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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者適合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嗎?—— 一個人文學的觀點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頂尖、卓越掛嘴邊

 

多年以前在中興大學合聘時,每次上課進入校園都會看到巨大的標語「興大九十新氣象,邁進國際成頂尖」兩條巨大直幅紅布條,這真是一個空泛的、無意義也難以達成的口號。在行政大樓掛這樣的標語,看起來更像中學,絕非一個頂尖大學的行為(其實對於這個以農起家的中興大學,個人以為以下這組目標:公眾接軌public engagement、多元性diversity、與永續性sustainability。特別是永續性,非常適合學校的既有性質,也是可以進一步強化的極佳的目標)。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正好上台灣大學的網站找資料,看到台大有七位教授,獲得很高的研究獎項(好像是科技部的傑出研究獎),台大校方把這則新聞放在首頁,在這則新聞上,這七位應該是神通廣大的研究者,拿著獎狀排排站照相,看起來像七個小矮人;使得所有「頂尖」、「傑出」與「卓越」的氣勢,一掃而空。真是佩服這群負責台灣大學門面的人,化神奇為腐朽的驚人能力。這還是在台灣自稱是「dragon head(李嗣涔前校長在對外賓時的發言)」的大學。所以,有一個學期的第一堂課,忍不住收集了一些真正全世界而言的頂尖大學的資料(主要是美國),包括學校的網頁,校園的不同面貌,還有校長等資訊,讓學生略窺頂尖大學的面貌。

最近正值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遴選期間,由於前任校長楊泮池因為捲入論文作假的風暴下台,很意外地,在候選人名單中出現了三位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以及一位女性,此乃前所未見。難道這是一個轉機?不過,馬上看到有些朋友的議論:「人文學者擔任校長行嗎?會不會有太理想化的問題?」此類議論,在工程與醫學掛帥的台灣乃屬常見。使我忍不住再翻出以前的帳本,進一步地整理,下表包括美國一些頂尖大學,主要是八所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加上麻省理工學院(MIT)、史丹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都是台灣人耳熟能詳的名校。包含學校與創立年代、從西元2000年左右迄今的兩任或三任校長,學術領域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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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不有」的志業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 1942年第一部電子電腦ABC電腦(Atanasoff–Berry Computer)誕生。
  • 1946年第一部通用型的巨型電腦ENIAC成功展示。
  • 1968年7月18日Intel半導體公司正式成立。
  • 1975年4月4日Microsoft軟體公司正式成立。
  • 1981年8月12日IBM 5150個人電腦問世。
  • 1983年1月1日TCP/IP協定奠定網際網路基石。
  • 1984年1月24日首台Macintosh電腦開啟蘋果(Apple)風潮。
  • 1985年Qualcomm無線電通訊技術研發公司正式成立。
  • 1986年IBM首部筆記本電腦PC Convertible問世。
  • 1995年Amazon.com電子商務網站上線。
  • 1999年Google啟動搜索引擎。
  • 2001年1月15日Wikipedia網路百科全書正式推出。
  • 2004年2月4日Facebook社群媒體上線。
  • 2005年2月YouTube影片分享網站倡議「廣播你自己」(Broadcast Yourself)。
  • 2007年首支iPhone問世,帶動「移動」(mobile)通訊與運算模式。



螢幕快照 2017-11-09 下午12.21.20

圖1  1942年誕生的第一部電子電腦ABC電腦(Atanasoff–Berry Computer)
(圖片來源:http://www.computerhistory.org/revolution/birth-of-the-computer/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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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命到造命:袁黃家族的醫學與命理學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袁黃 (1533-1606, 1586進士)——或他另一個人們更熟悉的名字袁了凡,或許並非最有創意的思想家,卻他可能是晚明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或者說是自晚明以來一股散佈在社會中的「道德經濟學」體現在袁黃身上,統整為文,以善書的形式,發散到民間。

袁黃雖非功過格的首創者,但是功過格中以類似簿記的方式,計算人之功過,融匯了儒、釋、道三教中放生、救人、息訟、戒殺、戒墮胎、禁吃牛、戒賭等等道德「科目」,由善人、善會乃至各種宗教組織,傳播到社會,成為民間社會中耳熟能詳、日用而不知的道德教條。實踐這些科目,可以在個人的道德「損益表」中具體化為順利通過考試,求取功名,與求得子嗣,沿續香火等果報之效。當然,如此功利而機械式的道德簿記,無疑會引起許多理論上的難題:例如何以某些人的善惡果報並不相稱﹖功、過可否相抵﹖成就德行難道就只為了計較果報﹖最後是這種論斤稱兩的道德經濟學究竟現示晚明以來中國何種社會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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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學術類檔案的彙整與利用

