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獻中的王爺廟及其儀式
主權與司法:一個法國經驗(上)

人蔘、大鯢與大蔥鴨續篇

 

洪廣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前情提要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以人蔘與大鯢等物種來說明生物地理上的東亞──北美隔離分佈。進而,我帶入了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最重要的博物學者路易斯・阿格西,說明阿格西是如何發展此隔離分佈的解釋。簡單來說,阿格西主張,如大鯢這樣的隔離分佈,由於與青蛙的變態過程呈現著微妙的聯繫,此生物地理現象必然是造物者的意志使然。緊接著,我將阿格西的理論放在當時「物種單一起源論」與「物種多元起源論」的爭辯中考察。如阿格西這樣訴諸造物者意志的物種多重起源論,我強調,在當時美國社會脈絡中,極可能成為蓄奴論者振振有詞的「理論基礎」。蓄奴論者的推論大概是如此展開的:如果按照物種多源論的說法,黑人應當是造物者按照非洲獨特的自然環境而創造的「物種」,那麼,「我們白人」大可以心安理得地「豢養」黑人──因為這就跟豢養牲畜沒什麼不同。在此「理論視角」下,蓄奴論者認為, 廢奴論者 (往往出自宗教上的理由) 主張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顯然過於偽善。


讓我先總結行文至此的「理論意涵」。首先,毫無疑問,任何仔細念過高中生物的讀者都可理解,阿格西及其追隨者主張的「物種多元起源論」──乃至於白人與黑人屬於不同物種的說法──均是類「偽科學」,其本質是種族主義與粗糙的地理決定論。即便如此,晚近的科學史研究者卻試著告訴我們,即便是「偽科學」還是有分析的價值──科學史不應當只是描繪「正確科學如何日趨精煉、讓偽科學終將自歷史中退位」等「邪不勝正」的歷史。讀者或許會接著追問,那什麼是偽科學?偽科學是否只是正確科學不幸遭到種族、階級與性別等社會因素「扭曲」的結果 (如社會達爾文主義是英國哲學家史賓賽之流刻意扭曲生物學上的達爾文主義的結果)?面對此些問題,科學史研究者認為,以「科學與社會」間的關係來判斷該科學是否為偽是行不通的──因為,即便是從後見之明來看相當正確的科學知識,其形成與擴散還是與科學家社群所處的社會脈絡息息相關。事實上,於一九八零年代起逐步發展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甚至主張,當研究者在科學爭議時,重點不在於區辨爭論雙方或多方代表的知識是否為真──真正重要的反倒是捲入爭論的科學家們所代表的「社會利益/興趣」(social interest)。

本期文章的重點則會放在阿格西在美國學術界中的敵手、同時也是十九世紀中期美國第一場「達爾文爭議」的「勝利者」──哈佛植物學者阿薩・格雷 (Asa Gray, 1810-1888;圖一)。我將循著格雷從一位鞋匠之子躍身為美國首屈一指之植物學者的「職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但後文將指出,科學史研究者已開始挑戰「職業化」做為分析概念的有效性)歷程,一步一步地揭露這位「偉大科學家」在擁抱達爾文生物學、從而與支持蓄奴與物種多元起源論的阿格西展開辯論時的「社會利益/興趣」。不過,讀者或許會好奇,什麼是我在娓娓道來這段十九世紀美國科學史時的「利益/興趣」呢?時間推回今年八月。那時,當我一邊打著這篇文章的草稿、一邊苦思這學期「公民、科學與地方」的課綱時,我注意到當時還沒在台灣開放的 "Pokemon Go”"引起的種種熱潮。對我來說,這款既有搜集、打怪與物種圖鑑、又有教授、糖果與演化等梗的遊戲完全是我的菜──而就在引頸期盼「去去寶可夢」能快快在台灣開放之餘,我半開玩笑地在課名後加了一句「又名:寶可夢研究」,因此讓這門課成為某些鄉民所稱的「讓臺大排名降低」、以及「跟風開的愚蠢課程」。當然,就像村上春樹在某本文集中指出的,敢跑馬拉松就別怕狗咬,敢寫小說就別怕書評──敢上批踢踢的八卦版,我就得虛心接受鄉民的各類指教。時至今日,當寶可夢已經逐漸退燒、而我歷經千辛萬苦終於打到第27級時,我想該是個時點來明白點出物種採集、分類、演化、公民性與科學間的關聯。不過,要強調的是,相較於從技術、擴充實境等面向切入的分析,我更感興趣的是如下的行為模式:為什麼玩家們在孵出乘龍時,總愛疾呼「人品爆發」?(相較之下,不時孵出大甲的我,在種種捕獲奇珍異獸的發文下含淚按贊時,總不時浮現自己身處「流沙的中年」的悲愴感。) 如果──正如我一再堅持──「去去寶可夢」的邏輯與強調採集、分類與描述的「博物學」非常類似時,歷史上的博物學者會怎麼看待「採集」與「人品」間的關聯?

