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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流行音樂史上的兩件重要往事: 「流行歌」一詞與上海灘國語流行歌的大躍進

 

陳峙維(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前言

臺灣在華人世界裡流行音樂的成就,是近代東亞特殊政經時空環境中,融合諸多音樂元素與創意所發展而來的。從日治時期的本土台語流行歌,到戰後開始大量流通的上海與香港國語歌曲、美軍帶來的西洋熱門音樂、始終擁有一席之地的日本歌,到1970年代因香港影視發展而崛起的廣東歌,再到1990年代以後行銷全球的歐美日韓各類型流行音樂,都是臺灣流行樂壇產製與消費的靈感來源。近年來中國的娛樂產業興盛,尤其競賽型音樂電視節目深受全球華人觀眾關注,這對臺灣的流行音樂產業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但臺灣仍然還在華人流行音樂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

本文要談的話題,跟國語歌曲有關,雖然與現今的臺灣流行音樂沒有直接關係,卻是華人流行音樂發展過程中一段有趣的歷史。華人世界的國語流行歌曲創作興起於1920年代末期,此後二十多年間,眾多作品透過歌舞表演、唱片發行、廣播電影、舞廳秀場等多元娛樂形式向四方傳播。1949年之後中國軍民遷徙來臺,爾後又因語言政策關係,今日歌迷聽眾多稱此一階段的大量作品為「上海時期國語老歌」,這些歌曲曾在臺灣大量傳唱,至今也仍有忠實聽眾,是許多人的重要音樂記憶。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自上海撤退,日軍掌控上海華界,以及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全面進入租界之後,國語流行歌曲發展出現兩次重要變化,先是「流行歌」一詞在上海的中文報刊雜誌出現,後為國語流行歌曲的地位空前提升。以下就來談華人流行音樂史上與日本有關的兩件重要往事。

 

上海國語流行歌曲開展

1920年代末期,懷抱發展歌舞表演夢的黎錦暉創作了許多「國語」歌舞劇與單行歌曲,這些作品陸續透過小學唱遊、歌舞團巡迴演出、歌本出版等途徑,在中國、臺灣、南洋華人僑居地傳播。黎錦暉的創作開啟了華人在各地民歌、曲藝、戲曲之外,新的音樂創作。此後直到1949年中國政局巨變之前,眾多中國詞曲作家與歌星、西方樂手、外商與本地唱片公司經營者等,來自不同文化、具不同背景的參與者,緊密合作,留下了大量精彩作品。這是今日所謂「華語流行音樂」的濫傷,這二十年也被視為華語流行音樂的一個黃金時期。

這些主要建構於中式五聲音階,並融入西式作曲技法而寫出的流行歌曲,多由女歌星以鼻音重且尖細的嗓音來演唱,西洋樂器的使用與歐美風格的編配方式,尤為其重要特色。此外,也有以中國傳統調式音階創作,配上民族樂器伴奏,呈現出民歌戲曲、曲藝風格的作品,或是以西洋美聲唱法、花腔女高音來表現的歌曲。

今日依然流傳的歌曲,諸如周璇的〈天涯歌女〉和〈何日君再來〉、姚莉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和〈蘇州河邊〉、白光的〈魂縈舊夢〉和〈等著你回來〉、李香蘭的〈夜來香〉和〈海燕〉,都是代表性的作品。整體而言,「上海時期國語歌曲」所呈現的是一種集體風格,其多樣的音樂元素、歌詞內容、演出形式反映出的,是當年這一大都會中眾多藝人、娛樂傳播事業,以及聽眾的品味。

 

日文「流行歌」一詞

其實,中文本無「流行歌」一詞,「流行歌」一詞可能借自日文,跟其他許多「和製漢語」一樣,在二十世紀前半傳入中國,被吸納為中文詞彙。明治維新後,日本大量接觸西方著作,因而開始使用漢字、漢詞翻譯西方名詞、術語,這些翻譯辭彙如「哲學」、「美學」、「公民」、「民主」、「主義」、「廣告」等,自清末開始,幾十年間陸續傳入中國,並成為中文的一部分。

不同的是,「流行歌」一詞係日文原有詞語,並非為翻譯西方辭彙而創。日文漢字「流行歌」可讀作「はやりうた」(hayariuta,訓讀),或「りゅうこうか」(ryūkōka,音讀)。原本兩者在江戶、明治時期還經常交替使用,指稱街頭或一些娛樂場所中演唱,以時事為內容主題的歌曲,但後來りゅうこうか逐漸被用來指在編曲配器、旋律風格上受西方音樂影響的歌曲,尤其是因唱片工業興起,為了灌錄發行唱片並因此流傳的歌曲,はやりうた用來指其他傳統歌曲。

