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隻黑狗與家族、戰爭記憶
戰後初期台幣與法幣(金圓券)的匯兌問題--「一國兩制」財金政策的回顧

日記裡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呂紹理(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日記是個人逐日將自己感受、行事寫成文字保存而成,特殊性在於紀錄的是記主當日的告白,在時間上更貼近當下的心境,更保留了當事人當時的看法,並清楚呈現社會變遷的軌跡,反映記主所處時代的種種面向,是從事個人、家族史、經濟社會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參考素材」[1]

這是《臺灣日記知識庫》網站首頁開宗明義的說明,很貼切地說明日記所具有的時間性:「當日的告白、當下的心境、當時的看法」。日記的內容的確充滿了「當下」面對即逝之過去的「告白、心境、看法」,不過,仔細想想,這樣的陳述也隱匿了「未來」在日記中的角色。未來是否在每日生活及記錄生活的日記中缺席?我們如何從過往的日記裡覺知體會時人對於如煙往事、紛瑣當下和幻影未來的看法?我們自己又如如何面對同樣的問題?這個疑惑讓我聯想到德國史學家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 的兩部重要作品《面向過去的未來》(Futures Past)和《概念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圖1 德國史學家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

圖1 德國史學家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圖片來源:http://www.rai.ox.ac.uk/node/540


圖2 Reinhart Koselleck的作品《面向過去的未來》(Futures Past)

圖2 Reinhart Koselleck的作品《面向過去的未來》(Futures Past
(圖片來源:http://cup.columbia.edu/book/futures-past/9780231127714;http://www.sup.org/books/cite/?id=1598

 

圖3 Reinhart Koselleck的作品《概念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圖3 Reinhart Koselleck的作品《概念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圖片來源:http://cup.columbia.edu/book/futures-past/9780231127714;http://www.sup.org/books/cite/?id=1598

 

Koselleck一直在思索歷史學中的時間性質,藉以建立歷史學知識的理論框架。他觀察語言和語意的流變,指出日常生活和歷史記錄中最重要的幾組關鍵字:經驗(experience)和期待(expectation);以及由這兩個關鍵字延伸出來的「經驗的空間」(space of experience)和「期待的視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

一般人對於「經驗」的看法,總以為是人們「經歷過」的各種事情就叫做「經驗」,例如我們常會說:「這個人經驗老道」、「以我的經驗來說」,在這種語意下的「經驗」,預設了人只是「被動」接受了各種外在刺激或事物。Koselleck則從語源挖掘出希臘文中「經驗」一字實指人們因「驚訝、驚異」而產生的探究,以期解答「為何會發生這種過去不曾經歷之事」的疑惑,亦即「經驗」既包含了「已發生且讓人驚訝」之事,也包含了人們為了解答「何以讓人驚訝」的各種思考、探索,並且將思考過程和結果記錄下來,「歷史」(historeien)也就成了希臘語中「經驗」的第二層意思,因為,人們之所以面對發生之事感到驚訝、意外,正是「過去」的經歷中不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是以所有的「驚訝、意外」都寓含了「習知的過去」和「無知的現在」的對照。以上所說都只是以「個人經驗」為例來說明,個人經驗和群體經驗有何關係?這就是Koselleck提出「經驗空間」的主要用意,他指出個人經驗會透過間代傳承累積,最後會因歷史反思而被人們回顧式地捕捉到這些經驗。

「經驗」涵括了我們「現在」面向「過去」的探究,因此Koselleck也將經驗稱為「現下的過去」(present past)。但是否「未來」在這經驗的探究中無足輕重?Koselleck認為正好相反,看似隱形且難以捉摸的未來,往往是形塑現在及過去最重要的基礎,他認為「期待」(expectation)並不只是我們希望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期待是曲折的,是「投射於過去的未來」(futures projected in the past),他導入了Gadamer 「視域」(horizon)的概念以說明「期待」的複雜性。人的視野的最大限度就是天地之交的地平線(horzion),在Gadamer看來,由歷史所形成的「地平線」決定了一個人理解的視域。對Koselleck而言,人對過去經驗的探索也因此會形塑並投射成為他對未來的期待。換言之,人們視域中出現的未來地平線,會與他個人過去的人生經驗、他的社會位置(以及他對這個位置的認知和這個位置對他自己的期待)有密切的關係。

