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幾點意見— 以中國現代史為中心的討論

 

李達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課綱應符合學術與社會發展的脈動

爭議多時的微調課綱（即104課綱）在新政府上任12天後，即由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正式宣告廢止。這項措施在大選結束、政權轉移底定後，似乎早已在大家的預期之中，原先支持課綱微調的一派也沒有發出太大的聲音。反倒是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兩度展開抨擊，先說這是「台獨分裂勢力企圖在文化教育領域去中國化，用台獨史觀毒害台灣青年一代，割斷兩岸同胞的血脈連結」，「他們自以為播下的是所謂『龍種』，但收獲的只能是『跳蚤』」。這已經到了口不擇言的地步。其後他又在回答記者詢問時嚴詞威脅，民進黨當局如果做此選擇，「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這些言辭不禁讓人懷疑中共在過去幾年是否已經將手伸進台灣教育，欲藉教育來影響台灣青年一代的思想。更令人訝異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辛旗少將親口說出，2008年他曾透過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與世新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波兩人，向甫當選總統的馬英九建言應修改台灣教科書，以扭轉台灣人天然獨的傾向。（見《中華奉元學會第28期電子報》）至此，微調課綱背後的政治運作，以及欲以歷史教育來操控青年學子思想的意圖更是暴露無疑。

 

圖1　中國解放軍少將辛旗曾親口表示，2008年他曾透過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與世新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波兩人，
向甫當選總統的馬英九建言應修改台灣教科書，以扭轉台灣人天然獨的傾向。
（圖片來源：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hk.crntt.com/doc/1025/9/3/3/102593316.html?coluid=93&kindid=2789&docid=102593316）

 

課本沒教的臺灣史（一） 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的民族自救Losin Watan與Watan Tanga的故事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2014年一月，教育部公布「違調」版高中歷史課綱，檢核小組及教育部踐踏史學專業、罔顧程序正義的不當作為，令臺灣的歷史教育大開倒車。一年多來，在教育部毫無反省、有錯不改的無限廻旋跳針回應中，關心歷史教育的學者、師生仍持續發聲，在反挫中不斷行動，也從各個角度深化對歷史教育的多元思考。其中原住民站出來抗議新舊課綱皆將原住民邊緣化，高喊「我要原民課綱，做自己的主人」，尤其振聾發聵，引人深省。

臺灣戰後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以大中國史觀為核心，臺灣史被放在中國史脈絡僅得片斷陳述，明顯的例子之一便是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長期被掩蓋。自1990年代臺灣加快民主化發展，歷史教育也逐漸掙脫威權體制控制，臺灣史開始以專冊呈現，但原住民歷史只佔極少篇幅，以漢人為主體的歷史詮釋仍然不變。東華大學教授施正鋒指出，「現有教科書低度呈現原住民族的歷史，只擷取『可供使用的』的片段，舉例來說，教科書納入霧社事件，卻排除大港口事件，僅因前者抗日、後者反清，而就算紀錄了原住民歷史，也只用漢人觀點詮釋」。長期下來，不但臺灣社會對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認識極淺，甚至許多原住民青年也不清楚自己族群的歷史，教育反而摧毀了原住民的民族記憶。

「認識自己」是每個族群應有的權利，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從未真正尊重、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只以漢人為主體的史觀，如何能真正瞭解所有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們多元而複雜的歷史經驗？如何能從臺灣各族群以生命對抗各種強權壓迫的歷史中、體會所有人類應享有平等的生存尊嚴？又如何能從過去的族群衝突中，學會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共同為現在與未來世代的福祉努力？

臺灣主流社會對上列課題的反省還遠遠不夠。這篇小文章，將訴說一段被主流社會遺忘的原住民歷史；但願喚起更多人正視臺灣是一多元族群組成的社會、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與主體性應該給予同等的尊重。

課綱要的不是微調，而是對話和思考──或，如何想像一個更好的歷史課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歷史課綱「微調」的問題從去年爆發至今，換了一任教育部長，爭議卻是有增無減。早在去年，就有數十位學院內的歷史學者共同連署，就課綱調整的專業性提出質疑，這已經是極為罕見之事；今年夏天，全台各地的高中生繼續串連發聲，表達他們對於自身受教權益的關心。

