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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圖書館將何去何從?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丹頓的挑戰

2012年年初,一則謠言在哈佛圖書館的館員間流傳著。據說,圖書館高層為重整組織架構,節約經費,即將展開大裁員;更進一步的傳言指出,校方不只會解僱部分職員,而是打算從零開始、一個不留,要求所有館員再次準備履歷、申請新的工作職缺。

「所有的圖書館職員實質上都被 fire 了!」有人在推特上這樣怒吼著。

憤怒的館員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們透過各種管道,傳達自己的不安與困惑。為了凝聚共識,他們舉辦了一場座談會,來自各個部門的職員輪流上台發言,抗議校方提出的新政策,有些向來關心勞工議題的教授也前來聲援,希望校方保障職員的權益與圖書館的整體發展。

當天晚上,會議室裡擠滿了人。哈佛總圖書館館長羅伯.丹頓(Robert Darnton)也出席了,他坐在前排,看著館員與教授們輪番上陣,批評圖書館的領導階層方向錯誤、手段失當。一直等到後半場討論時間,他才終於有機會舉手發言。面對著滿屋子懷疑的眼神,丹頓以他一貫緩慢而清晰的語調解釋,館方確實有重新調整組織的計畫,但不少傳言並非事實。他強調,館方所擬定的新方案,最終目標不在節省經費,而是為了提供全校研究人員更好的服務。他以館長的身份向在座聽眾保障,職員的權益必將受到保障,希望大家無須過度驚慌。

 

圖1 RobertDarnton

圖1 羅伯.丹頓(Robert Darnton)
(資料來源:Wikipedia

 

身為歷史學者的丹頓,對於謠言這個社會現象想必不陌生。他自己的研究領域,正是圍繞著知識與資訊在近代法國社會的流通。比如在《啟蒙運動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ment)一書中,他細緻地重建了十八世紀《百科全書》從編纂、印刷到出版的過程。這本書成為當代書籍史研究中的經典,也奠定了丹頓的學術地位。

 

2丹頓

圖2 Robert Darnton,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資料來源: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他也曾研究法國大革命前的禁書與禁曲,探討這些在地下流通的訊息,如何重挫法國皇室形象,讓國王路易十六與皇后瑪莉安東尼,成為許多人心中除之而後快的妖魔。如果我們過去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理解,大多集中在知識菁英揭櫫的哲學理念(如自由、平等、博愛),那丹頓則提醒我們:那些看似平庸、甚至自相矛盾的資訊,可能更具破壞力,影響力更為廣泛——這正是謠言的特性。儘管謠言的內容或許是假的,但它所帶動的社會效應,卻可能真實無比。只是不知道當時埋首檔案與書堆的他,可曾想像過,自己有天也將身處成為謠言風暴的中心?

2007年,丹頓離開了他任教數十年的普林斯大學,回到母校哈佛,接下總圖書館館長一職。當時的哈佛共有七十多個大小不同分館,超過一千萬冊藏書,對於一個畢生研究書籍、與書為伍的學者而言,這或許是個再適合不過的職位。

值得注意的是,成長於印刷書時代、接任館長時已經近七十歲的丹頓,對於圖書館的發展卻抱持著極為前瞻的眼光,他對於電子書與數位科技帶來的改變,更是重視。因應數位世代來臨,圖書館的轉型與定位,自然是他念念不忘的課題。除了哈佛內部的改造外,他也積極參與催生「美國數位公共圖書館」(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希望透過新技術的力量,推倒知識高牆,讓更多人能自由地接觸書本內容。

不過,改革顯然不容易,丹頓不僅面臨了內部的抗拒,外界對於「美國數位公共圖書館」的理念,也有各種意見與批評。2015年,他從館長一職退休,但哈佛圖書館的轉型還在起步階段,美國數位公共圖書館的眾多計畫和目標,也尚未完成。

 

科技改變了什麼?