以上總總討論的歸結是「現代性」,Koselleck 考察歐洲不同時期對於經驗和期待的討論後,指出歐洲在近世以來逐漸發展出一套時間/歷史論述,影響之一,即是以一種新的概念看待過往,意圖將許多單一孤立的事件及其記錄(histoire) ,放置到更長的時間之流中,求其常、變之軌,以探尋其能揭示的意義與目的,此乃近代「歷史」(Geschichte)最重要的特性;影響之二,則是過去既不再是常經常軌反覆不停的教訓,時間流逝,滄海桑田,過去既不與現在相銜,政治的行動和語言再也無法將過去的資源投射於未來;而政治社會的行動卻也愈來愈傾向「未來和預測」,而不再與過去有關。

這些概念式的討論,也許有些艱澁,但對我而言卻有相當大的啟發,這篇短文就是試圖想透過Koselleck提供的「經驗/期待」的框架來閱讀日記。因為,從某個角度來看,《日記知識庫》卷頭語的說明,日記記載「當下」(present),正好表現出Koselleck所說,當下常指涉「現下的過去」,而期待則表現出遠眺地平線之往復交錯的視線

那麼,日記裡的「當下」,包含了什麼樣日記主人的「經驗」與「期待」?我們又用什麼樣的眼光(視域)看待日記?日記所錄者,為日日所見之「記錄」(histoire)或者也有日記主的「歷史」(Geschichte)?



「正義如不滅,良心遍世界」、

「患者少、讀書多。」[2]

「愛子前日同其父母往逗子賃屋,兩個月間二百六十円,蓋將往避暑也。午後藤井夫婦及下女靜子運搬家具先往安頓,並交其帶去家賃全數,愛子將於土曜日率諸孫往焉」、

「今朝接號外報道,零時天津駐屯軍在蘆溝橋演習,被支那兵不法之射擊因而戰死。我軍死者十餘名,支那軍死廿餘名,傷者不下六十名,支那側豎白旗請停戰云。」[3]

以上四段文字分別是是吳新榮和林獻堂在1937年7月7日、8日兩日的日記內容。吾人均知,這一天是「七七事變」或「中日戰爭」或者「抗日戰爭」的起點。然而,回頭看兩人的日記,他們對戰爭開啟那一剎那的態度和認知卻頗為不同。從七七事變開始一直到8月24日,林獻堂時旅居東京,他每天都很關心戰局戰況,並且將重要新聞抄錄於日記中,直到8月24日他才在日記中言「余和文之力量不充分,翻譯頗為費事,自本(8月24日)起欲用此時間以研究國語」;然而,吳新榮日記對於時局幾乎沒有任何記錄,直到8月13日,他才寫下令人玩味的一段話「不關心天下事、不讀社會書;默默獨圖生,日日依然舊」。這段期間,《臺灣日日新報》對於戰爭的報導雖然較實際進展慢,例如《臺灣日日新報》在蘆溝橋事變三天後才以「日支兩軍交戰」為標題,報導了這次磨擦和衝突。但不論如何,臺灣並未封鎖這些消息。因此吳新榮顯然有意讓日益嚴竣的中日戰爭在他的日記中缺席。他們兩人對戰爭的反應,其實可以看到兩種「經驗」與「視域」的差異。讓我們先順著林獻堂的視線,觀看映入他眼簾的地平線。

