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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臺灣經濟史:晚近臺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文章開頭前的一些閒話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硬梆梆的「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回顧」,主文也仍維持學術論文格式,並未像「歷史學柑仔店」網站上其他文章一樣改為較通俗易讀的樣式,原本不應該就這樣刊登在出來;但除了文筆不佳不太會寫通俗論文外,還有幾個理由讓我決定就選擇這個主題,並以現在這個樣式刊登出來,讓有興趣的讀者閱讀指教。

首先,本文雖是有關日治時代的臺灣經濟史研究,但其實跟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化史、文學史與政治史研究也有些間接關聯。筆者長期來從事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深知這個領域的研究典範已經從1920-1980年代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剝削論­­,轉變為受到晚近發展經濟學、歷史制度論、新古典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影響的殖民近代化論。但仔細閱讀晚近臺灣文學史、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時,發現他們在附帶解釋日治時期文化與政治活動發生所在的社會經濟環境問題時,多數仍然停留在矢內原忠雄(1929)、凃照彥(1975)等人基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提出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剝削論等傳統觀點。〔1〕似乎未曾意識到19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社會主義政權的資本主義化轉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的失勢、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成就,東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解釋典範已被「殖民近代化論」(colonial modernization)所取代。〔2〕

 

1 圖2

圖1 (左)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中文本封面;
(右)凃照彥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文本封面。

 

筆者這裡應該強調的是,雖然新的研究批判了矢內原忠雄等左派學者的傳統論點,但並無法否認其作品的重要經典價值,尤其他們從階級與民族視角針對殖民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與殖民性的分析方法論與主要論點,仍將不斷刺激著新一代經濟史學者的研究與思考;同時,這些著作不僅是經濟史研究的成果,他們同時也代表著各自時代的左派理論思潮,具有重要的社會思想史之時代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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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流行音樂史上的兩件重要往事: 「流行歌」一詞與上海灘國語流行歌的大躍進

 

陳峙維(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前言

臺灣在華人世界裡流行音樂的成就,是近代東亞特殊政經時空環境中,融合諸多音樂元素與創意所發展而來的。從日治時期的本土台語流行歌,到戰後開始大量流通的上海與香港國語歌曲、美軍帶來的西洋熱門音樂、始終擁有一席之地的日本歌,到1970年代因香港影視發展而崛起的廣東歌,再到1990年代以後行銷全球的歐美日韓各類型流行音樂,都是臺灣流行樂壇產製與消費的靈感來源。近年來中國的娛樂產業興盛,尤其競賽型音樂電視節目深受全球華人觀眾關注,這對臺灣的流行音樂產業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但臺灣仍然還在華人流行音樂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

本文要談的話題,跟國語歌曲有關,雖然與現今的臺灣流行音樂沒有直接關係,卻是華人流行音樂發展過程中一段有趣的歷史。華人世界的國語流行歌曲創作興起於1920年代末期,此後二十多年間,眾多作品透過歌舞表演、唱片發行、廣播電影、舞廳秀場等多元娛樂形式向四方傳播。1949年之後中國軍民遷徙來臺,爾後又因語言政策關係,今日歌迷聽眾多稱此一階段的大量作品為「上海時期國語老歌」,這些歌曲曾在臺灣大量傳唱,至今也仍有忠實聽眾,是許多人的重要音樂記憶。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自上海撤退,日軍掌控上海華界,以及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全面進入租界之後,國語流行歌曲發展出現兩次重要變化,先是「流行歌」一詞在上海的中文報刊雜誌出現,後為國語流行歌曲的地位空前提升。以下就來談華人流行音樂史上與日本有關的兩件重要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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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焦的高畫質:李安的實驗和戰爭創傷的百年錄像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第二次到電影院裡看《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時,我設法忽略那些高清畫質、環場音效和震動座椅的浩大聲勢。

描繪人類處境總是精準而貼切的李安,在新電影的上映不到一個星期,卻被媒體批評得體無完膚。〔1〕我想像著這部影片的特效背後的敘事,還有這個實驗在創傷心理學百年史裡所呈現的意義,驚喜地發現李安還是講了一則雋永的故事。

 

Billy

圖1 李安指導演員走位。(攝影者: Mary Cybulski,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圖片來源: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IMDB)。)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改編自Ben Fountain的同名小說,講的是一位十九歲美國大兵投戎的心路歷程。他為了負擔姐姐的龐大醫藥費而入伍,但其實並不明白從軍報國的實質意義,直到戰地的攝影機捕捉了他和敵軍的近身肉搏戰,一夕之間成為國民英雄。比利所屬的中隊受邀到一場美式足球賽做中場表演。故事便從這支中隊衣錦還鄉,上了迎接他們的加長禮車後一路開展。但影片不斷地穿插比利在阿富汗戰場的記憶片段,跳接而倒敘的手法讓許多熟悉好萊塢公式的觀眾感到不習慣。但熟諳「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的人應該不陌生:李安用了各種方式體現PTSD的各種典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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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返臺到自行遣返:戰後初期日僑塩見俊二

 

林蘭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塩見俊二的終戰日記

日本殖民臺灣五十年的歷史評價仍是不斷角力的現在進行式。如何看待殖民者日本人,是臺灣人必須放在心上的。對待所有的殖民者,亦然。即令如此,我們如何從中挖掘,並返照自己的心性與面貌,借鑑之,超越之?