新科技將改變圖書館的角色與功能,這樣的說法已經是老生常談了。過去十多年內,隨著網路的普及,圖書館界從抱怨讀者不斷流失,到逐漸接受這個事實,並開始思索如何轉型、找回讀者與圖書館的存在意義。當前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圖書館是否需要改變,而是如何改變。

但要解決問題,必須先弄清楚問題何在。換句話說,我們得先問:對圖書館而言,科技到底改變了什麼?

這問題的答案足以寫成一本書。在這篇小文章裡,我想從兩個基本個概念出發,思考這個大哉問:一個是時間,一個是空間。

先說空間。

對許多人而言,圖書館的定義是個藏書的空間,它提供人們借閱書籍。而一個圖書館的價值,也往往是以它的藏書量而定,收藏越多書,或是越多獨特的、罕見的書,則圖書館越有價值。

為了提供讀者更多的書,圖書館發展出了館際借書服務,A館沒有的藏書,可以從B館調閱。館際借書之所以可能,必須歸功於運輸科技的進步。從概念上而言,它把圖書館從原先的空間限制中解放出來。今天圖書館的館際合作,已經無遠弗屆,只要有耐心,就算人在北美,也可以借閱到亞洲圖書館的藏書。在美國的長春藤盟校之間,甚至推出所謂的 Borrow Direct 服務,概念上與館際借書完全相同,不過透過內部成員的協議,大大加快了借書的程序與速度。

換句話說,館際合作有如另一種共享經濟。它為現代圖書館的兩大難題——藏書空間不夠,購書經費不足——提供了一部分的解決之道。

讓我們想像有一天,通訊與運輸的科技更為進步,進而將世界上所有的圖書館都連結起來,讓每一個館的使用者都能自由地借閱另一個館的館藏,同時能夠大大縮減從申請到取書的時間,不用像今天這樣等上十天半個月,讓館際借書就有如在同一個館借閱。到那個時候,全世界所有的圖書館,其實等於是同一個圖書館,無論讀者身在何方,都能取閱這個由全世界圖書館聯合提供的巨大館藏。甚至有一天,讀者不用親自到圖書館借閱書籍,只要提出申請,所需的書籍就會送到辦公室或家門口。

或許你已經猜到了,這個看似烏托邦的描述,正是數位圖書館的夢想與承諾:一個沒有邊界,不受空間限制的圖書館。不論你走到何方,只要你連上網路,書就能立刻送到你手中。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改變。

 

圖3world digital library

圖3 World Digital Library網頁。
(資料來源:https://www.wdl.org/en/

 

也因此,過去全世界圖書館面對數位時代所做的主要工作,往往是盡可能地將館藏數位化,盡可能地訂閱資料庫,盡可能地協助讀者取得其他館的數位館藏。如果有一天——也許就是不久的將來——這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書都數位化了,而所有的數位資源都能自由而開放的取用,那麼前面所說的那個烏托邦,或許就將不再只是個幻想。

但問題來了。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似乎已經越來越少逛書店、越來越少上圖書館,那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書都數位化了,如果有一天,人們透過自己的電腦,就能借閱這世界上所有的書,到那時候,圖書館還有存在的必要嗎?這樣灰暗的前景,是讓許多人對數位科技抱持疑懼的原因。

換句話說,當圖書館的數位化作業如火如荼地前進,他們似乎也成為了自己的掘墓人:他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終彷彿都是在消滅自己。

當然,有人要為紙本書辯護,說電子書無法取代紙本書,從紙張的觸感到印刷的氣味,從翻閱的體驗到查閱的簡便,紙本書做為一種古老的科技,不僅有著電子書無法企及的長處,更要讓懷舊的人念念不忘,大呼紙本書不死。

作為紙本書的愛好者,我完全理解這樣的情感。而近年來對於紙本書與電子書的市場報告,似乎也印證了紙本書籍依舊活力旺盛。但理性而言,懷舊只會是一代人的懷舊,不會是紙本書永生不死的根本原因。再說,隨著電子書不斷進度,紙本書的科技優勢還能維持多少、維持多久,恐怕也很難說。

更重要的是,圖書館的統計數據在在指出,大學老師和學者使用電子資源的頻率與數量,已經逐日超過了紙本書刊,而且還在不斷成長當中。在經費有限的前提之下,圖書館選擇優先投資電子資源,減少採購紙本書刊的費用,也是個合理的選擇。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原本的問題:如果對圖書館而言,電子資源的重要性正在超過實體書籍,那是不是意味著:做為收藏實體書刊的圖書館,重要性就算尚未消失,也將不斷地減低?

