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
庄腳歷史學筆記2

從返臺到自行遣返:戰後初期日僑塩見俊二

 

林蘭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塩見俊二的終戰日記

日本殖民臺灣五十年的歷史評價仍是不斷角力的現在進行式。如何看待殖民者日本人,是臺灣人必須放在心上的。對待所有的殖民者,亦然。即令如此,我們如何從中挖掘,並返照自己的心性與面貌,借鑑之,超越之?

那是2007年夏天。經由日本老師介紹,我和學姊到了日本四國,學姊去尋訪坂本龍馬遺跡,我留在高知縣立圖書館調查資料,首次遇見「塩見文庫」。它是塩見俊二(1907-1980)以個人資力蒐集6萬7千餘冊圖書所設立的私人圖書館,2003年寄贈於高知縣立圖書館。

愛書人塩見俊二的座右銘是「以愛成就理想」,於今設立在土佐市的銅像,是他坐著看書的樣貌,這是個愛讀書的國會議員。〔1〕相信書中的知識來源,都成為他問政的政治資源。愛書的他,聽說常出沒在日本古書街神田町或是丸善書店。塩見文庫中,歷史類書籍不少,文學類更多,不乏英語、德語、法語、華語等學習語言的書籍。在他擔任參議員的年代,1960年代買入的書籍有《現代的政治家—被期待的人》,還有1970年代買入的《實力者的條件》一書,從書名或可窺見他的自我要求。

畢業於東京帝大法學科政治部的塩見俊二,後來以擔任主計、財政官員見長。他所成立的「塩見財政研究所」,於1964年出版《外から日本を見る》一書,透露出由他者眼光來透視日本的研究觀點。分析局勢,推測未來的眼光,在他晚年出版的《秘錄.終戰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戰日記》一書中,亦可見之。不過,他所分析的是1945-1946年之間臺灣的情勢。


《秘錄.終戰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戰日記》,〔2〕原初的史料是塩見俊二在終戰後隨手寫下的日記,從1945年8月15日寫到1946年12月28日。有時無心書寫,有時隨手筆記,有的在靜思中或病中補記。這樣的終戰日記,一放,經過了三十多年,直到1980年才出版面世,除增加了因出版所需的序、緒言及後記之外,大抵維持原初寫就的樣貌。

 

1945年9月從東京回到臺灣

塩見俊二,出生於日本高知縣土佐市,1931年進入臺灣總督府服務,1943年7月擔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1945年7月赴東京出差爭取經費。當時由於臺灣、日本交通斷絕,只有飛機可通航,但因返臺班機不定,他被迫留在東京迎接日本敗戰。就在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他決定寫日記,因為「從今天開始,我要把苦難的日子記下來」。


塩見俊二記下戰後時代的苦難場景,主要地點在臺灣。配合參照河原功監修.編集的《台灣引揚.留用記錄》叢書史料,以及最近編集出版的終戰史料來看,這些時代證言,我們得以藉之回溯戰後初期的臺灣,從日本人觀點帶我們重臨臺灣現代史現場。

塩見俊二1945年7月為了以發行軍事公債彌補巨額軍事費用,奉命到東京與上級交涉。前去東京的路程是:先從臺灣搭飛機到博多,然後改搭火車到東京。但是重回臺灣長路迢迢,因為時局變化太快。塩見辦完了公事,他再請海軍方面安排回臺飛機,還在等待班機之前,日本就在8月初吃下兩顆原子彈。8月13日,在東京得知戰爭即將結束的消息,塩見俊二馬上透過海軍將重要消息傳給臺灣總督府。

從8月15日開始,塩見俊二徘徊於留在東京或重回臺灣的兩難之間。作為臺灣總督府的官員,他和朋友在東京會面討論世局,有關中國的將來、對日本的反省等等。當然,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如何重建日本,他們估算由外地返回日本的軍民合起來有800萬人,米穀等糧食的缺乏推定為1,500萬噸,〔3〕再加上在大戰中無限度發行的公債和各種物資的缺乏,必會引發可怕的通貨膨脹。

