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未來:美國式的東亞新霸權還是舊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
疑惑―藥物開發與法規管理的歷史偶然

來自草原的禮物(一)——東亞早期鑄銅技術的出現與形成


黃銘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重器時代的塊範法

東亞大陸的青銅時代大約從西元前2,000年以後開始出現(注意那時候還沒有中國的概念),一直到春秋時代進入鐵器時代。中國青銅時代的頂峰時期大約在商代晚期(這時候實質的中國應該已經開始出現了,1300-1046 BCE)到西周早期(ca. 1046-950 BCE)之間,青銅器的鑄造作為「高科技」的工藝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之交,其主要技術為「塊範法」,所謂塊範法是先以陶製作與青銅器成品完全相同的陶器,燒成以後,利用陶土包覆,技巧性地切開,形成外範,並預留澆鑄銅液的孔,加以燒製。再刮去原先陶器的外表,形成內範(心型)。把內外範合起來,從澆鑄空澆鑄銅溶液,冷卻以後撥掉範就成了青銅器,通常還需要打磨,把一些澆鑄過程中的小缺失磨去(圖一)。這套程序,背後需要相當高度的陶藝(塑形、雕刻與切範),以及合金熔冶,與尋找銅、錫(鉛)材料等關鍵技術。

  001-銅器鑄造過程實驗

圖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萬家保所主持的商代青銅器鑄造的實驗。


塊範法是十分特殊的技術,與西方的技術有很大差別,所謂西方是包括埃及、美索布達米亞、歐洲以及歐亞草原等區域,在西方銅器鑄造的方法有幾種:一種是以打擊方法製造銅器(圖二),也就是利用銅的延展性打出需要的形狀,往往可見鉚釘以接合把手、流口等附件,以及在口沿部分怕太銳利而往內卷曲。打擊銅器通常是用來製作體量較大的容器,可以節省材料。

002-打擊銅器-001

圖二 
左側:“King Hinz mound”出土的隨葬品 West Pringnitz, Germany(ca. 8th-9th century BC)
包含打擊銅器與雙合範鑄造的銅器(刀、劍、矛、斧、鉞等範鑄,容器為打擊銅器)。
右側:Génelard, Saûne-et-Loire, France(ca. 1,000 BCE)出土打擊銅器工具組。


第二種是以失蠟法鑄造銅器,也就是利用粘土(石膏)核+外包蠟製成製品模型,留下澆鑄孔,再利用粘土或石膏包覆,澆鑄銅溶液時將蠟逼出,形成銅器,再撥去粘土或石膏,形成器物,在鋸掉支撐與澆鑄管,打磨器物(圖三、四)。

  003-失臘法-直接完成

圖三 直接失臘法:
1.建立內部支撐結構。2, 3.粘土或石膏包覆支撐,建構主體。4.主體包覆臘。
5.枝節部分以臘直接完成在主體上。6.以臘建構銅熔液的漏斗,進入管道與出氣孔。
7.以粘土仔細包覆所有東西並使其結構穩固。8.倒置將粘土或石膏加熱讓臘排出。9.澆鑄銅熔液。
10.冷卻以後打掉粘土,鋸掉管路與不屬於雕塑的東西。11.打磨完成整體。
(資料來源: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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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失蠟法是最常見的鑄造青銅器的辦法,有許多著名的物件比如,現藏大英博物館。
伊拉克烏比葉德(Ubaid)遺址出土蘇美時期神廟的門楣(西元前25世紀)是這種技法鑄造的。

另外,在西亞、埃及與廣大的歐亞草原,還有一種相當古老的鑄銅技術,就是單石範或雙合石範的鑄造技術(圖五),在單面平滑的石範上挖出器物的形狀,在挖出的縫上澆鑄,以成器物。或以對剖內面平滑的石範,刮除器物的形狀,留下澆鑄孔與出氣孔即可,拼合以後,從澆鑄孔澆鑄。此種範可以重覆使用。以上這種技術經常是彼此搭配使用的,不互相排斥。

