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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016

主權與司法:一個法國經驗(下)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對西方司法制度的現代化而言,一句因為被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引用而膾炙人口、但原出處乏人問津的黑格爾名言有待商榷。「改朝換代」,黑格爾逝世後由學生整理出版的《歷史哲學》中寫道,「要反覆發生,才能同時也被人們當成一回事。這也就是為何拿破崙兩度被俘虜,而波旁兩度被推翻。一開始看起來只是偶然與可能的事情,透過反覆才會變成真實與確定的事。」〔1〕這段黑格爾應該是在1830年7月革命後才說出的話,只為法國從1789年至1880年間在君主、獨裁與共和三種「國體」中徘徊的憲政變遷史提供了一個可能解釋。革命前的司法制度被廢除後未再復辟。不僅在法國是如此,因拿破崙的侵略而被動輸入了新司法制度的其他歐陸政治體亦然。

若僅限於解決紛爭(當然也包括解決紛爭提起者)的正式制度,革命發生時的法國司法制度包括國王透過其樞密院(Conseil du roi)進行的例外性終審,國王設立的二至三級地方性法院,以及原則上得作成最終判決、為數甚多的高等法院(parlement)與終審法院(conseil souverain或conseil supérieur)。此外,國王在通都大邑依爭議標的金額,設置二或三審級的法院。廣大鄉村則主要由領主在領地內設置法官。教士不受俗世法院審判,因而教會另設法院。教會、修院或教團作為領主時也審判領地內的俗人。此外,教會對宗教犯罪與身分法事項也有審判權。〔2〕國王與其樞密院並非所有訴訟案件的終審或最後權威解釋者,不發揮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各地的高等法院或終審法院也具有收編與同化的政治功能,因而維持著一定程度的法律意見多元性。混水好摸魚,這個現象也是法學者得以發揮影響力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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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與司法:一個法國經驗(上)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臨時政府令:司法官之身分保障,不容於共和政體,爰與1830年憲章同時廢止……」──法蘭西共和國1848年4月17日令。〔1〕

 

17041848

圖1 1848年4月17日法官停職或撤職令。(資料來源:Recueil Duvergier, vol. 48, pp. 142-143.)

 

 

若非因為資歷太過完整,在11月1日就任司法院長的應該不是許宗力,而是謝文定。謝文定在數起戒嚴時期政治性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尚待釐清。就算他實質影響了這些案件的結果,也有人舉出1990年代的前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與某些大法官為例,主張曾在戒嚴時期擔任司法官、甚至更具政治敏感性的職務,與是否適合在今日擔任司法院長未必相關。另一方面,隨著關於轉型正義的比較性資訊增加,更多人取得主張公民不服從以表達政治訴求的經驗,司法官的「除垢」或「肅清」也受到學院與運動團體以外的公眾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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