1945年8月24日是他決定重返臺灣的日子。這一天,塩見到東京帝大圖書館臨時設立的臺灣總督府東京出張所,心中決定「我一定要回臺灣去」,「臺灣是我的故鄉,她是我心靈的故鄉」,「我將在臺灣接受苦難的試鍊」,「我下了決心要與總督府的同仁共命運」。〔4〕塩見俊二向終戰連絡事務局申請赴臺灣核准了,決定9月5日飛往臺灣,但美國大兵為了確定塩見俊二是否有上機許可,延至9月7日飛行艇〔5〕才由橫濱起飛,但由於引擎故障折返,再延至9月9日起飛,〔6〕真是一波三折。從資料來看,飛行艇運送臺灣銀行券,是經過聯合國最高司令部同意放行的。

當時日本駐外高級官員陸續返回日本,要回到外地(殖民地)原服務機關的官員很少。塩見俊二卻是逆向操作。

 

圖1 塩見俊二搭乘的飛行艇「神津號」降落在淡水河上

圖1 塩見俊二搭乘的飛行艇「神津號」降落在淡水河上
(圖片來源:曾令毅,〈「航空南進」與太平洋戰爭:淡水水上飛機場的設立與發展〉,《臺灣文獻》卷63期2,2012年6月,頁178。)

 

1946年10月上旬在本願寺接受審問

1945年9月10日上午6時,飛行艇在橫濱磯子起飛,下午4時降落淡水河上,飛行時間長達10小時。在這段飛航途中,塩見一直趴在重達2公噸的臺銀紙幣上頭,除了飛行員與臺銀券之外,隨機抵臺的只有他一人。


1946年1月16日,《臺灣新生報》日文欄和漢文欄提及「在臺日僑官僚」,批判塩見俊二,奉日本政府之秘密命令回臺,與臺籍知識階級見面、賄賂中國高官以維持日本人特權。此事塩見俊二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長趙延哲、在臺美軍中校埃凡斯、鈴木源吾解釋,令其了解。但此事波紋延續到塩見俊二離臺。

由於協助護送臺銀券回臺,時隔一年的1946年10月上旬,〔7〕塩見俊二因黃疸住院時期(約1946年8月下旬到10月上旬),被國民黨特務召到本願寺接受三小時審問。審問過程中,天氣炎熱,病中的塩見站了兩個小時,體力不支快昏倒時,衛兵扶著他,並用冷水從頭上沖下來而繼續受審。後來由趙延哲處長和臺籍實力人士向省方溝通,才結束了調查工作。

塩見俊二受特務審問重點如次。


一問:日本各地高級官員返日時,你相反的跑到臺灣來,而且還帶來巨額臺灣銀行紙幣,請你說出你的真正目的。

一答:這得分兩個部分答。


首先,麥帥總部准許我搭乘飛機帶一大批鈔票來臺目的,是為解決因物價上漲所造成銀行紙幣之不足。因為在臺灣無法印製紙幣,所以當時只是把日本銀行印出來的紙幣,從日本銀行總行送到臺灣分行而已。這件事情完全與我無關,我只是被准許搭便機而已。

其次,由於蔣介石宣稱「以德報怨」,也有消息表明他說「在接收工作和平完成之前,總督府等日本各機關及私人機構應照常運作、管理,而日本人應該在和平狀態中等待接收」。當時,我擔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要職,除了回臺向上級報告在東京辦好的事務之外,在中國政府接收臺灣的時候,也可能需要我協助接收工作。私人方面,也應該跟許多部屬、同事及前輩們一起留在臺灣協助接收工作。因此,我覺得自己應該跟這些人共體時艱,就回到臺灣來。

二問:國庫的錢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即屬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財產,可是你把這些錢任意支配到1945年11月,這不是對中國政府的犯罪行為嗎?

二答:蔣總統的意思是行政要維持現狀,以和平狀況等待接收。因此不應該著手新事業,但是薪餉支付及等候接收的管理費用卻必須支出。而且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日本官員的太太們都在街頭排列拋售家財。所以,為了安定狀態以等待接收,我是按日本法律支出了最低限度的開銷。


三問:但是,把薪餉提前發到1946年3月,連三月份薪餉也算進退職金中,這不是超出範圍了嗎?