那是2007年夏天。經由日本老師介紹,我和學姊到了日本四國,學姊去尋訪坂本龍馬遺跡,我留在高知縣立圖書館調查資料,首次遇見「塩見文庫」。它是塩見俊二(1907-1980)以個人資力蒐集6萬7千餘冊圖書所設立的私人圖書館,2003年寄贈於高知縣立圖書館。

愛書人塩見俊二的座右銘是「以愛成就理想」,於今設立在土佐市的銅像,是他坐著看書的樣貌,這是個愛讀書的國會議員。〔1〕相信書中的知識來源,都成為他問政的政治資源。愛書的他,聽說常出沒在日本古書街神田町或是丸善書店。塩見文庫中,歷史類書籍不少,文學類更多,不乏英語、德語、法語、華語等學習語言的書籍。在他擔任參議員的年代,1960年代買入的書籍有《現代的政治家—被期待的人》,還有1970年代買入的《實力者的條件》一書,從書名或可窺見他的自我要求。

畢業於東京帝大法學科政治部的塩見俊二,後來以擔任主計、財政官員見長。他所成立的「塩見財政研究所」,於1964年出版《外から日本を見る》一書,透露出由他者眼光來透視日本的研究觀點。分析局勢,推測未來的眼光,在他晚年出版的《秘錄.終戰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戰日記》一書中,亦可見之。不過,他所分析的是1945-1946年之間臺灣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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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

 

藍適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一、誰的戰爭(記憶)?

今年是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從年初開始,許多國家就陸續在進行對這場戰爭相關的紀念、討論、展覽和「爭論」。特別提出「爭論」這一點,是因爲在我們身處的臺灣,近年來關於二次大戰歷史的「爭論」特別「豐富」,而且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單是看今年在8月到9月之間,李和連兩位老先生關於(如何紀念)這場戰爭的言論/行動所引發的討論,就相當的具有代表性。而在我們這個歷史學的平臺,我發現今年一整年下來,討論到二次大戰的文章倒是不多。自己有幸排班在2015的年底,希望藉此機會,冒著「野人獻曝」和「narcissistic(自我陶醉)」的風險,嘗試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回顧自己今年的一些經驗與觀察,進而思考二次大戰與臺灣的歷史意義。

學界早有共識,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有緊密的關聯;而無論我們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在當今的世界,「國族」仍然是影響最大的身份認同(之一?)。正也因此,放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現在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對這場戰爭的定義、理解、評價、反省,都反映了(也同時繼續在形塑/强化)各自的國族身份認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對「歷史」進行了選擇:符合國族觀點的二戰歷史就是「可歌可泣」、值得大書特書;反之,那些與同質化的國族立場稍有不同的戰爭經驗或是觀點,往往被乾脆忘記。「多元」通常被視爲一件好事,但是「多元」的戰爭記憶,在許多國家都曾經引發激烈的「爭論」。有趣的是,再怎麽以「民主」、「自由」自豪的社會,歷史的爭議一遇到「國族」還是投降;美國的 Smithsonian 博物館在1995年爲了要展示 Enola Gay (1945年8月9日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飛機)所引發的風波就是最好的例子。[1] 結果,在戰爭紀念當中就常常出現一種情況: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記得,同時也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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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機遇與悲情歲月——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台灣

 

王昭文(台南神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面對中國崛起、武力擴張,日本日前解禁集體自衛權,東亞局勢日漸緊張。戰爭似乎應該停留在遙遠、模糊的歷史記憶中,沒想到卻逼近了眼前。過去數十年,在反共國策下,臺灣社會積極備戰,但沒想到臺海戰爭變得可能性極低,倒是周邊強權的利益衝突,可能會以難以料想的方式波及臺灣。

烽火歲月


百多年間,臺灣因為強權間的戰爭而兩度易主,臺灣人對政權交替沒有發言權,即使有人拼死抵抗,也難以改變被支配的命運。未來,是否又要重演這樣的戲碼?臺灣人有沒有可能自己決定前途?

我們一起來回顧上一場和臺灣相關的戰爭,在戰爭前後,臺灣人的角色和心情,有什麼樣的變化?有什麼樣的機遇?有什麼樣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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