

 

如果肩頭弄文化的來源不是從浙江東來,也不是從江西南下,就應該是從福建沿海或閩南地區進入閩、浙、贛交界地帶。這兩個地區從新石器時代中期起一直到青銅時代為止都是釜系文化,鼎在某些遺址中或有出現,但都被認定為外來的,且數量很少(如前述曇石山文化),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也都開始出現幾何印紋陶(林公務,2003、2012)。最近發現的漳平市奇和洞遺址則可以進一步看出,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中期連續地發展,新石器時代早期早段的陶片不易看出器形,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期(ca. 8,000-5,000 BCE),器形可辨,就確定屬於釜系文化,且一直延續(福建博物院等,2013、2015)。閩南與閩海岸應該算是釜文化很核心的區域,肩頭弄文化當源與此。

釜系文化的地理分布相當廣,時代較早者如湖北的城背溪文化(ca. 6,500-5,000 BCE,圖八),湖南的皂市下層文化(5,500-4,800 BCE)、彭頭山文化(7,000-5,600 BCE)、與高廟文化(5,800-5,000 BCE)。廣東的咸頭嶺文化(5,000-4,000 BCE)、福建的奇和洞三期文化(8,000-5,000 BCE)、廣西的甑皮岩五期類文化(6,200-5,000 BCE)、頂螄山文化(6,000-5,000 BCE)等。其中偏北者,在4,000 BCE以後被鼎系文化覆蓋,比方湖北、湖南就被屈家嶺文化(3,300-2,600 BCE)等所蓋過,甚至及於粵北的石峽地區,石峽文化的下層為釜系,上層則被鼎系覆蓋,與湖南平原地帶發展相似。

 

12坐果山陶釜與陶支足
圖12 湖南永州市東安縣南溪村做果山遺址出土陶釜以及陶支足(ca. 1,500-500 BCE)。湖南與湖北山區陶釜與陶支足傳統起源於6,000 BCE,一直延續下來。

 

有些地區釜系文化頑強地持續其傳統,如湖北的路家河文化(ca. 1,500-1,050 BCE)、湖南坐果山文化(1,500-600 BCE)(圖十二)、廣東河宕文化(2,200-1,500 BCE)、香港涌浪文化(ca. 3,000-2,000 BCE)、福建曇石山文化(3,000-2,000 BCE),閩南粵東的浮濱文化(1,400-800 BCE)、閩北黃土崙文化(ca. 1,350-1050 BCE),還有越南的馮原文化(2,000-1,500 BCE)、東山文化(500-0 BCE)(圖13)等。所以,如果不計較細節,我們可以看到廣東、廣西、越南、福建沿海、湖南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考古學文化,都是釜系文化,而且有連續性。很可能都是同一人群的分支,只是文化上略有變化,但大體維持舊有狀貌,而且早期還與鄰近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洞穴遺址有關,我們認為此一地帶是「越人」的核心地區,且起源可推至舊石器時代晚期。換言之,這些地區從智人出現以來,居住在這裏的就是越人。

 

13越南-001
圖13 越南出土的陶釜與陶支足。圖A:越南永福省永祥縣義立遺址出土馮原文化陶釜與陶支足(ca. 1,700-1,500 BCE)。圖B:越南永福省弄和遺址出土馮原文化陶釜與陶支足(ca. 2,000 BCE)。圖C:越南紅河流域採集東山文化陶釜與陶支足(ca. 500-0 BCE)。

 

根據考古遺址發現的種子、孢子等分析,我們推測釜系文化可能與越人善於利用熱帶的環境資源有密切的關係,現在的嶺南地區環境,顯然是他們喜愛的生態環境。不過,在7,000 BCE到3,000 BCE的階段為「全新世大暖期」,雖然各地的現象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有暖化的傾向,使得熱帶植物的邊界北移,所以喜暖的釜系文化在此一階段分布較北。可是當暖化逐漸結束,釜系文化又逐漸退到嶺南,卻也往浙江、江西等受到海洋調節的暖帶推擠。環境變遷雖然不是人群移動與文化變遷唯一的因素,但是卻相當重要。

從馬橋文化所做的DNA Y-染色體的啟示,似乎使用鼎為炊器的良渚文化有特定的O-M119基因,而使用釜為炊器的肩頭弄文化之越人則有O-M95基因,後者約在1,900 BCE之後進到上海地區。而吳城文化的DNA Y-染色體則有越人有O-M95與使用鬲為炊器的漢語系商人有O-M122基因,這種主要炊器與語系人群間的連結是否具有普遍性?我個人認為此種普遍性可能是存在的,釜系、鼎系、鬲系的版塊時代愈早邊界愈清楚,族群愈純粹,但是因為環境變遷,人群間的互動,就愈形複雜。而早期的陶炊器系統版塊,主要是從狩獵採集時代末期針對特定環境進行狩獵採集的群隊聯盟所形成的,此種聯盟在平時各自有各自的領域,但在特殊狀況下,會彼此結合,形成大的群體,以獵取更大群的獵物。所以,在地域上相鄰,在語言上相同,這就是進入新石器時代早期語系版塊形成的可能原因。不同的語系群,可能有針對特定環境與動物的偏好,這也就說明為何幾個大的語系——器物群版塊與植被分布的區域大體相符。當然,這僅是筆者根據有限的DNA材料,與狩獵採集社會的特徵,所做的推論。最終的答案當然有賴更多古代遺址出土的人骨進行古DNA的Y-染色體測試、公布與研究。同時現代各地居民DNA的Y-染色體與mtDNA的檢測如果更細緻,也可以顯示更多古代曾經居住在此地的人群之資訊。

