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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時期女性集中營裡的法國人類學家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歐洲反納粹女性運動者匯聚的集中營

二戰時期,離柏林東北方約九十公里、靠近波羅的海邊有一個專門監禁女性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自1939年5月至二戰結束這六年間,這個集中營前後共監禁了十三萬名婦女,其中大約有四萬名波蘭人、一萬八千名俄國人、八千名法國人、一千名荷蘭人,英國人則少於二十名。由於許多受難者的資料在戰爭末期被刻意燒毀,喪命於此地的人數粗估介於三萬至九萬人之間。與其他集中營大不相同的是,這裏監禁的受刑人,猶太人只佔一成左右。所以在這裡犧牲性命的受難者,絕大部份不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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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Lammert為拉文斯布呂克 (Ravensbrück))紀念園區製作的紀念雕像《女性群像》(Frauengruppe)
(圖片來源:Norbert Radtke/ CC-BY-SA-3.0/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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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紀念園區

女性受難者群像。
(圖片來源:Bundesarchiv, Bild 183-J0424-0027-001/ Schulze/ CC-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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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世界史」扭曲簡化為「外國史」 – 以「柔性課綱」打造適合台灣的教育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二十一世紀國民歷史教育的寧靜革命

今年6月13日,正當台灣高中生為教育部執意推動微調課綱走上街頭抗爭時,BBC 新聞週刊登出一篇文章:〈沒有遊戲空間、卻有墳場的校園〉(The schools that had cemeteries instead of playgrounds)。[1] 這是有關加拿大原住民法官要求將過去他們在教育與文化上被迫害的歷史,納入加拿大教科書內容的報導。

Honouring the truth

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於2015 年6月初針對原住民學童在寄宿學校受虐歷史公布的調查結案報告簡要版。(資料來源:http://www.trc.ca/websites/trcinstitution/File/2015/Findings/Exec_Summary_2015_05_31_web_o.pdf

 

事情的起源是有關1880年代至1990年代,約有一萬五千名加拿大原住民小孩被送到特定寄宿學校就讀,斷絕他們與自己原生部落的接觸。在寄宿學校裡,原住民學童心理上卻受到相當多打擊,有些甚至被性侵害。七年前,加拿大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2] 在原住民法官Murray Sinclair 主持下,對這個被他稱為「加拿大歷史上最黑暗、最棘手的篇章之一」進行深入調查。[3]
 

 
影片:http://www.cbc.ca/player/News/ID/2668677699/

 

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世紀以來,有六千名學童在加拿大寄宿學校受到不人道對待,因長期營養不良而過世。然而,校方卻在沒有通知家屬的情況下,將這些學童直接埋葬在校園裡。倖存下來的學童則因與家庭、族語以及自己部落文化長期隔離,往往無法回答一些相當簡單的問題,例如:「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為什麼我現在會在這裡?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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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終戰七十週年紀念,看三一八學運的歷史意義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二)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島國關賤字」:
走出「語言」關連「國家建構」的歷史迷思

三一八學運不僅帶起年輕世代對台灣主體性新的認同,也讓我們批判、嘲諷黑箱政治的語言更豐富了。「暴民」、「魯蛇」、「溫拿」、「Z>B」、「馬卡茸」、「來來來」…..等kuso意味十足的新式「島國關賤字」,[1] 在去年此時,大量成為眾人日常言談裡諷喻無良政治愛用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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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30 凱道大遊行。花亦芬攝。

這些反諷、反串意味十足的語彙,不僅表露出學運世代對當時執政者傲慢浮誇的不以為然;同時也清楚標誌出,為數可觀的社會大眾希望台灣政治能就事論事,走向公平正義。

當然,愛用這些語彙的台灣「暴民」不會期待,禁止大學老師跟學生談「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2] 的強國,會認為這些政治嘲諷意味十足的「島國關賤字」,是他們可以認同的「正確」中文。

然而,這個問題卻也凸顯出,表面上使用同一語言文字的人,不必然會有相同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抉擇。

「語言」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是該走出十八、九世紀國族主義(nationalism)留下的迷思。尤其該警惕在心的是,這些迷思曾經讓人類經歷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傷亡後不久,竟然更瘋狂地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以「語言」和「種族」分別「我者」與「他者」的做法,在二戰結束後,並沒有煙消雲散。反之,冷戰時,美國種族隔離政策逼得非裔公民走上街頭,鼓吹民權運動。而在台灣,強力打壓本地鄉土母語的「國語教育」,更是從五零年代一直延燒到七零年代。

今年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在紀念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對台灣而言,二戰的陰影真的過去了嗎?還是我們連二二八到底該如何詮釋,仍然說不清?