 

圖1 一八六零年代的阿薩・格雷

圖1 一八六零年代的阿薩・格雷。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a_Gray_by_John_Whipple,_1864.jpg

 

「工作地像條狗」

與阿格西一般,格雷亦為哈佛大學教授──只是,與受聘之際聲望正如日中天的阿格西不同,格雷躋身美國學術界的過程遠非順遂。一八一零年出生於紐約近郊紹可威特 (Sauquoit)之鞋匠家庭的格雷,如當時眾多不願繼承家業、決心在城市中闖出一片天地的年輕人,選擇了醫學為未來的謀生之道。那是個醫學院學生還得修習「本草學」(materia medica)的時代──而即是在圖書館中研習藥典、在藥房中揀選藥材、在田野中熟悉藥用植物的過程中,格雷發現,相較於背誦各類藥材的「藥性」,他對這些藥草的「天性」──即植物表現出的生理與形態特性及其生育環境間的關聯──更感興趣。因此,當格雷於一八三一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他並未如其家庭所期待的,踏上一個辛苦但相對安穩的行醫生涯──他很確定他喜歡花花草草,也願意將餘生投入在花花草草的研究──只是,他不願意這樣對花花草草的研究成為他的「職業」(profession)。於是,在後續的十年間,格雷成為大紐約地區的流浪教師與家教老師,並在課餘時間與植物學者約翰・托利 (John Torrey, 1796-1873;正職為普林斯頓大學的化學教師)共同編纂《北美植物誌》(Flora of North America)。一八四一年,也就是當格雷三十一歲的時候,《北美植物誌》的第一卷出版。就當時的歐美植物學界而言,這首度由美國植物學者編纂的植物誌,不論是涵蓋的空間尺度,乃至於托利與格雷在分類與描述物種時展現的洞見,均是前所未見──《北美植物誌》的成功讓格雷成為當時歐美植物學界中最耀眼的一顆新星,並於同年被選為美國文理學院院士。不過,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的心情卻相當沈重──因為他已經散盡家財地投入植物學研究。一八四二年三月,在求職陸續碰壁後,格雷向英國植物學者威廉・虎克 (William J. Hooker, 1785-1865;一八四一年起擔任英國頗負盛名的皇家邱園 [Royal Botanical Gardens at Kew] 的園長) 表示:「過了兩年沒有收入的日子,我不時地覺得難堪,也掙扎著克服種種巨大的困難。」「我已經不知道怎麼辦了」,這位文理學院的新科院士哀嘆道。  

出乎格雷意料的,讓他得以脫離此博士後與兼任教師之無間深淵的,是當時以訓練神職人員與文學家見長的哈佛大學。早在一八三三年,哈佛便已獲得一筆捐款,得以開設博物學的教授職位──只是,一方面涉及當時美國學術界對博物學仍相當陌生,另方面該職位要求的教學負擔實在過重,該職位一直乏人問津。一八四二年,懷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格雷前往哈佛面試。哈佛大學隨即開出一千美元的年薪,工作內容包括通識與專業等級的植物學教學與實習,以及管理哈佛約七公頃的植物園。即便如此,依當時高教界的水準,這樣的工作內容與薪水完全不成比例。當代的美國博物學者便曾評論,從哈佛要求的工作內容來看,這位哈佛的首位博物學教授每週得花六天在教學,所餘一天在植物園中拔草。「我們也不用期待這位哈佛學者可以做出任何原創性的貢獻了」,這位學者語帶譏刺地指出。

