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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臺灣,臺灣研究還有未來嗎?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2012 年的夏天,我突然接到好友琪琪的信,她說正在籌辦一個臺灣研究的會議,有篇關於臺灣史的論文還缺一名評論人,遍尋不著人選,問我是否可能上場救援。當時的我正準備前往日本,接受為期兩個月的語言訓練,出發在即,實在沒辦法接下這個任務。不過,最後我們還是找到了一個辦法:我在會議前交出書面評論,由她代為宣讀。問題也就算這麼解決了。

這是我與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以下簡稱NATSA)結緣的開始。

 

圖1

圖1 NATSA 2017年會議海報(NATSA粉絲專頁)。

 

當時我對這個組織毫無所悉,不知道它自 1990 年代,由一群臺灣的留學生創立以來,已經經過十多個年頭;不知道當年的成員,不少早已成為學術界中出色的學者(也有人轉換跑道,成為了政治人物——比如現任的臺中市長)。當然也不曾想過,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自己的參與會越來越深,成為了籌辦委員會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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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圖書館將何去何從?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丹頓的挑戰

2012年年初,一則謠言在哈佛圖書館的館員間流傳著。據說,圖書館高層為重整組織架構,節約經費,即將展開大裁員;更進一步的傳言指出,校方不只會解僱部分職員,而是打算從零開始、一個不留,要求所有館員再次準備履歷、申請新的工作職缺。

「所有的圖書館職員實質上都被 fire 了!」有人在推特上這樣怒吼著。

憤怒的館員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們透過各種管道,傳達自己的不安與困惑。為了凝聚共識,他們舉辦了一場座談會,來自各個部門的職員輪流上台發言,抗議校方提出的新政策,有些向來關心勞工議題的教授也前來聲援,希望校方保障職員的權益與圖書館的整體發展。

當天晚上,會議室裡擠滿了人。哈佛總圖書館館長羅伯.丹頓(Robert Darnton)也出席了,他坐在前排,看著館員與教授們輪番上陣,批評圖書館的領導階層方向錯誤、手段失當。一直等到後半場討論時間,他才終於有機會舉手發言。面對著滿屋子懷疑的眼神,丹頓以他一貫緩慢而清晰的語調解釋,館方確實有重新調整組織的計畫,但不少傳言並非事實。他強調,館方所擬定的新方案,最終目標不在節省經費,而是為了提供全校研究人員更好的服務。他以館長的身份向在座聽眾保障,職員的權益必將受到保障,希望大家無須過度驚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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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美國國家檔案中的臺灣歷史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1973年1月5日星期五,下午四點,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嚴家淦人到了白宮,與美國總統尼克森會面。那是場短暫的聚會,不過十五分鐘。嚴家淦與尼克森兩人互相寒暄,尼克森一開始便向嚴家淦問候蔣介石的身體狀況,當時蔣已經八十六歲,擔任總統一直進入連續第二十三個年頭。嚴家淦回答,蔣的病情已然好轉,只是醫生交代不能長途旅行,所以多由他和行政院長蔣經國代為出面。

除了這段對話外,嚴家淦也向尼克森強調,將會盡可能地與美國合作,同時提到,「臺灣附近可能有石油,我們正在跟美國石油公司合作探鑽。」

 

圖1

圖1 1973年1月中華民國副總統嚴家淦與美國總統尼克森會面的對話紀錄。

 

這一段對話被記錄了下來,成為美國國家檔案的一部份,而今保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以下簡稱NARA)中。〔1〕

在NARA龐大的收藏當中,像這樣對話不計其數。如果孤立地、缺乏脈絡地閱讀,像這樣的檔案似乎難以看出太大的意義,它們不過是美國國家機器運轉時,又一個瑣碎而日常的時刻。對於利用檔案研究的人,這種情形應該是司空見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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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識、媒體與公共生活的幾點筆記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去年,我為了蒐集論文資料,到日本待了一年,期間也四處旁聽一些課。有次上課,不知提到什麼,授課老師突然感嘆地說:「現在日本大學什麼都要產學合作,連人文學科都要產學合作。可是,我們學歷史能跟誰產學合作呢?」

說完,他用一種日本人常見的靦腆表情,一邊搖頭,一邊無奈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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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陣子,我對歷史與其他的人文知識在公共生活扮演的角色,產生了很大興趣,所以找來一些相關的書和文章,希望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的討論近幾年來到處可見,從專業學會的刊物,到一般性的報刊雜誌,還有些學者將想法集結成書。兩年前,兩位學者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書,就觸及了這個問題。


圖1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
圖1  David Armitage與Jo Guldi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圖片來源: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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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要的不是微調,而是對話和思考──或,如何想像一個更好的歷史課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歷史課綱「微調」的問題從去年爆發至今,換了一任教育部長,爭議卻是有增無減。早在去年,就有數十位學院內的歷史學者共同連署,就課綱調整的專業性提出質疑,這已經是極為罕見之事;今年夏天,全台各地的高中生繼續串連發聲,表達他們對於自身受教權益的關心。

過去幾個月,新任的吳思華教育部長,似乎表達出了一些面對問題的意願,甚至走進校園,到臺中一中開了公聽會。但或許是上任前對於歷史教育並未特別關心,臨危受命、匆促上陣,再加上必須為前任部長的政策辯護,結果反而顯得左支右絀、進退失據。

吳部長或要感覺委屈,何以教育部看似柔軟的回應,換來的不是老師與學生們的同情,反倒是不斷升高的抗議聲浪。

其實,反對聲音之所以有增無減,原因不難理解。回顧一下教育部近來發言,不難看出,官方態度是「只想弭平反對聲音,不打算解決核心問題」,所以終究只能避重就輕,在爭議的外圍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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