究竟在數位時代,人們為何還需要圖書館?

答案或許在「時間」。

 

當資訊氾濫成災

如同前面所說,科技徹底改變了圖書館傳統定義下的「空間」,不僅打破了各種疆界,還創造出了一個全新的空間,並解決了許許多多因空間而生的問題。

然而,新科技並未解決時間的問題。他甚至放大了時間的問題。

這意思是說,當數位科技創造出了一個彷彿無限的虛擬世界,它卻沒有給予我們無限的時間。而今我們每個人面對著資訊泛濫成災的環境,再博學的學者也無法跟上知識發展的速度。在這個情況下,時間更顯得如此有限、如此不足。如何解決時間的問題,或者說,幫助讀者節省時間、更有效地利用時間,我以為會是未來圖書館最主要的課題。

事實上,這不完全是個新的問題。在前數位時代,圖書館就曾有效地協助讀者解決時間的問題。我指的是像「圖書分類法」這個的發明。「圖書分類」看似個不起眼的技術,實際上在人類知識發展上,卻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你或許和我有同樣的經驗,在自己那區區百來冊的藏書中,就已經動不動找不到所需的那本書。但有了圖書分類法,圖書館竟可以將數十萬冊、上百萬冊,甚至上千萬冊的藏書,有條不紊地歸類,大大節省了使用者尋覓一本書的時間。從這個角度想,圖書分類不是個很驚人的技術嗎?

只不過,要能做到這樣精確的管理,前提是圖書館對於自己的館藏有著十足的掌握,每一本書進來,都能經過細緻的編目、歸檔,成為整個分類系統的一部分。但數位時代已經無法如此,傳統的編目方法已經趕不上新資訊產生的速度。在這樣情況下,圖書館如何還能幫助讀者節省時間,答案似乎還未出現。

在這個資訊快速增長的時代,最成功幫助使用者節省時間,無疑是 Google。但 Google 之所以成功,其關鍵不在於將資訊分門別類,而是找出了一個有效的方式將資訊按照其重要性,排出先後順序。當我們在 Google 打入一個搜索的關鍵字,哪怕得到成千上萬筆的結果,所需要的資訊往往在前一兩頁中即可獲得。

提到 Google 的案例 ,並不是要暗示圖書館應該轉型成為科技公司。儘管科技會在圖書館的運作中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角色,但多數圖書館既缺乏能力、也無必要與矽谷的工程師們競爭。相反地,在可預見的未來內,圖書館仍應該把力量投注在他最重要的資產之上,也就是「人」。

 

一個嘗試

過去幾年內,因緣際會,我和哈佛校內收藏東亞圖書的燕京圖書館有了許多合作和討論的機會,見證許多資深館員在面對新科技時的困惑。

在北美的學術界中,燕京圖書館向來以它豐富的藏書馳名,就量而言,它僅次於國會圖書館的亞洲部,在哈佛七十多個圖書館中則排名第三,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學者前來訪學,而館方人員的專業,自然也不在話下。然而,館員所受的精良訓練,有些好像逐漸變得不合時宜。過去繁瑣而專業的編目工作,可以說是最佳例證。當前許多圖書館的編目人員正在銳減當中,甚至採取了遇缺不補的政策。

建立於 1928 年、已經將近九十歲的的燕京圖書館,如何在下一個世代繼續走在時代的前緣,如何在繼續支援學術研究、在知識生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許多館員念茲在茲的問題。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希望簡要地介紹我們歷經多次討論過後,逐漸摸索出的方向,以及正在進行的嘗試。