不過,就格雷而言,在取得博士學位的逾十年後,三十二歲的格雷終於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可在閒暇之際投入其念茲在茲的《北美植物誌》。他年輕時立下的志向──將精力投入花花草草的研究,但不要讓研究成為他的「職業」──多少已獲得落實。即便如此,格雷還是不時為「落實理想究竟要付出多少代價」而感到驚訝。「我工作得像條狗」, 一八四八年一月,他向一位摯友抱怨道。 

 

真理的社會史

前述段落雖然簡短,卻是基於我長期在哈佛的格雷圖書館、國會圖書館等研究機構的檔案研究,並按照晚近科學史強調的史觀「重建」而成的。依據我的觀察,對於什麼是歷史研究,還未真正「下海」從事檔案研究或相關之田野調查的朋友往往有下列想像:即只要走到檔案館中,歷史學者就會發現一個又一個資料夾,裏頭裝著種種論證清楚、關於社會或知識之洞見的素材──歷史學者要做的,只是設法用通俗的語言把這些史料重講一遍。事實上,至少我的經驗告訴我,實情比較像是下列步驟的無盡輪迴:你來到檔案館,檢查一下各檔案的 "finding aids"→你鎖定數十件檔案中的一件檔案,而根據 "finding aids",你發現該檔案共有數十箱,每箱包含數十個資料夾,每個資料夾中包括數十封信件→幾經遲疑,你挑了其中一箱,填了申請表,找了個桌子坐下,等待檔案館員送該箱過來→你抽出一個資料夾,從中再挑出一封信,發現你完全看不懂→數天過去了,你終於稍稍掌握「案主」的筆跡與語法,於是你打開個Word檔,一個字一個字的謄寫→數天過去→你讀著你謄出來的內容,發現你看不太懂你謄出來的段落→懷著自暴自棄的心情,你抽出另一封信,發現你完全看不懂這新案主的筆跡與語法→數天過去了⋯⋯我要強調的,至少就我而言,從來沒有「檔案館中的巨大發現」這回事。檔案館中的歷史研究者,「發現」的只是無窮的焦慮—關於該如何從這文字的海洋中梳理出來一個脈絡,甚至是講一個故事。

「史觀」的重要性便在此浮現出來了。當你駛向那無涯的文字海,你無論如何需要一些導引好抵達彼岸。事實上,如果我是二十世紀初期與中葉的科學史研究者,遵循當時流行的導引 (或說史觀),我就不會以前述的方式鋪陳格雷從鞋匠之子到哈佛大學教授的歷程。與其凸顯格雷不願將博物學研究當成其「職業」、乃至於哈佛如何剝削一個年輕教授的勞動力,我可能會強調心懷鴻鵠之志的格雷,如何地不屈不撓,終於在而立之年受聘為哈佛教授──甚至,我可能會「以史為鑑」地痛陳如博物學這樣的「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前述的說法當然有其史料基礎與邏輯的一致性 (如我完全認同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值得商榷的其實是前述敘事透露的「輝格式與進步史觀」:即歷史不過是某種推動人類文明之進步力量的展現,而我們看到的是正邪不兩立、且邪不勝正等一段段反覆播放的插曲。當代的科學史研究者已經不再使用這樣的史觀來安排歷史敘事──取而代之的,如果以社會學者謝平 (Steven Shapin)的說法,即便科學無疑地是以「追求真理」為主要特色的知識與實作,這並不意味著此知識與實作就與科學家所處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全然無涉:真理的歷史自有其「社會史」。

 

博物學傳統

那麼,什麼是博物學的「社會史」?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得解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到底以觀察、分類與描述為基礎的博物學在什麼程度上算作一種科學?要回答此問題,我們得先回到十八世紀。當時的博物學者,在努力栽培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編纂各地的植物誌與動物誌,從而發展一種完全奠基於自然、無人為主觀因素涉入的「自然分類法」之餘,不時得運起全身功力抵禦著來自自然哲學家的批評。為什麼呢?因為,從哲學家的眼光看來,「博物學」這學科不過就是採集、觀察與記錄,其得到的知識是破碎的,難以放諸四海皆準;與幾何學──少數為當時自然哲學家認可的知識形態──強調的演繹、推理、證明等方法相較,博物學完全沒有資格被稱為自然哲學的一支。