在中國傳統民歌中,也有一種稱為「時調」(或「小調」、「小曲」)的類型,歌詞通常以生活的各個面向,如風土民情、愛情姻緣、政治社會事件等為題材。1920年代末期黎錦暉開始寫的愛情歌曲,以及後續其他詞曲作家為電影、為唱片所寫的歌曲,就歌詞內容而言,與時調類似,但這些歌曲的創作背景及傳播方式,與傳統民歌並不相同。所以,若說中國民間的「時調」與日本的「はやりうた」相似,那黎錦暉及其後繼詞曲作者的作品,則比較像「りゅうこうか」。

 

「流行歌」一詞進入中國

黎錦暉的創作開啟了後續二十多年的流行音樂發展,今日他被稱為中國「流行音樂之父」、「流行歌曲始祖」。但有趣的是,其實黎錦暉從開始創作到1930年代末這段期間,大眾是以「愛情歌曲」、「摩登歌曲」、「歌舞曲」、「爵士歌曲」、「時代歌曲」等,甚至是十分負面的「黃色歌曲」(因為歌舞團的表演形式,以及與愛情有關的歌詞內容),而非「流行歌曲」來稱呼這些作品。

「流行歌」應該約在1930年代末傳入中國,在此之前,中文報刊雜誌、唱片目錄廣告,均未使用「流行歌」一詞來稱呼如今我們認為是「流行歌」的作品。儘管這一詞語確切傳入的年代還需要更多考證,筆者以「上海國語流行歌曲」為主題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時,曾仔細翻閱大量1949年以前出版,時間跨距超過二十年的書報雜誌,1938年以前的文獻中不見「流行歌」一詞,連唱片公司的廣告、唱片的圓標上也未使用「流行歌」這樣的產品類別。

筆者以此推測極有可能是1937年底日軍控制上海華界之後,先有報章雜誌記者或其他撰稿者引進日文辭彙,以「流行歌」稱呼這些灌錄成唱片的各式新創作歌曲,進而唱片公司在產品目錄中以音樂內容分類時,才使用了「流行歌」一詞。從當時出版的唱片來看,估計至少要日本人進入租界,全面佔領上海,接管百代唱片公司之後,圓標才大量出現「流行曲」之類的名稱。在此之前,常見的都是「歌舞」、「摩登」、「爵士」等類目,若歌曲為電影主題曲、插曲,則直接稱為「電影歌曲」。

 

以「流行」來稱呼音樂

相較於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唱片工業,「流行歌」一詞傳入台灣的年代較早,最遲1929年就開始使用了,這當然與臺灣的唱片產業由日商公司開創有關。在此之前,日本國內的唱片圓標上很早就有「流行歌」這一類目。目前已知唱片圓標上就清楚寫著「流行歌」的臺語歌曲是〈烏貓行進曲〉,雖然與後來發行的其他歌曲,諸如為電影宣傳而作的〈桃花泣血記〉(圓標註明「影戲主題歌」)、已成經典的〈月夜愁〉、〈望春風〉(圓標均註明「流行歌」)相較,這首歌曲就流傳度而言實在很不「流行」,但這卻是唱片公司主動使用的音樂類型名稱。

筆者推測「流行歌」一詞在中國出現是1930年代末的事,但中文文獻中以「流行」一詞來形容音樂,則首見於二十世紀初。清末第一批赴日留學生之一的音樂教育家曾志忞,1904年曾在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所開辦的《新民叢報》中發表〈音樂教育論〉,文中使用「西洋流行之曲」這樣的詞句指稱當時西方「風行」的音樂。儘管「流行」一詞早見於中國古代典籍(如兩千多年前成書的《左傳》中,〈僖公十三年〉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但這一詞一直未與音樂無連結。

然而,接下來三十年間,其他中文出版品都未再使用「流行」一詞來描述音樂,「流行之曲」的概念也並未昇華成「流行歌」或「流行歌曲」等詞彙。中國人在1930年代,以「爵士」、「摩登」、「歌舞」、「愛情」等詞彙,來稱呼那些隨唱片、廣播、電影等當時的新興媒體發展而大量傳播的新作品,將這些歌曲與其他漢人傳統曲藝、戲曲區別開來,唱片公司或歌迷聽眾隱約能理解其中差異,但就是未使用「流行歌」一詞。倒是日語「流行歌」一詞在平安時期就有,無論讀作「はやりうた」或「りゅうこうか」,這漢詞在日文中存在超過千年以上,而且確實是用來稱呼「流行」的歌曲。

「流行歌」這檔事當然不是日本人開創發明的,但「流行歌」這一漢字詞彙進入中文,無論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大陸或日治時期的台灣,都與日本有關。接下來,本文繼續來談另一件與日本人有關的國語歌曲往事。