三答:雖然臺灣已經變成中國領土,但日本官員仍未失去他們官員的身分,把規定的薪餉和退職金發給他們,並不違反日本法律。當時麥師盟軍總部是決定要在1946年3月底以前完成日本人的遣返。同時,日本政府也無法直接付薪餉和退職金給他們,所以我就決定了如上的支付方式。

 

留在臺灣從事什麼工作?

塩見俊二留在臺灣時期,協助第一批的日僑、日俘之遣返。原有臺灣總督府的動員體制,不只順利的將日人遣返,也為日人在臺統治留下數字證言。

(一)簡化日僑互助會組織(1946年4月)


留在臺灣的日本人,最早擬成立的日本人會,是在1945年12月由臺北商工經濟會出面,名稱為「蓬萊俱樂部」,但陳儀沒有核准。後來有松山領導的協和會,以及古屋領導的互助會,這些團體成為蓬萊俱樂部的改革勢力。及至1946年1月-2月之間,日本人各團體互相對立,隨著日本人生活日益困苦,產生橫行勒索行為。塩見俊二怕中國人趁虛而入,所以主張在臺灣時期日本人要相互扶助,要鬥爭回日本再鬥爭。到了1946年2月底,已出現日本人大同團結,日僑互助會工作目標完全集中在遣返日僑之上。

所以在1946年1-4月第一批大遣返過程中,日僑互助會發揮協助的功能。待遣返結束,1946年4月5日臺北日僑互助會、4月12日臺北連絡支部、4月14日臺灣總督府官兵善後連絡部的幹部都回日本之後,日僑互助會的組織還需要留下嗎?由於尚有留用日人相關事宜,仍必須與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協調,是以繼續存在。

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日僑管理委員會世話役(照料人)速水國彥指稱,為因應留用日人之需,在各地成立的日僑互助會並無全省的組織,所有的日僑互助會都在日僑管理委員會指揮監督之下,於1946年4月19日進入新階段。臺灣各地日僑互助會成立狀況,列如表1。

 

未命名

表1 臺灣各地日僑互助會成立狀況
(資料來源:河原功監修.編集,《臺灣協會所藏台灣引揚.留用記錄第一卷》(東京市:ゆまに書房,1997),頁162-163。)

 

上述各地的日僑互助會以臺北日僑互助會最為重要,設有臺北日僑互助會幹事會規約,幹事會在事務長之下推動事業之企畫及實行,〔8〕塩見俊二就是幹事長。〔9〕該會所負責的業務有七:總務、教育、援護、福利、涉外、醫療、資金。其中服務人員以沖繩人居多,因其遣返較遲,當時稱為琉僑。琉球在戰後成為美軍基地,直到1972年公投重回日本懷抱。

(二)編製《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1946年5-7月)


塩見俊二說:「終戰後的一年對我是寶貴的一年。我覺得我沒有虛度這一年。」這寶貴的一年,他留在臺灣,又為臺灣留下了寶貴的記錄資產。

塩見俊二說,1946年5月初到7月15日之間,過了一段平靜、安定的生活。

在這段期間,塩見協助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製預算,製成臺灣統治五十年統計書,或偶以講師身分到臺灣高等商業學校教書。

編製統計書,是塩見俊二和同仁商量,得到趙延哲處長的同意,決定製成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的統計書,於是他動員臺灣總督府各課、鐵路、通信、臺灣銀行、臺灣電力、臺灣拓植等各方面的專家,完成了一本與日本統計年鑑相差不多的統計書,然後把它交給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原先,塩見打算編一本「統治臺灣五十年史」,後改以數字描寫統治臺灣五十年之事蹟,而其中包括臺灣殖民地時代的民主、教育、產業、醫療、交通運輸等領域。

戰後塩見俊二以國會議員身份訪臺,首先關心就是這一本統計書的去向。他發現省政府把它印刷成一本很不錯的統計書,所不同的是其中的日文已譯成中文。塩見說,他熱愛這一本統計書,因為這本統計書對他而言,是永遠忘不了的歷史的一個環節。

 

圖2 塩見俊二等編成的《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書影。

圖2 塩見俊二等編成的《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書影。
(說明:署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當時塩見俊二是留用日人。)

 

1946年12月28日自行遣返

1946年12月28日,遣返日僑的船預定在下午四時駛離基隆港,船上日僑約2,000名。原本塩見俊二打算在1947年最後一批的行列再返回日本。但因受在本願寺審問影響,又常有人跟蹤他,他感受到危險,於是秘密決定在12月底返日。