不過,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第一代的博物學者們,與其花時間跟這些眼中只有數字與證明的自然哲學家們打交道,選擇與當時正逐漸挑戰傳統自然哲學之正當性的另一門哲學:「實驗哲學」。所謂的實驗哲學,正如英國自然哲學家波義耳 (Robert Boyle, 1627–1691;波義耳定律的發現人) 主張的,即研究的目的與價值並不只是透過推理與證明來獲得放諸四海皆準、顛仆不破的普遍知識而已。在實驗室中孜孜矻矻地做實驗,儘管實驗器材常出狀況、做了十次實驗只有七次結果相一致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透過實驗得到的知識,或者說「事實」,本身還是有其價值。因為大自然是一個精巧的機械,要了解此機械的運作機制,除了做實驗一途外,別無其他。更重要的,如果說做實驗是理解自然此精巧機械的唯一手段的話,那麼,實驗室便是一扇重要的窗,讓研究者得以窺見此機械的打造者──或者說造物者──的心靈。

這樣在科學史中會被歸為機械論或自然神學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十八世紀博物學得以興起、且在歐美社會誘發出一陣陣採集熱的「理論基礎」。其中的關鍵人物便是瑞典博物學家林奈 (Carl Linnaeus, 1707-1778)。眾所週知,林奈以其在命名學 (nomenclature)與分類學 (taxonomy) 上的貢獻聞名於世—但林奈究竟以怎樣的「姿態」聞名於世?可能就少為人知。讓我們先來看看一張收錄在英國醫生與植物學者羅伯特・ 約翰・梭頓 (Robert John Thornton, 1768–1837)的《佛洛拉之殿》(The Temple of Flora, 於1797至1810年間出版) 中的插圖 (圖二)。圖中央的胸像即為林奈,環繞在胸像四週的神祉則分別為掌管醫學的阿斯克勒庇厄斯 (Aesculapius)、掌管植物界的佛洛拉 (Flora)、掌管農業的喜瑞思 (Ceres) 與掌管愛慾的丘比特 (Cupid)。我們不難看出,這圖片旨在說明,感謝林奈提出一套好用且好記的分類體系 (即界→門→綱→目→科→屬→種)與命名方式 (即將物種學名分為屬名與種小名),讓各領域的人們可藉此溝通,不至於落入各說各話或所謂「巴比倫之塔」的五里霧中。

 

圖2 收錄於《佛洛拉之殿》中的林奈肖像
 
圖2 收錄於《佛洛拉之殿》中的林奈肖像。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esclepius,_Flora,_Ceres_and_Cupid_honouring_the_Bust_of_Linnaeus.jpg

 

圖3 收錄在林奈《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 中的插畫,顯示雄蕊與雌蕊的數量與比例如何決定植物的二十四綱。

圖3 收錄在林奈《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中的插畫,顯示雄蕊與雌蕊的數量與比例如何決定植物的二十四綱。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hret-Methodus_Plantarum_Sexualis-original.jpg

 

