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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當我年輕時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當個人事務成為政治事務,同時政治事務也成為個人事務的時候,一定有其重大意義。人們就是透過日常生活中那些瑣碎的事務,而捲進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漣漪以及大風大浪。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六月開始,陸續在網路上讀到多篇關於戒嚴生活的回憶短文,驚覺時光飛逝,台灣解除戒嚴,至今已過了30個年頭。30年足以讓當年出生的嬰兒長成青壯。但事實證明,未能落實「轉型正義」、對過去缺乏深刻的反省,台灣社會至今猶未完全擺脫戒嚴時期的後遺症。

我出生於1974年,應該屬於戒嚴晚期的世代。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台灣陸續發生美麗島事件(1979年)、林宅血案(1980年)、陳文成命案(1981),這些影響台灣社會的重大事件,我都是在90年代以後才逐漸知曉。戒嚴時期最初感受的政治「騷動」,應當是1984年發生在家鄉新竹市的市長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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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沒教的臺灣史(一) 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的民族自救Losin Watan與Watan Tanga的故事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2014年一月,教育部公布「違調」版高中歷史課綱,檢核小組及教育部踐踏史學專業、罔顧程序正義的不當作為,令臺灣的歷史教育大開倒車。一年多來,在教育部毫無反省、有錯不改的無限廻旋跳針回應中,關心歷史教育的學者、師生仍持續發聲,在反挫中不斷行動,也從各個角度深化對歷史教育的多元思考。其中原住民站出來抗議新舊課綱皆將原住民邊緣化,高喊「我要原民課綱,做自己的主人」,尤其振聾發聵,引人深省。

臺灣戰後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以大中國史觀為核心,臺灣史被放在中國史脈絡僅得片斷陳述,明顯的例子之一便是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長期被掩蓋。自1990年代臺灣加快民主化發展,歷史教育也逐漸掙脫威權體制控制,臺灣史開始以專冊呈現,但原住民歷史只佔極少篇幅,以漢人為主體的歷史詮釋仍然不變。東華大學教授施正鋒指出,「現有教科書低度呈現原住民族的歷史,只擷取『可供使用的』的片段,舉例來說,教科書納入霧社事件,卻排除大港口事件,僅因前者抗日、後者反清,而就算紀錄了原住民歷史,也只用漢人觀點詮釋」。長期下來,不但臺灣社會對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認識極淺,甚至許多原住民青年也不清楚自己族群的歷史,教育反而摧毀了原住民的民族記憶。

「認識自己」是每個族群應有的權利,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從未真正尊重、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只以漢人為主體的史觀,如何能真正瞭解所有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們多元而複雜的歷史經驗?如何能從臺灣各族群以生命對抗各種強權壓迫的歷史中、體會所有人類應享有平等的生存尊嚴?又如何能從過去的族群衝突中,學會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共同為現在與未來世代的福祉努力?

臺灣主流社會對上列課題的反省還遠遠不夠。這篇小文章,將訴說一段被主流社會遺忘的原住民歷史;但願喚起更多人正視臺灣是一多元族群組成的社會、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與主體性應該給予同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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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多桑」——戰後臺灣歷史記憶的斷裂、掩蓋與重塑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漢奸」多桑?!


1994年的夏天,由吳念真初執導演筒的電影《多桑》(日語「父親」之意),排入父親節的戲院檔期,於8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映。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重現父親人生的傳記式電影。從小到大,吳念真一直叫父親「多桑」,因為父親出生於日治時期(1895-1945),只會說台語和日語;他總習慣對別人說:「我是昭和四年(1929)生的。」這部電影是臺灣解除戒嚴、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後,才有機會出現的作品;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統治臺灣將近五十年後,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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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執導、蔡振南主演的《多桑》,道出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哀愁。(《多桑》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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