遣返日本乘船是需要證明書的,但申請證明書,塩見的行動就會暴露,於是他擬定秘密離開的計策。首先,他偷偷拿了一枚在船上可以自由出入的檢疫員臂章。在28日出港當天,塩見特地去拜訪特務機關總部,一直閒談到下午3時20分。離開特務機關總部,立即跳上在後街街角等候的計程車,快速奔向基隆港。通常要花費40分鐘的車程,只費25分就抵達港口了。於是掛上檢疫員臂章悠然上船。

上船後,塩見將自己不列在遣返名單的理由告訴船長,船長叫藏他在船長室中從外面看不到的地方,然後,鎖上船長室的門就走開了。這時候,突然聽到碼頭上叫「塩見先生」、「塩見生生」的聲音,好像是警察人員身份的幾個人進來船長室要找人的樣子,又好像是臨別來送行的臺灣人的聲音。可是船預定下午四時出港,不久他們就下船了。

終戰日記中,塩見俊二描述安全脫逃的場景與心情:

不久,船就指向日本的方向,如疾風似地開始航行。我獨自上了甲板,遠望著逐漸遠離的臺灣。

不久,基隆嶼和臺灣也消失在薄霧中。

南十字星越發光,臺灣的影子越沒入黑暗。

我一直站在船橋上,而在我的臉頰上有不停在流著的淚水。

 

對戰後初期臺灣時局的觀察

(一)對臺灣產業之未來的看法


1945年8月22日,塩見俊二還在東京時,會見了經由介紹來會面的臺灣籍帝大學生二人。三人相談對未來時局的推測與觀察,塩見認為,臺灣未來將面對非常困難的局面,之後在中國支配下,產業方面必會發生異常衰退的現象,製糖業的重建幾乎不可能,特種農作物的前途也不看好,稻米則無法對抗西貢米。政治方面,統治階層在思想上會反映重慶和延安的影子,而且中國人好黨派鬥爭,所以在政治上必會遭遇異常的困難。對於兩位臺籍帝大學生,塩見判斷他們兩人思想仍未成熟,既非右,又不左,亦不是資本主義,頂多是中立派行政官員之程度而已。塩見說:真希望他們能成為年輕的領導人,卻擔心他們成為無病呻吟的知識分子。

塩見回到臺灣後,1945年9月13日就與徐坤泉、陳逸松、駱水源、劉明,以及一些日本人,同高橋衛一臺北知事聚餐交談,感受到新臺灣氣息之低調,大家意外的顯出意氣消沈的樣子。塩見希望這些臺灣人能抱持崇高的理想,將來成為建設新臺灣的領導人物。翌日,即9月14日,塩見與陳逢源會面,談及臺灣經濟的未來,他認為工業除特殊工業之外,即將全面性停頓,唯有以塩為原料的工業和硫安工業有一些將來性。礦業,除煤礦業外,均無希望。

塩見俊二的判斷,部分被1949年之後的政治局勢所改寫。

(二)日本人遣返後的街道光景


第一批日本人被遣返者約45萬9千多人,是由GHQ動用美國海軍軍艦和日本商船完成的。時間上大抵由1946年1月到4月之間。所以很短的時間內,情勢大有變化。依照時序來看一些記載:

1946年1月16日,接收仍未順利完成。接收後之行政與經濟停頓。工人對戰爭時期之欠薪支付要求,使得各工廠的生產廠停頓。

1946年1月17日,日本人在街頭擺攤出售家財、餅、糖果等,或淪落在脂粉之巷,臺灣人則為生活叫苦!搶劫行為橫行。

1946年2月上旬,有日本人遭逮捕事情發生。是以,在臺日僑希望回國者人數激增。

1946年3月8日覬覦日本人財產的臺灣人和日本人,彼等威脅逼財行為橫行,尤其上層階級受到威脅。

1946年4月4日,治安終於發生問題,搶劫事件頻發。米價從一月底起急速高漲,一斤20圓,一般民眾對生活失去信心。

1946年4月10日。街上已經看不到日本人的人影,飲食店全由臺灣人經營。市面也變髒了。原來是日本人的商店和住宅,如今已貼滿了表示已接收的紙條,而且這些紙條在同一處貼上好幾張,這就不是個好風景了。塩見覺得這種現象是露骨地暴露人心貪婪的一面。