但現實的林奈是怎樣的一位博物學者呢?是不是如該圖片顯示的,是一種連神明都得膜拜、彷彿超越塵世的存在呢?事實上,依照目前可信的林奈傳記,我們可大致確定,林奈是一位天靈蓋在雲端、兩眼直墜紅塵的博物學者。首先,為了發展一套大眾皆可接受且操作的「人為分類法」(相對於得動用顯微鏡與具備植物生理學知識的自然分類法),林奈建議讀者仔細端詳植物的「性器官」──花朵,並仔細計算雄蕊與雌蕊的數量 (圖三)。緊接著,他要讀者想像,他們端詳的,是一個家庭,而雄蕊是丈夫,雌蕊是妻子。當然,由此看到的「植物家庭」,包括了一妻多夫、多夫多妻等形式不一而足──如此林奈式觀看自然的方式,開始激發大眾對性別與家庭關係種種逾越常矩的想像。特別在一個人們開始公開討論情慾解放、自由戀愛與性愛等議題的年代,林奈的人為分類──乃至於其對植物之性關係的想像──與成人書刊的出版業一同蓬勃發展 (圖四)。事實上,十八世紀英國重要的自然哲學家伊拉斯摩斯・達爾文 (Erasmus Darwin, 1731-1802;即《物種原始》的作者查爾斯・達爾文的祖父)出版了一本名為《植物園》(1791)的詩集,以擬人化的手法描寫植物界中種種讓人心曠神怡、心神蕩漾與心猿意馬的伴侶關係,另方面藉此幫助讀者記憶林奈分類學的種種細節。伊拉斯摩斯目的可自後續出版的《自然的神殿》(The Temple of Nature, 1803) 的附圖中略知一二 (圖五)。站在中央偏左處、被另一名女性緩緩揭開面紗的女性為羅馬神話中象徵自然、野性與豐饒的女神戴安娜 (可自其胸前的三個乳房看出)。在這個「啓蒙」的年代,伊拉斯摩斯告訴讀者,自然已不再是「可遠觀不可褻玩」的神祉了:自然是個凝住不動的物件,等著任何膽敢挑戰常規、勇於求知等啓蒙精神的人們去揭露它—而分類與描述便是這樣赤裸裸地揭露的第一步。

 

  圖4 十九世紀初的成人圖畫 。

圖4 十九世紀初的成人圖畫 。
(圖片來源:http://catalogue.wellcomelibrary.org/record=b1027893

 

圖5 《自然的神殿》中關於戴安娜的描繪 。

圖5 《自然的神殿》中關於戴安娜的描繪 。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he_temple_of_nature;_or,_The_origin_of_society_BHL34714261.jpg

 

如果說林奈式分類學的形成與傳播與十八世紀的社會氛圍脫不了關係,林奈式命名法亦然。依據科學史家薛冰格 (Londa Schiebinger)的分析,在將哺乳類命名為「哺乳類」(Mammalia)時──或者說在哺乳類中眾多的特徵中選擇「哺乳」為首要分類群之特徵時,林奈念茲在茲的是當時「自己的小孩自己餵」的社會運動。原來,在林奈所處的年代中,上流社會的女人基於胸型、體態等考量是不會自己哺乳的──負責哺乳的往往是無緣或無力躋身上流社會的「奶媽」。林奈不同意這樣的看法。若上流社會的女人不自己餵奶 (或者,更廣義地說,不妥善扮演母親的角色) 的話,後果是體質甚至種族的向下沈淪。圖六為涉及此「自己的小孩自己餵」的諷刺作品。我們看到一名穿著華麗的女子正在進行一個哺乳的動作,門外則有馬車等著,準備接送這女子去某個派對或沙龍現場。簡單來說,派對與哺乳為確保上流社會之所以能一直停在上流的重要「實作」。 

 

圖6 一幅題為《潮媽》(fashionable mama ) 的作品。

圖6 一幅題為《潮媽》(fashionable mama ) 的作品。
(圖片來源: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1540655&partId=1&searchText=fashion&images=true&from=ad&fromDate=1795&to=ad&toDate=1798&page=1

 

那麼,在告訴讀者分類與命名的重要性後,什麼是林奈所定義的「自然」?所謂的自然,林奈認為,是一個各類物種各司其位、各司其職、互取所需的經濟體系。值得指出,此處林奈所稱的「經濟」並非強調比較利益、貿易與互通有無的「市場經濟」──而是強調自給自足的「國家經濟」(cameralism;為當今公共行政學的前身) 。這也是為什麼林奈會派遣他的學生前往世界各地採集植物。依林奈所見,如果他的植物學研究有任何意義的話,便是透過物種調查與引入將瑞典 (乃至於其他願意接受且推廣林奈式植物學的政體) 打造成一個足以自我維繫、不假外求的經濟體系。一旦此體系能夠達成,林奈認為,這體系就會是既社會也自然的──而任何一個體系一旦成為自然的,就表示該體系是一種穩定且穿越時空的存在。 

十八世紀的博物學者與愛好者熱切的分類與描述自然,從而証成博物學是種科學。他們成功了──只是,到頭來,他們分類與描述的往往是他們對「理想社會」的想像與期待。

 