005-雙眼鉞-001
圖五 黎巴嫩的比布魯斯出土的雙眼鉞(金,雙合範鑄+雕琢,ca. 1900 BCE)、
套用在木柲上的方式方式、與歐亞草原地區發現的雙眼鉞石製雙合範。

利用塊範法鑄造銅器,特別是在器物的表面上製作繁瑣的花紋,器物必須有相當的厚度,從經濟學的角度是浪費材料。但是,「節省材料」似乎不在商王的辭典當中,商王武丁的一位皇后-「后戊」的一件方鼎,重達875公斤,是到目前所知最大的商代青銅器。《后母戊方鼎》雖然巨大(圖六),但是從一些鑄造的遺跡遺物,比方在殷墟幾個作坊都發現過方形或圓形的巨大器物的鑄造痕跡,也發現過尺度與《后母戊方鼎》相當的器物的足範(鼎足範)。我們可以斷言,商代的重器是一種典型,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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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后母戊方鼎》其銘文拓片與耳部紋飾,
這件器高133,寬116.8公分,重達875公斤,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新西來說

由於中國的這項塊範法的技術十分特殊,在其他古文明看不到先例,而且工藝技術十分高超,其鑄造技術究竟是西來的還是本土發明的?學術界像單擺一樣搖擺不定,40~50年代流行西來說,70~80年代則流行本土說,到90年代西來說又捲土重來。現在基於考古學的發現以及根據證據的推理,我們可以很確定地說鑄銅技術是透過歐亞草原傳入東亞,而且可以將從歐亞草原的雙合範技術轉化成塊範法的過程解釋得十分清楚,我們且稱為「新西來說」。

近來幾十年的考古資料顯示,中國境內較早的冶金相關發現,絕大多數都在考古學上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不但器不成形,且在同一個文化中為孤例,也未對社會帶來影響。大約在西元前兩千年前後,在不同的文化中出現了青銅器群,一方面可以辨識器物的形狀、功能,而且器物間形成一種系統關係,比方「裝身具」-身體的裝飾器物,如耳環、指環、手環、胸頸飾;「工具」,如削刀、斧、鉞、反光鏡(遠距溝通用);「兵器」,如矛;還有「象徵物」,如權杖首。它們都可以歸屬於「草原器物叢」,也就是與草原文化的生活有關,而其鑄造基本上就是前述雙合石範。這些器物群的相關文化,主要分佈在長城內外、甘青河谷地、河西走廊、新疆等地,從西到東包括安德洛諾沃文化(中亞-新疆)、天山北路文化(新疆)、四壩文化(河西走廊)、齊家文化(甘青)、朱開溝文化(鄂爾多斯高原)、夏家店下層文化(遼寧西部、內蒙古東部、河北北部),雖然這些文化的時間先後關係,由於考古發掘以及科學年代測定都還有待加強,但是已經很清楚地看出一個一致的模式,亦即屬於:草原地帶、草原文化、草原器物叢、與草原鑄造技術,搭配當地發展出的文化。

熟悉環境變遷者應該會發現,東亞地區在大約西元前六千到三千年間,是「大暖期」,平均氣溫有些地方高於今溫攝氏四度。在這段期間,草原幾乎完全消失,在長城內外的考古學文化有些是農業文化,有些是森林地帶的狩獵採集文化,還沒有草原畜牧文化的蹤影。但是,從西元前三千到一千五百年間,開始變得乾燥,草原逐漸出現,來自西方的畜牧者與畜牧文化慢慢地進入新疆以及東亞新出現的草原地帶。東亞草原地帶基本上形成的時間較晚,所有與草原相關的技術,包括羊、牛、馬等的馴養、畜牧技術的發展、車的發明、雙輪馬車的使用、草原式的工具、兵器與裝身具等,都是在烏拉山以西的西部歐亞草原形成的,然後透過印歐人種之移動而逐漸來到新出現的東部歐亞草原。所以,上述在中國境內的考古學文化所出現的青銅器,就是歐亞草原青銅器物文化的一部份。

