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幾點意見— 以中國現代史為中心的討論
說、歷史故事

透視秦俑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兵馬俑從西元1974年發現以來,以一種秦始皇無法想像的文化魅力,橫掃千軍。始皇陵兵馬俑究竟有何吸引力,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各大博物館寵兒,邀展不斷?這個發現在中國乃至世界古代藝術文化的發展上,又有什麼重要性?

最為人所稱道的是兵馬俑的寫實。幾年前,某博物館的導覽說每個陶俑都是按照秦始皇士兵的模樣做的;2007年兵馬俑到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展覽時,簡介也說這些人俑雖然不是肖像(portrait),但每個都被賦予各自的個性(individual personality)。的確,這些陶俑如真人一般大小,加上每個看起來都不太相同,很容易讓人直覺感到寫實或富有個性,果真如此?所謂的寫實或富有個性從何而來?

 

宛如真實的兵馬俑

在許多方面,兵馬俑確實有著「宛如真實」的表現,例如:髮型、衣冠、鞋履、配件,這些特點傳達出秦代武士的穿著與裝備。有位武士穿戴鎧甲(圖1),站在戰車後方,鎧甲的細節十分細緻,每枚甲片之間的固定與繫繩清晰可見。不只正面,背面也一樣講究,兩片皮甲如何交叉、打結固定,都一清二楚。還有位武士,從跪坐的姿勢與手勢,推測是名弓箭手,半跪的姿勢露出他的鞋底,上面壓印著清晰的圓形防滑紋路(圖2)。另一位武士穿著袍服,腰間繫皮帶,以帶鉤固定,山東曾出土一件樣式相近的錯金銀帶鉤(圖3),可見陶俑身上的帶鉤是按照實物所製作,而且做得像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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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隨車的武士俑,正、背面鎧甲細節均清晰可見,通高186公分
(圖片來源:中國考古文物之美7,圖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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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武士俑鞋底細密的防滑紋路,通高120公分
(圖片來源:中國考古文物之美7,圖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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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武士俑腰間的帶鉤(左)與錯金銀銅帶鉤實物(右),出土自山東曲阜魯故城
(圖片來源:中國考古文物之美7,圖44;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圖版93)

 

工匠意圖透過這些功能性的細節傳達出一種「真實感」。衣著、配件的樣式清晰,結構清楚,讓觀眾不只看到外觀,更從絲絲入扣的細節中了解甲片如何繫連、冠幘如何穿戴、帶鉤如何使用。加上陶俑表面原來是加彩的,因應不同材質、不同部位塗上色彩(圖5)。透過工匠的鬼斧神工,將陶土幻化成一個個裝備齊全的真實武士。

武器是一個武士的吃飯傢伙,是他最重要的職能象徵,成千上萬的兵馬俑手中原來都拿著兵器。令人吃驚的是,這些一律是真正的、實用的青銅製品,可以上戰場廝殺的兵器,種類從戈、戟、矛、劍,到殺傷力強大的弩機都有。其中弩機是一種機械式發射弓箭的工具,只要扣上板機,箭立即射出,可說是把秦國帶往軍事強國的重要發明(圖4)。三個兵馬俑坑出土的各式兵器達四萬多件,大多未經使用,刀刃鋒芒銳利,應該是直接從武器庫中取來的全新品。

 

這些功能性細節,從宛如真實的鎧甲、衣服冠履、帶鉤,到貨真價實的兵器,重點只有一個:武士的執掌與身份階層。攸關武士生死的兵器——也是武士最重要的身份識別——甚至以真正的青銅實用器隨葬。至於武士俑身上穿戴的衣冠與鎧甲,繁簡樣式有別,代表軍隊中不同的身份等級。一般而言,戴冠的較不戴冠的身份高,且依不同軍階有不同頭冠樣式。鎧甲則依軍種有輕裝、重裝之別,在胸部前後打花結的較一般鎧甲武士身份高,可能是指揮的將軍(圖5)。透過這些細節,武士們屬於什麼軍種、位階高低,都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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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始皇陵銅車馬上的縮小版弩機(箭頭處)
(圖片來源:中國考古文物之美7,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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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鎧甲上打花結的武士與彩色復原,它的身份較高,出土時旁邊有鼓,應為指揮軍隊之用,通高197公分
(圖片來源:中國考古文物之美7,圖35)