自然採集、市民性與人品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的採集者們,當他們漫步在野地採集蕨類、在海邊收集貝殼、與駐守博物館的學者們通信、與同好交換標本的時候,這些狀似瑣碎的實作之所以有意義,便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世界是設計過的,只要你依循一定的準則,你就可以逐步發現隱藏在大自然背後的藍圖 (儘管這藍圖往往是社會對於理想社會的期待與回應)。當然,如果說自然同時也是社會的,那麼前述瑣碎的實作也離不開當時社會認定的一系列行為判準。如以社會學者謝平的說法,近代科學之所以成立,仰賴的不僅是少數科學家的天縱英才,更重要的是同時逐漸成型的市民社會如何定義「市民性」(civility)──或者,以當代的流行語來說:「人品」。   

這裡讓我回到在文章一開始埋下的梗:「格雷很確定他喜歡花花草草,也願意將餘生投入在花花草草的研究──只是,他不願意這樣對花花草草的研究成為他的「職業」(profession)」。對當代的讀者來說,這樣的焦慮頗難以理解:難道對科學研究的全心奉獻不能是一種正職嗎?難道我們大學中遇到的不就是以科學研究為職業、在研究的空檔投入教學與導師任務的「科學從業人員」嗎? 這就牽涉到科學史研究者於過去二十年以來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即至少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前,就歐美的科學社群而言,一個優秀的科學家不應該是「職業的科學家」(professional scientist)。

這怎麼說?讓我們來思考到底什麼樣的工作會被稱為「職業的」?面對此問題,你會許會很快地列舉律師、醫師或水電工──因為這些從業人員均以其「專業」為謀生之道。那麼,號稱追求自然之真理的科學能否做為一種謀生之道?在一篇題為〈隱形的助手〉(invisible technicians) 的文章中〔1〕,社會學者謝平提供了一個漂亮的解答:至少在十七世紀,也就是俗稱「科學革命」的年代,以科學做為謀生之道的人們會遭到「隱身」的命運。  

讓我們先來看看兩張十七世紀中葉出版的科學插圖。首先是收錄在卡斯培・肖特 (Gaspar Schott, 1608-1666) 的《技術奇物》(Technica curiosa, 1664) 中的插圖,描繪的是兩名助手正在操作由奧托・馮。居里克 (Otto von Guericke, 1602-1686) 發明之空氣泵浦的情景 (圖七)。以謝平的說法,這張圖呈現在科學研究中「助手」的「雙重隱形」。首先,儘管肖特非常生動地描繪出兩位助手的體態與姿態,他們卻是連五官都難以辨認的無臉男。若我們將這樣的描繪手法與同時期大量出現的科學家肖像相比,這樣將科學助手「無臉化」的做法自有其象徵上的意義。就以同時期的英國科學家波義耳為例 (圖八)。在這幅圖中,我們看到的有著非常精細之五官的波義耳,儘管背景中呈現種種讓波義耳得以一戰成名的種種科學儀器,其為科學研究付出的勞動似乎只是那根翻動書頁的手指而已。

 

圖7 《技術奇物》中描繪的科學助手 。
 
圖7 《技術奇物》中描繪的科學助手 。
(圖片來源:https://archive.org/details/gri_pgasparissch00scho

 
圖9 《水力與空氣動力機》中描繪的科學助手。

圖8 波義耳的肖像。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bert_Boyle_0001.jpg

 

第一幅圖呈現的另一重隱形則表現在這些助手工作的場所。依據謝平的看法,這兩位助手顯然是在實驗室之下的地下室工作。實驗室的地下室是怎樣的空間呢?一幅收錄在肖特的 《水力與空氣動力機》 (Mechanica hydraulico-pneumatica, 1657)一書中 (圖九) 的圖給我們一些線索。在這幅圖中,我們看到居里克正指揮著一群小天使操作著空氣泵浦,而右下角則有一群自然哲學家簇擁著,聆聽著居里克的解說。讓我們來想像一個歷史場景。 如果你是個十七世紀的自然哲學家,某天,你來到居里克的實驗室,試圖掌握空氣壓力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實驗室中,你會看到空氣泵浦有生命般地自行移動,製造出真空,而居里克則在此真空中展演種種讓人匪夷所思的實驗。當你離開實驗室時,你深深地感動,你覺得居里克彷彿是個有本事讓自然開口說話的「祭司」;至於那些在地下室中氣喘吁吁、克服大氣壓力而製造出真空的助手,你或許會知道他們的存在,但你不會知道──也不會在意──這些助手到底是誰—他們是居里克的小天使──而就像我這個年代玩過的「小天使與小主人」一般,小天使總是默默地、隱形地關心與保護小主人,直到遊戲結束那天,小天使的身影不會也不該被看見。值得指出的,依據謝平的分析,這些小天使在十七世紀的英國有個專屬的名稱:「僕役」。