也是1946年4月10日,街上卡車有20來名士兵手上拿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車上有三名被綁著像石像一樣一動也不動的人。塩見說,這是日本德川時代常見的罪犯行刑前的遊街示眾,更令人產生恐怖感的是這種怪異場面逐變得不再令人感到奇怪。

(三)對臺灣民心轉移的觀察

從1945年10月25日陳儀到了臺灣之後,在接收方面並無新建設資金,只安排人員。一直到1946年後半期,因為臺灣人希望落空,所以臺灣人動向增加了不滿和不安,一改原先歡天喜地歡迎「光復」的樣貌。其中重要的因素如下:

1 原先由日本人獨佔的政治組織,臺灣人預期由自己接下來,結果這些地位都由中國人取代。

2 臺灣人高度自治、高度活動自由,成為島嶼主人的希望落空。新的主人是中國人,沒有臺灣人的份。

3 一般臺灣大眾對中國特務機構和警方人員行動抱有恐怖感。

4 物價上漲和衛生問題也成為不安的中心點。

5 經濟方面,日本人所經營的公司企業也由中國人接手,並沒有移交給臺灣人。

對照1946年7月31日遣返抵日本的官員就指出,在臺日人想遣返,因為:

1 物價持續上漲,生活不易。

2 以留用日人名義留臺的日本人,隨著中國政府各機關員額充實之後,變成如同陷於失業的處境中。

3 中國特務和警察機關監視加緊。

而他也害怕臺灣將會有事情發生。因為產業接收中,監理官將公產變為私產,只要賄賂,火車上的貨物可以隨便搬,而有錢的資產家也得雇用私兵來保護個人財產。在官職位置上,由於臺灣人不會新的國語,於是理髮師成了自己的頂頭上司,新的警察頭頭也不一定是有識見、有學問之人。是以,時代風氣已然轉變,生命、財產、秩序,都淪入不安、不確定和矛盾之中。

這是個笨問題嗎?試問: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有沒有不會發生的歷史條件?

 


 

註解:

[1] 塩見俊二,1955年退休進入政界,返故鄉土佐參選參議員,連續當選四屆。

[2] 財團法人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秘錄.終戰前後的臺灣》(臺北市:文英堂出版社,2001)。

[3] 根據日本各地引揚援護局統計,被遣返的日本軍民約660萬人。戰後日本糧食不足,有「糧食地獄」之說。

[4] 據估計,當時在臺日人約32萬人,在臺軍人約22萬人。

[5] 根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資料,飛行艇,盟軍資料載為flying boat。飛行艇分別運載朝鮮銀行券和臺灣銀行券,用以支應朝鮮、臺灣兩地金融安定之需。東京、京城間有三架輪流飛行;東京、淡水間,有一架飛行。蘇瑤崇,《台灣織戰事處理資料集》(臺北市: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頁124、125。

[6] 塩見俊二日記載為9月9日,但資料記載時間是9月10日。塩見俊二指出,戰後初期當時臺灣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為了解決臺灣銀行發行紙幣之不足而由大藏省決定以飛機滿載日本銀行的巨額臺銀紙幣運往臺灣。據曾令毅研究,臺灣銀行券經由飛行艇運送有兩次,一次是1945年9月10日,一次是1945年9月15日。兩次運送總金額約6億3千萬圓。塩見俊二運送的是第一次,他受終戰聯絡中央事務局委託運送2公噸臺銀券。曾令毅,〈「航空南進」與太平洋戰爭:淡水水上飛機場的設立與發展〉,《臺灣文獻》卷63期2,2012年6月,頁178。

[7] 未明確指出受審問日期,從塩見終戰日記記載前後日期來看,約在1946年10月8-14日之間。

[8] 河原功監修.編集,《臺灣協會所藏台灣引揚.留用記錄第一卷》(東京市:ゆまに書房,1997),頁167、頁174。

[9] 資料中亦列有「事務長」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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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蘭芳 / 從返臺到自行遣返:戰後初期日僑塩見俊二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09/從返臺到自行遣返:戰後初期日僑塩見俊二.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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