過去有很多學者指出了與越有關的文化內涵包括「鉤鐸」、「錞于」、「船棺」、「越式鼎」、「 銅鼓」、「羊角鈕鐘」、「銅提桶(陶提桶)」、「一字格劍」,埋葬的方式如土墩墓(不挖豎墓穴,直接把棺槨放在平地,但是堆以土堆的埋葬方式)與懸棺葬(在崖壁上鑿洞,把船棺置入洞中的葬法)等等,基本上都與歷史時期的「越」有關, 我們不妨把這些歸諸越人的文化現象都分別收集起來,並且把不同的現象分別標示於地理資訊系統上,形成不同物質文化特徵的分布形成的時間/空間的網絡,就可以看到一個共通文化在歷史時期的不同階段與地域中各種異質展現。今天我們有了DNA材料,可以更大膽地提出「古越文化」考古學的概念,以DNA和語言學建立起來的關係來聯繫特定語系人群(越人)與考古學文化(釜系文化)。本文是一個很粗淺的嘗試,把幾何印紋陶與陶釜和越人的關係聯繫起來,推理與邏輯大致不離譜,但只是個框架。我相信,一但有了突破點,未來可以進行細緻研究的地方還很多,希望有年輕研究者投入這類的研究。但也必須提醒有興趣者要注意幾點:首先「古越文化」的考古必須跨出中國的界線,也涵蓋中南半島與東南亞。其次是必須注意環境變遷,因為在冰河時期,中南半島與島嶼東南亞的一部分結合為「巽他古陸」,可以說是滄海桑田的大變化。更重要的是因為環境變遷,帶來不同的植被,導致不同地區物質文化的進入或本地文化產生變化。 另外,筆者一直心有未安的是本文所討論的很多方面,都非筆者的「專長」,一方面我想提醒讀者過度信仰專長之害,另一方面也希望未來的研究者能夠進行更好的跨學科的對話與整合,畢竟一己之力面對如此複雜的問題是遠遠不足的。

 

四、越人哀歌-重寫一個「魯蛇」歷史的可能性

透過以上的嘗試,以一個宏觀的角度考察,我們看到在傳世文獻中節節敗退的越人,其實是一個歷史悠久,而且曾經分布相當廣的人群。在兩萬多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遍佈於巽他古陸、兩廣、閩南,以及當時尚浮於水面上的南海陸棚。與其他群體相比,他們喜歡熱帶環境,也習於利用此種環境下的各種資源。越人相當早就會製作陶器,差不多在全新世大暖期開始時,他們已經開始使用陶釜為主要炊器,而且隨著當時的暖化,熱帶植物線北移,他們往北發展到達洞庭湖一帶。 在此一階段他們製陶技術就十分高明,使用戳印、篦印、附加堆紋、鏤孔與淺浮雕等複合的技術,製作精美陶器,且能製作白陶(圖14)。

 

14奇和洞三期釜
圖14 福建漳平奇和洞出土三期陶釜(左),廣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第四期陶釜與篦印紋陶片(中,甑皮岩四期文化),湖南安鄉湯家崗出土陶釜、篦印紋陶片、白陶彩繪陶片與白陶豆(右,高廟文化)。

 

當暖化結束,有一部分偏北的居地,由喜好亞熱帶氣候的鼎系人群所取代,此處的取代,是指因為環境改變,有部分人口移出,留下來的人與另外一群人移入者共存。越人主力逐漸退到嶺南,但是在江西與浙江則有越人開始移入。此一階段越人開始發展出幾何印紋陶的技術,又逐漸開發出原始瓷器與瓷器的技術。所以,瓷器雖然稱為china卻是越人的發明,今天製造瓷器最著名的景德鎮,距離發明瓷器的地點,也還不遠(這也非偶然)。

大約在西元前13到8世紀間,北方地區有一個降溫期,使得旱作的鬲系文化農耕者往南尋找耕地,間接擠壓到越人,導致越人的社會結構起了變化,在武夷山一帶開始形成國家,且不斷擴張。春秋戰國時代,氣溫回暖,武夷山附近的越人國家乘勢佔領杭州灣一帶,開始與吳國競爭,最終打敗了吳國,接著與鬲系的漢人國家爭勝,並未成功。接下來就是閩越、南越、駱越與秦漢帝國的抗爭史。

以上是利用做其他研究時隨手摘下的材料寫的,有點囫圇吞棗。但是經由這樣的評估,筆者認為現在要寫一個非漢族史觀的「越史」,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馬援擊敗徵側姐妹為止(或更晚),非但可能,也很值得寫,而且有機會寫得很精彩。但是,要寫這樣的東西,必須把相關材料——傳世文獻、氣候環境變遷、基因資料、考古材料等——做最好的吸收,然後充分發揮「綜合的藝術(art of synthesis)」,方能奏功。