 

東亞的土石文明

東亞大陸在金屬器物傳入以前,有自身發展的樣態。大約在西元前5,000到3,000年間的狀態大體如下:東海岸地帶的北段,從遼西地區到俄羅斯的東海岸,大體歸屬一類,以溫帶森林的狩獵採集為核心。東海岸的南半段,從山東半島到浙江沿海為另一類,逐漸發展出與稻作有關的農業。東南沿海到越南為第三類,是屬於亞熱帶森林的狩獵採集。西北內陸則又是另一種類型,主要是旱作農業。我們先把焦點放在東海岸與西北內陸兩種農業類型,也就是內陸的旱作仰韶文化群與東海岸的稻作大汶口-河姆渡文化群。在3,000至2,000間又進一步發展,內陸群發展出使用陶鬲的文化,東海岸則發展出使用陶鼎的文化。使用陶鼎的文化從東岸向內陸擴展的過程張光直稱為「龍山化(Longshanoid)」現象,其特徵是使用鼎、豆開始出現在陶器叢中。

007-龍山化現象-001
圖七 張光直所說的龍山化現象是在3,000 BCE以後,有許多考古學文化開始使用兩種陶器,一是豆(左)、一是鼎(右)。今日看來,龍山化現象並沒有真正跨越黃河,顯然受到環境限制。


從西北群與東海岸群的製陶工藝比較,東海岸的工匠的製作不是單純遵從陶土特性,而是挑戰陶土的各種可能性,其特色首先是「處方式」的,也就是先構思設計,再製作。其次是「分構式」的,即先製作局部,再趁粘土尚存粘性時加以準確拼接。所以,從分工、協調、時間掌握、量度等各方面可以得知東海岸的工匠俱有「構造性(tectonic)」思維邏輯。東海岸工匠製作陶器,放眼當時的世界,其水準為「世界第一」,這種評價只能從製作器物的複雜度與薄如蛋殼的「蛋殼陶」來評斷。後來首先進入青銅時代的二里頭文化,就是一種「龍山化文化」,也就是用鼎、豆的文化,也有著相當高的陶器工業。二里頭文化的陶匠集團,應當就是將草原的合範技術,轉變為塊範法的歷史裡的無名英雄。


008-大汶口陶高足杯
圖八 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高足杯,要製造這樣的高足杯必須有大師傅負責協調,有工匠
分別製作上面的杯部、中間的高腳以及下邊的三足腳,完成以後在粘土尚俱有高粘性時迅速的接合。


大約在西元前2,500到2,000年之間,東亞地區的不同社會進一步地複雜化,產生了幾個大的聚落,包括屬於西北群的神木石峁與襄汾陶寺、絳縣周家莊,屬於東海岸群的良渚、天門石家河、日照兩城鎮、以及偃師二里頭等,這是目前已經發現的,實際上應當更多,都有區域性的影響力,但是都沒有實力徹底擊敗鄰近的城邦,佔領空間,也就無法形成跨區域的控制力。他們彼此之間,彼此互相交換,互相影響,貴族之間有著交換網絡,互通奇珍(主要是玉器)。這時候,透過草原傳入了一些打擊銅器與草原系的雙合範銅器與其技術,引起各方貴族的興趣,競相實驗,期望能夠複製這些東西。所以,在此一階段,我們發現很多不完全的銅製品、鑄銅的遺跡與遺物、以及一些仿銅的陶器,上面往往有一些打擊銅器的特徵。此種現象遍佈華中一帶(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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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大約在2,000 BCE左右華中、華北農耕文化的較大聚落往往出現銅器(殘不成器)、鑄銅遺跡、與出土訪打擊銅器的陶器,此種現象,顯示所有大聚落的貴族都對於銅器有很高的興趣,並且企圖掌握鑄銅技術。二里頭文化基本上就是在此種氛圍下「出線」的。