 

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近二十年來,愈來愈多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社會科學出現的歷史、個別學科(例如人類學、社會學、史學、法學等)在其本國的發展史等題目產生研究興趣。有別於傅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識考掘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的分析角度,晚近研究者更注意到這些學科知識形成過程中所依賴的機制和機構、所憑藉的物質基礎,以及某些知識的生產傳播和社會問題、國家政策、殖民治理之間的互動。另外也有研究者留意到新知醞釀或發酵點的空間分佈,或是知識網絡和市場的關係。在進行這類研究時,書籍、期刊、報紙文章等公開出版品當然是首先該瀏覽的資料,而重要相關人物留存的筆記、手稿、書信等也是具有高度價值的分析對象。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單位的相關檔案無疑地也是須受關注的材料來源,尤其當我們要瞭解某些新興知識如何被大學認可而成為獨立學科時,必然觸及推動者的說帖、主事者的評估、師資任用、課程規劃、人才徵選、文憑認證等等與教、考、用循環有關的面向。於此,高教機構的檔案幾乎是不可取代的。

最近幾年,陸續有碩士畢業生告訴我,他們在進行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學或歷史學在大學發展情況的研究時所面臨的困境,也就是除了期刊文章和專著等出版品之外,很難找到其他相關檔案可以幫助他們重建當時整個學科或學術社群的狀態。我個人也對台灣這類資料的保存情形頗感憂心,又由於個人的研究經驗而較熟悉法國檔案的保存情況,因此想藉此機會淺介法國晚近的相關發展,期生借鑑之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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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臺灣,臺灣研究還有未來嗎?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2012 年的夏天,我突然接到好友琪琪的信,她說正在籌辦一個臺灣研究的會議,有篇關於臺灣史的論文還缺一名評論人,遍尋不著人選,問我是否可能上場救援。當時的我正準備前往日本,接受為期兩個月的語言訓練,出發在即,實在沒辦法接下這個任務。不過,最後我們還是找到了一個辦法:我在會議前交出書面評論,由她代為宣讀。問題也就算這麼解決了。

這是我與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以下簡稱NATSA)結緣的開始。

 

圖1

圖1 NATSA 2017年會議海報(NATSA粉絲專頁)。

 

當時我對這個組織毫無所悉,不知道它自 1990 年代,由一群臺灣的留學生創立以來,已經經過十多個年頭;不知道當年的成員,不少早已成為學術界中出色的學者(也有人轉換跑道,成為了政治人物——比如現任的臺中市長)。當然也不曾想過,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自己的參與會越來越深,成為了籌辦委員會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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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

 

陳恒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言:神主牌作為擋箭牌

這個故事恐怕有點無聊,得試試放大絕,拿神主牌當擋箭牌,看看讀者是否能多少將頁面往下滑。這裡要談的是一本科學史哲小書裡有關梅毒的小故事。梅毒在書中是個重要案例,但這本書到底有多神,值得柑仔店讀者滑動手指?寫下《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孔恩,在1962年原書的序中表示他讀過此書,且表示作者「預見了許多我的觀點。」〔1〕 啟發經典的前經典,究竟是什麼樣的小書呢?真是令人感到好奇。順著孔恩留下的訊息往前者,我們會發現,原來這本書就是波蘭學者弗萊克 (Ludwik Fleck) 於1935年以德文出版的《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思維樣式與思維集體學說導論》(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ie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kt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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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去年,我為了蒐集論文資料,到日本待了一年,期間也四處旁聽一些課。有次上課,不知提到什麼,授課老師突然感嘆地說:「現在日本大學什麼都要產學合作,連人文學科都要產學合作。可是,我們學歷史能跟誰產學合作呢?」

說完,他用一種日本人常見的靦腆表情,一邊搖頭,一邊無奈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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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陣子,我對歷史與其他的人文知識在公共生活扮演的角色,產生了很大興趣,所以找來一些相關的書和文章,希望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的討論近幾年來到處可見,從專業學會的刊物,到一般性的報刊雜誌,還有些學者將想法集結成書。兩年前,兩位學者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書,就觸及了這個問題。


圖1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
圖1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圖片來源: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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