 

01

圖1 1934年臺灣發行的經典臺語歌曲〈望春風〉,唱片圓標上清楚標示著「流行歌」。
(資料來源:唱片收藏家林太崴提供。)

 

02

圖2 1937年上海發行的國語歌曲〈鸞鳳諧鳴〉,唱片圓標上仍使用「摩登歌曲」。
(資料來源:
筆者個人收藏。)

 

上海音樂環境的改變

唱片的普及、廣播與電影工業的成長,以及娛樂產業的興盛,是推動流行歌曲創作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1930、40年代的上海,社會與政治情勢的變遷,以及外商唱片公司的投資經營,也是促使國語流行歌曲得以產製、傳播的重要因素。上海的音樂娛樂活動一直是多元豐富,諸如華人傳統的曲藝和戲曲、新發展的國語流行歌曲,以及西洋古典音樂、英美流行與爵士等通俗音樂等,不同的「客群」在此各取所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

儘管今日以懷舊為主題的藝文活動、商業產品中,經常將「國語老歌」與「老上海」、「十里洋場」的意象結合在一起,但事實上,上海繁華核心地區的「公共租界」、「法租界」裡的音樂活動中,國語流行歌只是其中一部份。租界裡的各種娛樂場所,諸如咖啡廳、餐廳、舞廳、電影院、劇院等,來自好萊塢電影、百老匯歌舞劇、歐美暢銷唱片的歌曲,也是重要的音樂聲響。筆者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曾訪談眾多當年居住在上海租界裡的耆老,並交錯參閱比較報刊雜誌報導,確實得知十里洋場裡一直有著中西並陳、多彩多姿的音樂景象。

然而,日軍進佔租界後,1942至1945年在日本扶植政權所治理的期間裡,好萊塢電影、大樂團爵士樂、英美流行歌曲等,甚至英美作曲家的管弦樂作品(亦即非德、奧、義等二戰中軸心國的音樂作品),都遭當局認定是「敵國的文化商品」,而逐漸淡出上海的娛樂圈。1943年日本國內曾頒布一份詳列唱片公司、唱片目錄編號的「演奏禁止米英音盤一覽表」,明令禁止眾多英美音樂的唱奏播放與唱片買賣,並發動「敵性取盤供出運動」,要求人民將這些唱片「獻出繳回」。這項政令與運動隨後也在臺灣展開。儘管在上海並未有明確的禁令發佈或強制作為,但在日本人介入傳播媒體、娛樂場所營運下,英美影音娛樂產品真的逐漸淡出上海灘的舞台。

 

國語流行歌曲客群擴大

由於美國音樂與電影被當局刻意停演,娛樂圈裡英美歌曲與爵士樂由國語歌曲取而代之。許多原本生活方式洋派、社經地位較高,音樂活動以英美流行、爵士樂為主的華人,轉而擁抱國語歌曲。於是,在日本人干預音樂唱奏播送內容的情形下,或許因為娛樂菜單上的品項選擇有限,國語流行歌曲的樂迷聽眾人數增加,在上海的地位開始提升。

1942年之前,以外籍人士與社會上層的華人為主要顧客的高級舞廳中,演出皆是英美的爵士舞曲及最新流行歌曲。舉例而言,百樂門舞廳向來不演奏華人的國語流行歌曲,故1939年將電影《歌聲淚痕》中的五首國語歌曲編入常態節目時,各界視為空前創舉。美國的爵士歌舞音樂在高級舞廳無以動搖的地位,一直維持到日本控制整個上海,業者因應政治局勢而調整音樂演出內容為止。因此,1942年起上海重要平面媒體《申報》的分類廣告中,可見到百樂門舞廳徵聘能演唱國語歌曲的女歌手的啟事。同年,由知名國語歌曲創作者嚴個凡所領導、華人樂手組成的知音大樂隊,則在華懋飯店演出而一舉成名。

1944與1945兩年更興起一股在電影院與劇場舉行國語流行歌曲演唱會的風潮,由廣受歡迎的唱片歌星、電影明星親自演出暢銷歌曲、個人代表作,外籍音樂家或歌曲原作者親自指揮大型管絃樂團。這些音樂會常以個人獨唱、重唱、慈善義演、眾星聯合歌唱會等形式,在一流的場所舉辦。例如,內裝豪華、1942年以前向來只上映好萊塢首輪電影的大光明戲院,或做為西方戲劇、芭蕾舞、古典音樂專業演出場所的蘭心戲院,都成了國語流行歌的舞台。從前只看英美電影、只聽西洋古典音樂的人,這些年間就在以往熟悉的場所中被動接受新節目。

 