其中最有績效者之一是控制山西運城的鹽池的襄汾陶寺,陶寺遺址到目前為止出現銅器包括一環、一齒輪形環、一銅鈴、一銅蛙、與一同容器殘片,雖然這些銅器不是全部都是草原常見的類型,但是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與草原的親緣性。時代與陶寺約略相同的的石峁遺址,也出土過相同的齒輪形銅環,與玉凸邊璧共同形成手腕上的裝飾,石峁位於鄂爾多斯高原邊緣,與草原文化更接近。這些屬於農耕文化最早的成型銅器,與草原文化間的關係應該可以從陶寺與石峁的銅器看出。

 

二里頭文化的創新

真正開始有系統地、有規模地使用銅器,並且轉化草原雙合範技術為塊範法的是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出土的器物包括工具:銅刀、銅斧,兵器:銅戈、銅鉞,裝飾用具:鑲嵌綠松石銅牌、銅鈴,以及最重要的突破-容器:銅爵、銅斝、銅鼎、銅盉。銅容器與立體器基本上已經使用比較原始的塊範法,而且已經很明顯地看出時代愈晚技術愈高的趨勢。其中數量較多的立體器包括銅鈴與銅爵帶著破解技術來源或起源的「密碼」。這個密碼是它們的斷面,都是橄欖核形的,這種形狀說明它們基本上是雙合範的概念,也就是與草原的技術概念相同,只是用陶土形塑而非在石頭上挖空。草原系銅器絕大多數都是扁平的,但是有一些器物,比方矛會把矛頭的尾端製成一管狀以利裝置木柲,同樣的鉞把穿入木柲的部分做成管狀,學術界一般稱為銎。銎的形狀如果穿入自然的木棍,應當做成圓形。但是草原的雙合範要將銎做成完美的圓形比較困難,而且在圓形的銎內,圓形的柲容易轉動,所以,合乎邏輯的做法就是把它做成橄欖核形斷面,也易於在石板上剔出銎管的空間。我們比較草原的管銎鉞、陶寺銅鈴與二里頭銅鈴(圖十),我們可以看出陶寺的鈴的基本概念與管銎鉞相同,是在陶塊上挖去上寬下窄的弧形空間,另一半基本相同,加上預留繫鈴舌與鈴繩的孔的平陶板,把三片陶範接在一起後還可以用一點粘土把接痕抹去,然後燒製。如此,器物的外形上不會有明顯的範線。接著以粘土塊押入外範空間,得到鈴內部的形狀,再刮去鈴的厚度,如果加上澆鑄管、澆鑄漏斗與出氣孔,那麼完整的陶範就完成了,澆鑄以後就是陶寺鈴的形狀。二里頭的陶鈴大同小異,但是在其中一塊測範刮去一片長方形,就成為鈴翼。所以,塊範法的第一步試驗應當是在陶寺完成的,但是以下接續,基本上是在二里頭完成。

 

010-早期青銅器鑄造復原-001c
圖十 左:歐亞草原的管銎鉞及其石範,石範的年代為西元前兩千紀前段,
新疆鞏留阿朵爾徵集的一件經常被訂為1,000 BCE,但有可能更早。
中:陶寺的鈴範復原。
右:二里頭單翼鈴及其鈴範復原。