 

圖8 波義耳的肖像。

圖9 《水力與空氣動力機》中描繪的科學助手。
(圖片來源:Wellcome Images: M0014008)

 

為何這些以勞力換取工資、以確保實驗得以進行的助手會遭到「被隱形」的命運?要回答此問題, 我們有必要先了解十七世紀興起之「實驗哲學」的性質。在此,讓我引用之前發表在「芭樂人類學」的「真理公車亭」的其中一段 〔2〕:

第一,實驗哲學必須是經驗性的:即任何透過實驗而揭露的發現必須是可經驗的。第二,實驗哲學必須是公共性的:任何實驗須在群體前執行,實驗結果也不能是實驗者說了就算 。第三,實驗的見證人不能是尋常的販夫走卒,而須具備下列「美德」:1.  必須是可信賴的;2. 必須具足夠的能力與智慧綜合資訊以做出判斷;3.  面對群體中的歧見時,必須知道如何辯論與凝聚共識──如以十七世紀英國社會的觀點,前述三點意味著惟有「紳士」才能勝任「實驗見證人」的角色。第四,由於「紳士認證」是實驗科學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實驗科學既不能是獨裁的,也不能是民粹的──實驗哲學必須是一類「紳士科學」,其核心關懷為生產經紳士認證的「事實」。第六,前述五點要能成立均得仰賴實驗哲學家對實驗室之社會邊界的劃分與經營──實驗室不能是煉金術士的私人密室,也不能是如市場般的開放空間。最後,反映到十七世紀英國因教派衝突等原因引發的內戰與社會動亂,實驗哲學家認為,若社會的統治階級也能如參與實驗的紳士般地,在歧見產生時,能透過辯論以凝聚共識,社會便不至於產生紛爭與騷亂──就波以耳與其當代的實驗哲學家而言,實驗哲學不僅能在當時主導的神學與自然哲學 (以數學為主) 之外提供一個理解自然之運作規則的哲學,更能為社會秩序如何可能提供洞見。

在這樣以紳士為主體的實驗哲學中,不難理解,十七世紀的科學助手──或更準確地說,以其在研究中的勞動投入換取工資的僕役──會被隱形,他們的臉孔會被抹去,或者是「被戴上」一張張一點都不在意工資、一心只想獻身於科學、散發著小天使般聖潔光輝的面具。

格雷不願意他自己──乃至於他在科學上的貢獻──遭到隱形的命運。只是,做為一個鞋匠之子,格雷並不具備那個社經基礎讓他可以活得像個紳士。他能做的,就是將科學研究與其專業 (從一開始的醫學乃至於後來的教學)切割開來,至少在行為上「表現地」像個紳士。從後見之明來看,他的確成功了。一八五五年四月,他收到一名英國紳士的來信,想請教格雷關於北美植物相的研究心得,以及想成為格雷之「筆友」的期盼。

信末的署名是達爾文。

做為一個以「過去」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在把玩當代種種號稱具「革命性創新」的事與物時,「啊,無論如何,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是我不時的感嘆。只是,當我懷著這樣的感嘆再度鑽入史料堆,卻發現處處充滿滋味。太陽底下或許沒有新鮮事──但或許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那些陽光照不到的幽微之處。在說明格雷如何與為何要「打腫臉充紳士」後, 在下期的文章中,我將會帶出長久被格雷的光芒所掩蓋的「隱形助手」:查理・萊特 (Charles Wright, 1811-1885)。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洪廣冀/人蔘、大鯢與大蔥鴨續篇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10/人蔘大鯢與大蔥鴨續篇.html

 


 

Print Friendly Version of this pagePrint Get a PDF version of this webpagePDF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