在世界歷史大脈絡下,所幸我們可以透過紀念三一八學運,把台灣走過的路好好梳理。從「島國關賤字」的角度,重新省思,「三一八學運週年」跟「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之間,在台灣,是存在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接下來就從「語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重新來看「國族主義」製造了多少迷思。以致於有二次世界大戰;以至於七十年後,我們選擇用「島國關賤字」來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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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化的歷史

─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一)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創傷與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對峙的架構,讓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學,習慣從對立的角度詮釋人類歷史。「文明衝突」與「文化相對主義」成為解釋許多複雜歷史事件的「便利貼」,只要先做標籤化的動作,很多紛擾難解的問題,彷彿就可以在大帽子覆蓋下,自動被歸類。歷史解釋變成對意識形態與刻板印象的反覆定義,而非梳理剖析。

習慣「非黑即白」、「非褒即貶」的思考傳統,常常讓我們在討論歷史問題時,缺乏多元觀視的深厚層次感。面對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往往只想知道最簡單的答案:「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件事到底是對還是錯?」

在結構單純、或是威權統治社會,這樣的歷史觀也許還行得通。但是,在台灣努力邁向民主多元的同時,還要面對全球化變遷速度越來越快的世界發展趨勢。在複雜的瞬息萬變裡,我們還能繼續沿用這些制式僵化的詮釋觀點嗎?

這樣進退失據的窘迫,最近明顯表現於台灣媒體與社群網站對巴黎《查理週刊》事件的討論上。「西方霸權文化」成為很多為伊斯蘭弱勢文化抱不平的人喜用的字眼。有些人甚至將基督教與伊斯蘭的衝突,上溯到中學教科書所談的「十字軍東征」。認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對東方向來就是採取帝國主義霸權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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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一本通論介紹十字軍的專書:Thomas F. Madden (ed), Crusad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Christendom-Islam-Pilgrimage-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十字軍東征」與《查理週刊》事件是否該合在一起看? 台灣究竟該如何面對西方世界與伊斯蘭產生重大衝突時的國際新聞事件?讓我們從“crusade”這個歷史名詞不該被錯譯為「十字軍東征」,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先談“crusade”發生前,伊斯蘭與歐洲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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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性別文化意識形態的二十一世紀史學新思維––瑞典國立歷史博物館怎麼做?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現代史上,逞強的男性出了什麼事?


2014年,轉眼走到了年尾。從台灣來看,今年發生好多事。從三一八學運到餿水油風暴,以迄目前仍在激烈論辯的性別平權與多元成家法案。雖然時序近冬,但台灣社會還有許多攸關未來發展的重大事件正在進行。大家似乎並不打算讓2014年再如過往幾年那樣,只能無奈地任人偷走。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今年也是歷史上重要的一年。有些事與台灣自身處境相仿,受到許多關注。例如,蘇格蘭在九月舉行了三百年來第一次住民自決公投,以及目前仍在進行的香港佔中行動。但是,也有一些重大事件,因與台灣沒有太直接關連,以至於我們的學界或媒體並沒有給予同等份量的注意。例如,烏克蘭危機與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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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情勢圖
(圖片來源:http://www.nytimes.com/2013/05/12/books/review/the-sleepwalkers-and-july-1914.html?pagewanted=all&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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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如何讓教科書政策走向「去國家化」?


花亦芬(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今年開春以來,高中文史社會課綱與特定出版社對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再引發台灣社會的高度爭議。政府一方面以違反程序正義的粗糙手段,刪除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綱原本有關「我國的白色恐怖、良心犯、德國納粹等政權清除異己的種族大屠殺」等內容,而以輕描淡寫的「政府濫用權力對人民的迫害,以及殖民政府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來取代;另一方面又以「經過合法程序審查下通過」為由,對充滿黨國意識形態的特定出版社編寫的歷史教科書進行背書的工作。[1]

國家機器與政府官員這種粗魯行徑,應讓大家徹底看清:「受國家控制的教科書」與「現代民主社會」之間,本質上存在著互不相容的矛盾。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不管哪一黨執政,都會爭論不休。若真的要為國民教育必須使用的教科書問題解套,台灣公民社會應該嚴肅思考的其實是:讓課綱與教科書撰寫脫離「受國家機器宰制」的可行之道何在?公民社會(包括各種NGO組織)參與教科書品質審定的機制又該如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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