過去幾個月，新任的吳思華教育部長，似乎表達出了一些面對問題的意願，甚至走進校園，到臺中一中開了公聽會。但或許是上任前對於歷史教育並未特別關心，臨危受命、匆促上陣，再加上必須為前任部長的政策辯護，結果反而顯得左支右絀、進退失據。

吳部長或要感覺委屈，何以教育部看似柔軟的回應，換來的不是老師與學生們的同情，反倒是不斷升高的抗議聲浪。

其實，反對聲音之所以有增無減，原因不難理解。回顧一下教育部近來發言，不難看出，官方態度是「只想弭平反對聲音，不打算解決核心問題」，所以終究只能避重就輕，在爭議的外圍打轉。

高中歷史課程中的中國史

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教不完的中國史

 

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年06月~2014年06月）
（圖片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2011年夏天，教育部在備受歷史學界質疑的情況下，公告了高中歷史「101課綱」。[1]顧名思義，這份課綱從2012年秋天開始實施。翌年（2013）春天，高中中國史的授課時數也按這份課綱的規劃，由「95暫綱」中的1個學期擴增為1.5個學期；不僅如此，高中歷史教科書裡的中國史內容也同步增加了。為什麼要增加高中中國史的授課時數呢？官方說法是，高中歷史教師反映：「中國史授課時數不足」。[2]不過，「101課綱」實施至今，「中國史授課時數不足」的問題依舊，教不完的情況仍然時有所聞。在教學現場裡，除非老師們馬不停蹄地趕進度，否則，不是高一上學期的臺灣史得被迫縮水提早上完，就是高二上學期後半的世界史得受到擠壓晚點上，中國史才能勉勉強強在2個學期內教完。換言之，同步增加授課時數與教學內容，並未如預期地解決問題，而是使問題更加惡化了。在惟恐中國史教不完、學不了的情況下，不但老師教學的自主空間受到排摒，同學們從做中學的餘裕也跟著消失。無論如何，教學現場的災情出現了，我們該怎麼收拾呢？繼續依增加中國史授課時數和份量的方向修改課綱嗎？

消失的「多桑」——戰後臺灣歷史記憶的斷裂、掩蓋與重塑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漢奸」多桑？！

1994年的夏天，由吳念真初執導演筒的電影《多桑》（日語「父親」之意），排入父親節的戲院檔期，於8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映。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重現父親人生的傳記式電影。從小到大，吳念真一直叫父親「多桑」，因為父親出生於日治時期（1895-1945），只會說台語和日語；他總習慣對別人說：「我是昭和四年（1929）生的。」這部電影是臺灣解除戒嚴、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後，才有機會出現的作品；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統治臺灣將近五十年後，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

吳念真執導、蔡振南主演的《多桑》，道出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哀愁。（《多桑》電影海報）

 

公民社會如何讓教科書政策走向「去國家化」？

花亦芬（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今年開春以來，高中文史社會課綱與特定出版社對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再引發台灣社會的高度爭議。政府一方面以違反程序正義的粗糙手段，刪除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綱原本有關「我國的白色恐怖、良心犯、德國納粹等政權清除異己的種族大屠殺」等內容，而以輕描淡寫的「政府濫用權力對人民的迫害，以及殖民政府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來取代；另一方面又以「經過合法程序審查下通過」為由，對充滿黨國意識形態的特定出版社編寫的歷史教科書進行背書的工作。[1]

國家機器與政府官員這種粗魯行徑，應讓大家徹底看清：「受國家控制的教科書」與「現代民主社會」之間，本質上存在著互不相容的矛盾。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不管哪一黨執政，都會爭論不休。若真的要為國民教育必須使用的教科書問題解套，台灣公民社會應該嚴肅思考的其實是：讓課綱與教科書撰寫脫離「受國家機器宰制」的可行之道何在？公民社會（包括各種NGO組織）參與教科書品質審定的機制又該如何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