國語流行歌曲大躍進

前述演成為國語流行歌曲舞台的蘭心戲院,有兩檔值得特別介紹的演唱會:白光獨唱會,以及歐陽飛鶯、雲雲聯合歌唱會。兩者都在1945年5月舉行,由西洋管弦樂隊伴奏,連演三天,白光甚至一天演出兩場。此外,這兩檔演唱會不只演唱國語流行歌曲,會中還穿插西洋管絃樂作品、藝術歌曲、歌劇選曲。白光自己唱了輕歌劇《風流寡婦》(Die lustige Witwe)的選曲,開場是輕歌劇《天堂與地獄序曲》(Overture from Orphée aux Enfers),演唱會中還穿插小提琴獨奏與西洋管弦樂作品。而歐陽飛鶯、雲雲歌唱會中,除了獨唱或改編為二重唱的國語歌曲之外,上下半場還分別以《輕騎兵序曲》(Light Cavalry Overture)、《威廉泰爾序曲》(William Tell Overture)。將國語流行歌與西洋古典音樂並置於同一舞台上,這是空前創舉。

與中國其他省分或東南亞等日軍陷入苦戰而逐漸敗退的地區相較,1944與1945兩年,上海表面上呈現的是一片太平的假象。欣欣向榮的大上海無疑可做為「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構想的最佳宣傳,由於多樣的都市娛樂與文藝活動可為營造出社交活動興盛的景象,因而大受當局歡迎。另一方面,由於有關戰事與政治局勢的消息受到嚴格控制,唯有經篩選核准的新聞可由當局掌握的媒體發佈,上海可以說是與外界隔離的,大部分的市民並不了解全局。

國語流行歌曲在詭譎的局勢之下,在上海灘的娛樂產業中取代英美流行音樂在上海娛樂圈裡原有的地位,這真是一個大躍進。雖然上海產製的國語流行歌曾被國民黨人斥為「靡靡之音」(國府播遷來臺灣後,這一對流行歌曲的批評還持續多年),更被共黨人士批評為對救亡圖存不利的低級娛樂,但中日戰爭的最後幾年間,在日偽政權統治的上海,這些歌曲竟然突破意識形態的藩籬,地位大為提升。即使戰後英美電影、音樂重回娛樂圈,國語流行歌曲已經廣受喜愛,眾多戰前獨鍾英美歌曲的人士也深受吸引。筆者曾訪談過的眾多上海耆老,均表示「國語歌曲也蠻好聽的,以前我們不聽,可是後來就聽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英美歌曲轉到國語歌曲的聽眾已經「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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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945年5月在上海蘭心戲院舉行的「歐陽飛鶯、雲雲聯合歌唱會」節目單。
(資料來源:翻拍自黃奇智,《時代曲的流光歲月(1930-1970)》,香港:三聯書店,2000。)

 



影片1 1945年5月白光在上海蘭心戲院舉行「白光獨唱會」演唱的曲目之一〈戀之火〉(出自同名電影《戀之火》插曲),本段錄音為同年發行的唱片。

 

後話

在華人流行樂壇中,以演唱的語言來分,在產製地區和全球皆有一定數量樂迷觀眾、有一定市場規模的,是國語(或現今較常稱的「華語」)、臺語(或星馬一代所稱的「福建話」)、粵語三類歌曲。國語、臺語流行歌的源起分別是1920年代末的上海、臺灣,而粵語歌的源起雖然也始自同時期的「粵曲」,但真正被業界視為流行歌曲的「廣東歌」則是1970年代才開展。巧的是,上海、台灣、香港等三地都曾經讓外國人「管理」過(此處不稱「統治」、「殖民」是因為上海並非殖民地,但租界與殖民地的異同並非本文探討的議題,在此不進一步說明)。

本文談了華人流行音樂史上與日本有關的兩件重要往事——日文的「流行歌」一詞進入中國,成為描述某一類音樂的中文詞彙,以及日軍全面佔領上海後對音樂娛樂的干預,促成了國語流行歌曲地位的大躍進。由於殖民歷史因素,臺灣與日本關係密切,其中的愛恨情仇並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日治時期臺語流行歌的興起,與日商唱片公司在臺經營有密切關係,更不用說二戰以後臺語歌作品中的日本音樂元素。而上海時期國語流行歌的開創雖然與日本沒有直接關係,但日本卻也涉入了後續的發展,若當年英美流行歌曲沒有受打壓,這種「靡靡之音」會怎麼發展呢?

廣東歌在1980、90年代曾在臺灣廣受歡迎,但今日已逐漸淡出舞台,華人流行音樂在臺灣目前以國語、臺語兩類歌曲所佔市場較大。這兩類歌曲,剛好都跟日本有些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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