 

完美武士:個性表現或典型模範

相較於衣冠與鎧甲的真實表現,武士俑的身體,便顯得規格化。每個陶俑差不多一般大小,身形相當,高矮胖瘦差別不大。德國藝術史學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甚至發現,有些俑的下肢與陵區出土的水管相近,可能是較低階的陶工所承作。

至於武士俑的髮型、鬍鬚看似各不相同,但仔細比較,可歸納出一些常見樣式(圖6)。將有限的樣式進行各種排列組合,便創造出千變萬化、一個個裝扮各異的武士。至於武士的臉龐,雖宛如大千世界,但仍有類型可循:咸陽當地陶工製作的粗眉大眼,闊口厚唇;外地陶工則五官線條較為和緩。最後,工匠再用他的巧手,在眉頭、嘴角稍加捏塑,便賦予各個人俑不同的神情。於是,當現代觀眾與真人一般大小的武士俑面對面時,很容易便產生每個武士俑都具有獨自「個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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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武士俑的臉形與頭髮樣式
(圖片來源:中國考古文物之美7,頁147、129)

 

成千上萬的兵馬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但個別武士的「個性」不是最重要的,任何的「個性」表現都從屬於其所屬軍種與整體的壯盛軍容。一個完美軍團下的完美武士,我們可以這麼說。宛如真實的衣冠、裝備與配件,告訴我們這些人俑是武士,它們按照各自的軍階與執掌,井然有序地排列佈陣。二號坑的軍陣是前鋒,包含弓箭手、騎兵與車兵;緊鄰的一號坑是數量眾多的步兵與少量車兵;指揮總部則設在戰陣後方的三號坑(圖7)。每個人一般魁武,鎧甲、衣冠鞋履、髮型一絲不苟,甚至完美無瑕,沒有一片零落的甲片、沒有一束凌亂的髮絲、也沒有一條鬆脫的鞋帶。手上的武器不但是真實的青銅製品,還是鋒芒銳利的嶄新品,沒有馳騁沙場後會有的斷裂缺角與磨損。就這點說來,過於完美整齊的兵馬俑實在不能說是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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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始皇陵兵馬俑坑的平面佈局,一號坑主要是步兵與少量車兵,二號坑是弓箭手、騎兵與車兵,
三號坑是指揮總部,四號坑未完成

 

因此,兵馬俑的變化再多,都不是要塑造一個個有「個性」的武士,而是要創造一種理想的武士典型與模範,一個完美的軍團,在地下世界中護衛著長眠於後方的秦始皇。沒有一個真正的軍團服裝儀容會如此整齊(閱兵展示例外),更何況是馳騁沙場、征戰東方六國的軍團。從這個角度來說,秦始皇兵馬俑的創新之處,不僅在於它是黃河流域首次出現的真人大小人像,也是第一次利用藝術來塑造一種理想的「模範」角色。

秦始皇兵馬俑首度將武士的典範形體化,成為一個個真人實大的陶俑。進入漢代,人際角色的典範還透過家族祠堂中的石刻畫像來傳達,如:山東嘉祥的東漢武氏祠,牆壁刻畫著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各種人倫典範,教導人們按照不同的階級與身份,扮演好各自的社會角色,如:君臣、父子、夫婦。在這個階級倫理結構之下,值得讚揚的個人被安放到忠臣、孝子、節婦等類型框架中,鼓勵後來者仿效;被表揚的個人從來不是因為他/她的個性,而是因為行為合於所屬的模範類型。《史記》的寫作便是按此社會階級結構,由上而下,值得書寫的個人被編排進各種類型的「列傳」。在類型典範的要求之下,當個人成為模範之時,可以想見他/她的行為也經過一定程度的美化,以求更趨近完美典型。這個傳統至今仍有跡可循,記得小學時每年都有「模範生」選舉,不知今日是否依然?