誠如《臺灣日記知識庫》所言,林獻堂的日記大多時候都在記錄當日發生之事:幾時幾分乘坐何種交通工具,到達何處參加何種集會,會議成員有哪些人,集會何時結束...,至於會議中討論了什麼具體的細節,往往不在記錄之列,有時會記下自己的發言內容,他人的意見則較少詳述;或者今日幾時某某人來訪,某某人接踵而至,某某人因為某件事希望林獻堂捐款贊助...等等,這幾乎是《灌園日記》的基本內容。在這個基本的構圖中,所記錄之事均非Koselleck所謂的「令人驚異」之事,反倒是許多例行事務;真碰到讓林獻堂驚奇之事時,他的日記中也未必會記錄他想要探尋「何以如此」的思索或解答。不論如何,上述日記的基本構圖都是「當下」面向「過去」的記錄。不過,「未來」的事務也未必完全在日記中缺席,例如他規劃何時去關仔嶺洗溫泉、何時要出發去日本或回臺灣;也規劃他所經營投資事業未來的財務;每年陽曆新年,他也會對著族人說一些期許的話語,這類的「未來事務」其實也都屬「例行」的生活中,可見、可掌握的「未來」。然而,對於不可知的未來,林獻堂有任何的「遠眺」?仔細翻閱日記,林獻堂並不會沒事就「遠眺」未來,我發現有兩種場景在「鍛煉」著他遠眺地平線的能力。一是某些情境、訊息觸發他的遠眺,「新年」這個特定的節日是重要的觸媒,而1937-1938年的新年又是頗不尋常的兩年。例如1937年元旦,林獻堂在日記中寫道:「今朝降雨係自昨日連續而來,...,余實初逢,若以迷信而言,今年國家或較多事也。」這種無端憂慮卻一語成讖,是年七七事變爆發,中日開戰,至年底時,林獻堂在日記裹寫道:「一九三七年終於今日,且看來年,若不與英、米、蘇衝突,實日本之大幸也,恐未必如是焉」,隔日1938年元旦,他仍憂心地說:「蘆溝橋事變起於去年七月七日夜半,日、華兩國遂以干戈相見,去十二月南京、杭州、濟南相繼陷落,戰事可云一段落矣,聞說不久又將攻廣東,若然,定必與英國衝突。一九三八年真可謂非常時之年矣,此後事態未知如何惡化也。」這一段文字不僅透露他心中的不安。比對1927年以來的日記,將可發現在此之前的新年,林獻堂很少以「回顧」、「展望」的方式,總結前一年並推測即將來的這一年,但是戰爭無常的變化,卻促使他開始對未來有了更多的表述。

另一種鍛煉他「遠眺」未來的場景,則出現在在生活中常面臨日本特務要求他「表態」預測事務的場合,林獻堂常會小心翼翼地記下他的應答,以為日後之用,這種情況下的「預測」多半都四平八穩,或者技巧地避開關鍵的問題。例如,就在1938年元旦過後,林獻堂仍在東京滯留時,1月18日,就有特別高等警察的人來詢問林獻堂對朝鮮、臺灣實施治安維持法以及志願兵的態度,林表示「此為當然」;特高警察又問林對「事變之感想,曰:不知何時方能收局,不敢妄為憶〔臆〕測。」這兩種場景在往後八年中經常交錯,尤其是到了1945年,林獻堂似乎看到了日本在戰爭中的疲態,因此會與友朋親人猜測日本會戰敗,但是沒有人能知曉戰爭何時會結束。只是,若再反覆閱讀這些對未來充滿不確定的語詞時,我們似乎還是看到這些未來表述的「缺角」:對於自己未來生活及人生安排的缺席。當我們對照吳新榮日記時,這個缺角就會比較明顯。


圖4 《吳新榮日記》

圖4 《吳新榮日記》

(圖片來源:http://www.nmtl.gov.tw/publicationmore_149_129.html


圖5 《灌園先生日記》

圖5 《灌園先生日記》
(圖片來源:http://www.ith.sinica.edu.tw/publish_02_look.php?no=33

  

吳新榮日記的風格與林獻堂十分不同,自然地情感表露無疑是兩者之間最明顯的差異,然而,兩人表現出的時間意識也不盡相同。吳新榮並非日本殖民政府的政治異議分子,因此他的日常生活中不會有像林獻堂那般三不五時就要接受特務「鍛煉」(刺探)對時局的看法及預測,吳新榮雖然活躍於鹽分地帶,也相當積極地投入臺灣史上最初的地方議會政治活動,戰爭伊始,他對中國也抱持著同情與支持之心,不過根據曾士榮的分析,到了1938年底,隨著日本在中國佔領區的擴大,吳的政治認同似乎開始轉向,開始投入皇民化運動並且也配合殖民政府的戰爭動員。或許在政治上未表現出異議,因此他不必時時接受殖民政府對他政治忠誠的測試。吳新榮對時局的分析和認識,有相當大比例來自於他廣泛閱讀政論雜誌和歷史書籍,戰爭期間,他曾大量閱讀日本人所寫的中國史書籍,從中產生他由同情中國處境到支持日本「東亞聖戰」的認同轉折。