二里頭文化陶匠「陶冶」的下一步進展是製作爵這種有流、有鋬(手把)、有三足的器物。爵與觚這兩種器物的原型,一般都往中國境內找尋,但胡博(Louisa Fitzgerald Huber)認為可能要往中亞後來稱為大夏Bactria的地區去找尋,爵、觚搭配可以在此找到原型,它們原來都是酒器,只不過大夏地區的酒可能不需要溫,但是東亞地區早期的酒卻都需要加熱方能飲用。二里頭自製的爵,最早應當是由陶工完成,自動加上三足,以便溫酒。不久,功力強大的二里頭陶工,本於與製作銅鈴同樣的方法,先在陶土塊上挖除器身與足部的最大範圍,在鋬的位置,同樣挖除一個鋬形的空間,然後燒製,是為外範。將陶土填入兩片外範,壓制以後取出,將器身與足部切斷,在足部與器身相接的那頭削去器壁厚度,在容易掌控的部位挖出三個實足的空間(如圖十一)。同樣將器身的部分削去器壁厚度,在內範鋬的凸起部分,同樣刮去一定厚度以為鋬身,但是往往留下中央的一小段鋬芯,以利內外範維持一定寬度。同樣加上澆鑄斗、澆鑄孔與氣孔的位置,燒製外範,如此,製作二里頭文化最早的爵的五塊陶範就完成了,接著連結、綁縛、澆鑄、冷卻、去範、與打磨,二里頭的爵就大功告成。這是雙合範轉塊範法最關鍵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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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二里頭文化一期的爵以及其鑄造方式的復原

接下來的一些改良,仍然在爵上,主要是將足範與身範分開,讓製作足範與製作身範的工匠可以分別做好,再把它們鬭起來。下一步則是將足範由內外三範改為三塊範平均,在三塊範地接縫處挖出足的位置。這雖然是很簡單的一步,但是卻包含了一個未來十分關鍵的技術就是切範的技術。當切範技術愈來愈成熟,下一步就是製作圓形的器物,像鼎、盉、斝等器物了。二里頭陶冶的製陶部分,一步一步地改良,其構造性的思維邏輯是承襲東海岸龍山化文化的。二里頭鑄銅工匠的另一項成就是在銅器上施以紋飾,目前二里頭文化出土的銅器雖然只有簡單線條畫成的紋飾,但是從鑄銅作坊出土的陶範,我們知道二里頭文化的工匠,已經在器物上施以蛇紋或其他獸面紋飾。

 

商王朝的傳承與發展

二里頭文化雖然因為在青銅技術上跨越門檻,成為中原地區的要角,但是它似乎固守著龍山時代晚期的思維模式與社會規範,青銅器並未被用來製作大量武器,讓他成為打破均衡的超級實力者,貿易可能還是它溝通有無的主要手段,這就是為什麼二里頭文化本身的分佈住要在豫西,但是與二里頭有關的玉器、銅器的分佈卻相當遙遠。倒是它的接班者,也就是從西北而來,進入河北太行山東麓,再往南跨越黃河進入鄭州一帶的商系文化。在二里頭文化的晚期,商系文化在鄭州了一個大城,建立了一個與二里頭相抗衡的政權。商系政權是基於旱作農耕,使用鬲,而二里頭政權是基於稻作或多元穀類的農耕,使用鼎。在環境變化乾冷之下,老天爺是對商系政權有利的,而鄭州的商系政權,來自艱困地區,既不遵守舊有社會規範,也以青銅技術製造大量武器,因此而擊敗二里頭政權,變成中原地區的新盟主,接收了二里頭文化的鑄銅與其他工藝技術。商王朝的實力更上一層樓,又沒有舊思維的包袱,四處擴張,成為東亞最早的領域國家,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雛形帝國。


鄭州的商王朝為了鞏固政權,一方面將鑄銅工業壟斷,另一方面則利用青銅禮器作為「威信財(或象徵性的資本,symbolic capital)」來提高商貴族的社會地位。辦法之一,就是要求工匠在所有的銅器上加上俱有宗教意味的饕餮紋,並且把同禮器的使用侷限在貴族階級。這樣的需求使得原本俱有輕巧性格的銅器,開始走向重器的道路。同時商王朝貴族要求工匠製作規模更大的銅器,在鄭州商城所出土的銅器當中,最為碩大的就是方鼎,從目前所看到的方鼎,我們可以觀察到工匠為了鑄造更大的器物,而設計拼接的器物,而且,在短短地時間內,看到不斷地改進的痕跡(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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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b-鄭州窖藏方鼎-003a