過去十多年內,燕京與許多圖書館一樣,投入大量資源進行館藏的數位化,而且採取共享政策,全數上網,免費使用。而有賴於其相對豐厚的經費,燕京更有餘裕能夠訂購大量的電子資料庫,將世界各地的資源提供校內研究者使用。

從這篇文章的定義,這是圖書館在「空間」上的擴張:我們一方面把世界帶回館內,一方面將館藏推向世界——不難想像,許多利用燕京館藏的研究者,其實是身處在亞洲的。與校內的東亞研究人數相比,那是一個更大的社群。

空間上的擴張當然重要,不過還不夠,我們仍得回應「時間」的問題。因此,從今年開始,燕京圖書館也開始舉辦一系列以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數位學術(digital scholarship)為主題的討論會,匯聚學者、研究生和圖書館員等不同背景的成員,邀請他們交換觀點與想法,需求與困惑,透過腦力激盪,一同思考數位時代的學術研究將會是什麼面貌。

我們認為,建立這樣一個社群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解決問題最快的方法,往往是找到一個對的人,提供對的答案;而要找到對的人,至今最有效率的辦法,則往往是透過一個既成的網路。換言之,社群的目的也是透過內部資訊的交換,縮減個人摸索的時間。

要達到這個目的,社群規模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圍繞著燕京館藏的東亞研究恰好是這樣一個中型社群。這一點再次說明圖書館這波數位轉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作為一個各方匯聚的節點,當二十一世紀的學術研究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圖書館員恰好可以扮演像是中繼站或轉運站的角色,既讓各方資訊互通,也是協助研究者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他最需要的資源。

 

圖4海報

圖4 燕京圖書館東亞研究的活動海報。

 

換句話說,圖書館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收藏書本的「空間」,而是回歸它更為根本的定義:一個研究者與知識的「媒介」,而圖書館員將是一個活生生的、主動的、不斷成長的媒介。

上述社群既是實體的,又超越實體。我們建立了一個 Email 討論群組,希望讓無法出席面對面討論的學者,也能參與與他人交換意見。有興趣加入者,歡迎寄信至hyl.eadh@gmail.com 

除此之外,數位資源最時常為人詬病的,就是過於龐雜,讓人不知從何下手,望之卻步。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開始建立線上的研究指引(Research Guide)。與過去的燕京圖書館所提供的研究指引不同,這個針對數位人文所設計的研究指引,不只告訴使用者有哪些資源可用,而是希望更進一步,為數位資源的重要性與實用性排出優先順序(prioritize)。


比如,對許多數位人文研究者而言,第一步是取得大量的資料(data),以供分析。而幾個提供全文複製或下載的開放資料庫,如CTEXTKanripo,便勝於其他內容更為豐富,但使用上卻有諸多限制、或者僅限於檢索的資料庫。在各種研究工具上,我們也多方比較,提供入門指南,希望讓研究者不會因為技術門檻而卻步。

但要建立這樣的研究指引,實際上遠比我們最初所想要困難和負責。但我們希望透過開放的多方協作(crowdsourcing),能夠逐步前進,讓這個研究指引成為所有對東亞數位人文有興趣的研究者時常造訪的地方。

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我們只能集中精力在我們以為最重要、也最能有顯著效果的工作之上。其實,數位科技帶來的改變已經顯而易見,它所提出的挑戰、造成的問題,也已經無法否認、不容迴避,只剩下答案還曖昧不清。以上的描述,只是在我們為了解決諸多問題所踏出的第一步。隨著科技與媒體的變化,學者的工作方式必將產生根本的改變,學術的邊界也將漸趨模糊。正是在這樣一個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我們更可能、也更應該集結眾人之力,共同描繪出那個屬於未來的知識的形狀。多年之前,一位老師曾對我說,我們正處於學術的「明治維新」時代,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一個讓人時而茫然、時而疑慮,卻又給人無限興奮與期待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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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豐恩 / 數位時代,圖書館將何去何從?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7/03/數位時代圖書館將何去何從.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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