有意思的是,「模範」一詞原來便是工藝用語,意指製造時的範本母型,後來才用以指稱值得仿效的品格行為。始皇陵武士俑的頭部便是合模(範)成形,程序大致是這樣:先製作一個人頭模型大樣,再以陶土包覆此模型翻成外模(或稱外範),之後便可一再使用這套外模(範),將泥團放到外模中,合模壓印出一個個的俑頭,然後再敷泥雕劃頭髮與鬍鬚,進行細部加工。除了頭部是合模製作,人俑的身體與四肢則是以泥條盤築的方式成形,結合了不同的工藝技法。模範製作的好處是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標準化大量製造,又能確保一定品質。以「模範」來比喻道德倫理教化,意謂將形狀不規整的個人放到類型模範中,模印壓出理想的品德行為,在此思惟下,個人的個性是受到規「範」的,從屬於典型模範。

 

秦俑中的感官與身體

相較於埃及、兩河流域及後繼的希臘、羅馬等西方文明,黃河流域是一個缺乏人像傳統的文明。也許有讀者會說,遼寧牛河梁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曾出現過陶人像,四川廣漢三星堆也出現過銅人(神)像,要注意的是,它們雖出土於今日的中國領土之內,但都不屬於構成中國文化主體的黃河流域文明。商、西周不是沒有人像,但數量少,體積小,造型簡單,多半僅粗具人形。春秋時期開始出現不少陶、木人俑,取代真人殉葬(圖8),也就是孔子所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顯然孔子對於製作人俑陪葬一事,是極不贊成的。戰國時期還流行一種人擎燈,人物的形象較為講究,最精美的出自河北平山中山國王陵墓,年代是西元前四世紀下半(圖9)。人形的頭部以銀鑄成,身穿長袍,雙手擎燈。袍服表面紋樣細緻,身形也合理,是商周時期最佳的人形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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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左圖)木俑,出土自湖北信陽楚國墓葬,西元前五世紀下半
(圖片來源: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彩版14)

圖9 (右圖)銀首人形燈,出土自河北平山中山國王陵墓,中山是鮮虞白狄所建立的國家
墓葬年代是西元前四世紀下半,通高66.4公分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冊9,圖175)

 

兵馬俑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出現的大型人像,不但是真人大小,而且充滿宛如真實的細節,臉龐也是千變萬化,彷彿真人重現。但這些武士姿態稍嫌僵硬,缺乏身體感!為什麼說沒有身體感?為了要傳達武士的執掌與位階,工匠的製作重點在於盔甲、服裝等身份標誌,兵馬俑的身體整個被厚重的衣物包覆,觀者幾乎感覺不到下方的身軀,管狀的雙臂與雙腿也看不到戰士應有的結實肌肉,身形有時還不太合理。整體說來,工匠似乎無法掌握身體的肌肉表現,或者說他們對人體沒有興趣。

西元1999年始皇陵區出土的雜技俑完全顛覆了這種觀點,它們也是真人大小,總數僅有11件,頭部大多過於破碎無法復原。這些雜耍藝人與兵馬俑的表現截然不同,以編號3的陶俑為例(圖10),全身僅穿著一件及膝裙,露出上半身與四肢,這般的裸露程度在商周時期從來沒見過。他高舉右手,以致身體兩側的肋骨微微突出,左手握著腰帶。他的身材豐腴且相當有姿態,富有動感,腹部向前鼓起下垂,臀部後翹,裙子線條勾勒出豐滿的臀部。從裸露的身軀、四肢到裙子下的豐臀,均顯示製作者曾經仔細地觀察人體,了解各部位肌肉隨著身體擺動而產生的變化,才能達到如此自然的表現,只是他不像達文西留下珍貴的素描手稿。這位巧匠的名字就刻在腳踏板上——「高」。