圖十二 鄭州商城幾個窖藏坑內土的方鼎(左至右依序:回族食品廠H1:8、南順城街H1:4, H1:2, H1:1),工匠企圖突破澆鑄容量的限制,製作大型銅器,採取的是拼鑄法。其時代略有先後,可以看出在相當短的一段時間內,工匠不斷地改進技術以強化銅器結構的過程,這是我所謂「構造性」思維的表現。

位在鄭州的商王朝興盛了一百五十年以上,卻可能由於繼承王位的問題而崩解,部分的貴族或是居於不同的地點或是在不同的地方遷徙,現在學術界稱為「中商時期」,約有百年期間(ca. 1400-1300)。在這段期間,部分的工匠帶著他們的技術四散,這是長江流域的不同區域進入青銅時代的關鍵。當商王朝將都城遷到安陽建立的新的大邑,又開始興盛起來,有長達兩百五十年以上的盛況,也是青銅工藝達到頂點的階段。由於紋飾開始滿布器身,因此不僅陶範在垂直方向三分,往往也在水平方向,依照器物的類型分段。分範欲複雜,器物愈大,重器的傾向也就愈明顯,前述《后母戊方鼎》基本上就是在此一階段製造的,同時的大器出土的也不少。

 

結論

以上我們討論東亞冶金技術的來源,相關的技術包括找尋礦源、採礦、冶煉、以及鑄造。現在看來找尋礦源、冶煉、甚至採礦的方式都是經由歐亞草原傳來的。不過,東亞的陶工集團,特別是「龍山化文化」的陶工集團,對於鄰近地區土石的認識,可能也在找尋礦源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至於鑄造的技術,原本東亞陶工對於火與溫度的掌控就有很多的經驗,燒製白陶的火候與其穩定性原本就有經驗,他們所看到的是歐亞草原的石製的雙合範技術,但是要模仿的卻是爵這類的打擊銅器樣本。它們以陶來代替石頭,讓塑形的部分比較容易,但是在步驟方面,卻變得十分複雜。不過,不厭其煩,本來就是陶匠的本色。經過不斷地揣摩與實驗,到了二里頭文化時期,分範技術已經形成,此時東亞農耕社會的鑄銅技術已經超越草原。

商王朝征服了二里頭政權,接收了二里頭的工匠,並且在所有青銅器上加以饕餮紋,紋飾的大量使用改變了銅器的製作方式,也改變了工匠的思維模式,最終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思考模式, 他們將所有的設計、事務、人群看成一種上層結構以及遵循此一結構的模矩的無限組合。說起來,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也許要從了解上古時代的商王朝開始呢!

 


  

延伸閱讀:

黃銘崇,〈邁向重器時代——鑄銅技術的輸入與中國青銅技術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4(2014):575-678。

梅建軍,〈中國早期的銅器及其區域特徵〉,《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待刊。

宮本一夫,《中國初期青銅器の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2009)。

宮本一夫,〈牧畜型農耕社會の出現〉,《中國の歷史01・神話から歷史へ・神話時代、夏王朝》(東京:講談社,2005),頁209-232。

廉海萍、譚德睿、鄭光,〈二里頭遺址鑄銅技術研究〉,《考古學報》2011.4: 561-575, 圖版1-8。

Fitzgerald-Huber, Louisa, “Qia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1995): 17-67.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Bronze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s and Beyond during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C,”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97-349.

Ekserdjian, David, editor, Bronze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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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崇 / 東亞早期鑄銅青銅技術出現與形成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6/東亞早期鑄銅青銅技術出現與形成.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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