最後,如果現在還有人可以唱「越人歌」,也許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哀歌(lamentation)」,哀悼的是一個喜好並適應熱帶環境的族群,被具有強大適應力的溫帶族群驅趕。哀悼族群易受分化,導致敗亡。哀悼許多族人失去自我身份認同(self-identity),甚至變成強勢者的一部分幫助欺壓其他的「魯蛇」。而這在歷史中並不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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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7]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8] 李步嘉,《越絕書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可搭配李步嘉,《越絕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一起閱讀。

[19] 吳綿吉,〈江南幾何印紋陶“文化”應是古越人的文化〉,《百越民族史論集》,頁47-63。

[20] 鄭張尚芳,〈古吳越地名中的侗台語成分〉,《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635-640。

[21] 鄭張尚芳,〈《越人歌》解讀〉,《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641-649。

[22] 鄭張尚芳,〈勾踐《維甲令》中之古越語的解讀〉,《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650-663。

[23] 司馬遷,〈越王句踐世家〉,《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

[24] 司馬遷,〈吳太伯世家〉,《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頁1445-1476。

[25] 羅香林,〈古代越族分佈考〉,《百越源流與文化》(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委員會,1978),頁39-126。羅香林這本書雖然寫作的時間相當早,但是從文獻分析與考證的角度看,仍是目前最詳實、最好的。不過,他把越族歸為「中夏」則是漢族中心論下的混淆看法。還有一般所謂「馬來人」指的是操南島語的馬來人,與古代越族的關係並不近,但是他們的DNA中,的確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南亞語族的O-M95。

[26] 羅香林,〈古代越族方言考〉,《百越源流與文化》,頁163-184。這篇文章完整地收集了早期「越語」的資料,當年梅祖麟的研究並未在此項基礎上進行,相當可惜。

[27] 羅香林,〈海南島黎人原出越族考〉,《百越源流與文化》,頁185-222。

[28] 羅香林,〈蜑民源流考〉,《百越源流與文化》,頁223-256。

[29] 羅香林,〈南詔種屬考〉,《百越源流與文化》,頁257-280。

[30] 羅香林,〈僰夷種屬考〉,《百越源流與文化》,頁295-323。

[31] 陶維英,《越南古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32] 蔣炳釗、吳綿吉、辛士成編著,《百越民族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

[33] 李伯謙,〈我國南方幾何印紋陶遺存的分區、分期及其有關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社)》1981.1: 38-56。

[34] 李伯謙,〈試論吳城文化〉,《文物集刊》3(1981),輯於《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218-230。

[35]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馬橋:1993-1997年發掘報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36] 鄭建明,〈商代原始瓷分區與分期略論〉,《東南文化》2012.2: 45-56。

[37] 福建博物院、福建閩王城博物館,《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發掘報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38]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馬橋:年發掘報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39] 彭適凡,《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40] 石鐘健,〈論武夷山懸棺葬的有關問題——武夷君是誰和武夷山懸棺葬的開始時代〉,《思想戰線》1981.1: 7-12+31。

[41] 林忠干、傅宋良,〈福建光澤商周印紋陶的類型問題〉,《南方文物》1993.4: 45-52+16。

[42] 牟永抗、毛兆庭,〈江山縣南區古遺址墓葬調查試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1(1981),輯於《牟永抗考古學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255-280。

[43] 福建省博物館,〈福建浦城縣牛鼻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二次發掘〉,《考古學報》1996.2: 165-197。

[44] 林公務,〈福建光澤先秦陶器群的研究-兼論「白主段類型」〉,《東南考古研究》3(2003): 177-192。

[45] 宋健,〈馬橋文化探源〉,《東南文化》1988.1: 11-19。

[4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4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4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鄉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49]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文物局,《秭歸柳林溪》(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50] 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深圳咸頭嶺:2006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51]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館,《珠海寶鏡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52] 廣東省博物館、佛山市博物館,《佛山河宕遺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54] 福建博物院,《21世紀初福建基建考古重要發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55] 福建博物院、龍岩市文化與出版局,〈福建漳平市奇和洞史前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13.5: 7-19。

[56] 福建博物院、福建省龍岩市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局、福建漳平市文化體育局,《漳平奇和洞遺址圖鑑》(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57] 福建博物院,《閩侯縣曇石山遺址第八次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58]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59] 林公務,〈福建考古的回顧與思考〉,《考古》2003.12: 7-18。

[60] 林公務,〈福建沿海的史前文化與早期海洋文化〉,《福建文博》2012.1: 44-48。

[6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坐果山與望子崗:瀟湘上游商周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62] 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越南義立:馮原文化遺存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63] 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中國首都博物館,《越南歷史文物》(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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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崇 / 越人哀歌——重寫一個「魯蛇」歷史的可能性(下)(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7/05/越人哀歌——重寫一個「魯蛇」歷史的可能性(下).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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