對比於兵馬俑的厚重衣著與缺乏身體感,半裸的雜技俑顯示出一種對身體的興趣與掌握,這是前所未有的。兵馬俑已是黃河流域文明的新發展,雜技俑更是奇特,不禁令人好奇:這種表現裸露身體的興趣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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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裸露半身的雜技俑,正面與左右側面,始皇陵區出土,通高181公分
(圖片來源:《秦始皇帝陵園考古報告(1999)》,彩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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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希臘雅典帕德嫩神廟山牆上的人像,西元前438-432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收藏
(圖片來源: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search.aspx,2016/6/17檢索)

 

早期文明中,人像藝術最發達的是希臘文化,人體結構合理,人物的表情、動作與衣紋,充滿各種細膩且富動感的表現。羅馬持續希臘的雕像傳統,直到基督教宗教藝術興起。帕德嫩神廟(Parthenon)三角山牆上的雕像可作為希臘雕像的代表(圖11),人體的姿態各不相同,刻意的動作與明顯的肌肉傳達出飽滿的力感,即使透過衣紋,觀眾仍可感受到下方的身體起伏,是一種感官性強烈的表現。充滿力感與動感的希臘人像表現,後來隨著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E)東征傳到東方,影響直到今日的阿富汗與印度北部,成為希臘化文化(Hellenism)的東緣。阿富汗便曾出土裸體的希臘大力士赫拉克利斯 (Heracles)銅雕像,高度不到20公分,便於攜帶(圖12)。西元前四至三世紀,或許有一些像這樣的小雕像,輾轉向遠東流傳,刺激了黃河流域人們對人體的興趣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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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希臘大力士赫拉克利斯銅雕像,阿富汗Aï Khanum出土,高18.2公分,阿富汗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fghanistan)收藏。城址中出土的希臘銘文說明Aï Khanum是希臘人在東方所建立,遺址包含劇場、浴場、神殿等,建立於西元前300年左右,持續至西元前150年左右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eraklesStatuette.jpg,2016/6/18檢索)

 

始皇陵的雜技俑當然沒有希臘雕像那樣強烈的感官刺激,不過若放回它所屬的時空脈絡,半裸的人體對當時人們的視覺刺激應該也不小。黃河流域的陶工長期與陶土為伍,製陶技術高超,面對新的刺激與需求,似乎很快便能調整技術。雜技俑的自然表現不是孤例,在始皇陵出土的銅鶴也可見到,這是一隻自然界的鶴,身上沒有渦紋、龍紋或饕餮。牠正叼起一條蟲,身子還在扭動(圖13)。工匠掌握了這個瞬間,除了自然,更達到生動的效果,這是過去動物形器未曾出現的。只是創新的秦俑並沒有延續,無論是充滿細節的武士俑或是略帶動感的半裸雜技俑,人像的表現要到佛教藝術傳入,才有另一波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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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生動自然的銅鶴,牠正叼起一條蟲子,始皇陵區出土,通高77.5,長101公分
(圖片來源:《秦始皇帝陵園考古報告(2001-2003)》,圖版39、40)

 


 

參考書目:

[1] 邢義田,《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 ,臺北:三民書局,2014。

[2]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秦皇陵地下軍團:陝西臨潼兵馬俑》,中國考古文物之美7,臺北:光復書局,1994。

[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編,《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4]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始皇帝陵園考古報告(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5]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始皇帝陵園考古報告(2001-200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6] Barnhart, Richard M. “Alexander in China? Questions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In Yang Xiaoneng, ed.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1, 329-34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Hiebert, Fredrik and Pierre Cambon. 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seum, Kabul.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8.  

[8] Kesner, Ladislav. “Likeness of No One: (Re)presenting the First Emperor’s Army.” Art Bulletin 77 (1995): 115-132.

[9] Ledderose, Lothar.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Wu, Hung. “On Tomb Figurines: The Beginning of a Visual Tradition.”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iang.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39, 13-4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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