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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修練記

 

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副主任/助理教授)

 

每次要和人解釋在學校裡負責的「醫學人文」科目,我都必須大費脣舌。這個領域的發展已經大概三十年,它指的到底是什麼?

 

初識之無

 

約莫從九零年代末期開始,醫學院評鑑在台灣如火如荼地展開。評鑑委員會(TMAC)成員大多是從美國返台的教授。他們有感於國內的醫學課程太過側重專業知識,培育的畢業生「匠氣」太濃,希望透過評鑑制度召喚醫學教育對醫學人文和倫理的重視。千禧年剛過,醫學院紛紛調整課程結構,開辦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案、臨床個案討論,也包含了「醫學人文」。

我抗拒這個詞彙,覺得它被菁英醫師們高舉為一種難以達成的秀異價值。印象中是在一個關於醫學教育改革的會議,那時我舉手對已逝的黃崑巖教授發問,針對什麼論點我也不太記得,但他的回答卻澆了我一盆冷水:「你讀過Oliver Sacks『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嗎?」意即,你沒有讀過這種醫師書寫的經典,就沒有資格評論醫學人文。當時的我既悻然又語塞。

醫學人文到底要學些什麼呢?剛過世的台大醫學院謝博生教授,在兩千年出版的書序中言道:「新時代的醫學模式及發展趨勢,要求醫學教育必須加強人文教育,重振人文精神。」他又說:「除了生物科學之外,還要注重『人的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1]這大概是當時對醫學人文最具體的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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