吳新榮的歷史「癖」不僅表現在閱讀,他的日記中也經常有「三省吾身」的內容,包括年末時除了結算一年收支外,他也會定時回顧自己的作為,並且從此一回顧中規劃自己的未來人生,或者設想自己在戰亂中的自處之道。例如1941年2月17日,吳新榮聽廣播,發現國際情勢漸趨緊張,他想著「明天就應開始在花園西側挖防空壕」。珍珠港事變前兩個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國內或國際的觀點而言,可說一切都漸漸進入臨戰狀態,一旦戰事爆發,不是說身為知識分子就沒有恐懼,然而只要以超越生死的思想來面對,則萬事就變得簡單。既然戰爭不可避免,則不如早日爆發,期待早日知其結果」;而聽到日本攻擊珍珠港的消息時,吳新榮說是歷史尚未曾有過的決定性的一個大事件,「大家都極度的緊張」,他不但開始預測往後日軍進擊的方向和順序,更開始設想如何在戰局中安頓家人: 「派佣人到六甲去護送雪芬母子回佳里,其次切實做好家庭防空避難設備,檢視天窗、燈火。」一直到1942年3月日軍攻下巴達維亞時,吳新榮日記中三不五時都記載戰局變化和他對戰爭動向的推測,戰火尚未蔓延到臺灣的間隙中,他也忙著拓展醫療版圖、文學活動和地方政治。直到1942年3月27日,他的妻子毛雪芬因子宮外孕失血而亡,這個重大的事件,改變了往後一年間日記的主軸,那些外在的、公領域的事務都暫時消失,吳新榮陷入了自己的內在時間之中:

因雪芬的死,今年似乎在我生命過程中,也有一個明顯的分界線。試把我的年代分段如下:

少年時代(臺南商專[1]為止── 十九歲為止) 19

留學時代(東京醫專[2]為止──二十六歲為止) 7

建設時代(雪芬去世為止── 三十六歲為止) 10

飛躍時代(?)

我已過了三個時代了,把下一個時代假定為飛躍時代,尚不知以何方式飛躍。對我人生而言,沒有比今年更重大的了。


當吳新榮用這種「歷史分期」的概念來看待他過往的人生時,已顯露了他的時間意識,已有別於林獻堂。

走筆至此,我們當可見到林獻堂和吳新榮日記風格的差異,或許是個人家世、經歷、個性等因素不同所造成,不過,我認為除了這些「個人」因素外,其實也透露了「世代」之別,以及他們對於「歷史」思考模式的差異。就「面向過去」而言,林獻堂及其同世代人(如張麗俊)的日記幾乎沒有像吳新榮(或連溫卿)那般以近代「歷史」(Geschichte)知識的方法反省自己的傾向和表現。就「未來」意識而言,林獻堂在戰爭開始後,因關心時局而顯現他對未來戰局的憂心和預測,但他的日記中少有對自己未來人生的安排。相反的,吳新榮的日記中既有對戰爭的種種推測,又有對自己人生的種種夢想。在我看來,這似乎顯示了兩個不同世代人的時間意識,我初步的看法是:我們或許可以從「未來」在「公」/「私」兩個領域的滲透來看待林獻堂和吳新榮的差異。對於未來的發展,林獻堂和吳新榮雖然都極為關注,但是林獻堂日記中只表述了他對「公共領域」之未來發展的關切與預測,而幾乎沒有他自身未來的想像;吳新榮在「公共領域的未來性」與林獻堂有相似的傾向,但他卻經常且顯著地表現出他自己未來人生的夢想和規劃。這個「私有領域未來性」的「隱性/顯性」的差異,或許是個性差異,但更有可能也是世代差異的表現。

不過,兩人在「公共領域未來性」面向的相似傾向,其實是戰爭所構成的。1937-1945年間的中日戰爭及隨後而來的世界大戰,讓所有人的生活都處在一種無時無刻都接觸到國家宣傳的「未來世界」:唯有透過戰爭,才能帶來和平,然而,戰爭卻也讓這看似美好的和平充滿不確定性。戰爭就有如Koselleck所說的,帶給所有人一個遠方的地平線,讓人志願地或被迫地,他們都得時不時地遠眺那遙不可及的終點。如果說「未來」這個概念得以滲透到每一個人的腦海,戰爭的「確定又不清晰」的毀滅性,是植入「未來性」最重要的機制。

 


 

註解:

[1] 《臺灣日記知識庫》網站: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首頁

[2]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2007,《吳新榮日記》(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937年7月7日、8日。

[3]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2000,《灌園先生日記》第9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近史所),1937年7月7日、8日。

延伸閱讀:

[1]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2]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lated by Tod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首頁

[4]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卷1期(2015年3月),頁153-184。


[5] 曾士榮,From Honto Jin to Benchi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6] 陳偉智,〈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柳書琴主編,《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臺北:聯經,2011年),頁7-30。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呂紹理 / 日記裹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10/日記裹的過去、現在與未來.htm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