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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學術類檔案的彙整與利用

 

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近二十年來,愈來愈多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社會科學出現的歷史、個別學科(例如人類學、社會學、史學、法學等)在其本國的發展史等題目產生研究興趣。有別於傅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識考掘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的分析角度,晚近研究者更注意到這些學科知識形成過程中所依賴的機制和機構、所憑藉的物質基礎,以及某些知識的生產傳播和社會問題、國家政策、殖民治理之間的互動。另外也有研究者留意到新知醞釀或發酵點的空間分佈,或是知識網絡和市場的關係。在進行這類研究時,書籍、期刊、報紙文章等公開出版品當然是首先該瀏覽的資料,而重要相關人物留存的筆記、手稿、書信等也是具有高度價值的分析對象。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單位的相關檔案無疑地也是須受關注的材料來源,尤其當我們要瞭解某些新興知識如何被大學認可而成為獨立學科時,必然觸及推動者的說帖、主事者的評估、師資任用、課程規劃、人才徵選、文憑認證等等與教、考、用循環有關的面向。於此,高教機構的檔案幾乎是不可取代的。

最近幾年,陸續有碩士畢業生告訴我,他們在進行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學或歷史學在大學發展情況的研究時所面臨的困境,也就是除了期刊文章和專著等出版品之外,很難找到其他相關檔案可以幫助他們重建當時整個學科或學術社群的狀態。我個人也對台灣這類資料的保存情形頗感憂心,又由於個人的研究經驗而較熟悉法國檔案的保存情況,因此想藉此機會淺介法國晚近的相關發展,期生借鑑之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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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與司法:一個法國經驗(下)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對西方司法制度的現代化而言,一句因為被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引用而膾炙人口、但原出處乏人問津的黑格爾名言有待商榷。「改朝換代」,黑格爾逝世後由學生整理出版的《歷史哲學》中寫道,「要反覆發生,才能同時也被人們當成一回事。這也就是為何拿破崙兩度被俘虜,而波旁兩度被推翻。一開始看起來只是偶然與可能的事情,透過反覆才會變成真實與確定的事。」〔1〕這段黑格爾應該是在1830年7月革命後才說出的話,只為法國從1789年至1880年間在君主、獨裁與共和三種「國體」中徘徊的憲政變遷史提供了一個可能解釋。革命前的司法制度被廢除後未再復辟。不僅在法國是如此,因拿破崙的侵略而被動輸入了新司法制度的其他歐陸政治體亦然。

若僅限於解決紛爭(當然也包括解決紛爭提起者)的正式制度,革命發生時的法國司法制度包括國王透過其樞密院(Conseil du roi)進行的例外性終審,國王設立的二至三級地方性法院,以及原則上得作成最終判決、為數甚多的高等法院(parlement)與終審法院(conseil souverain或conseil supérieur)。此外,國王在通都大邑依爭議標的金額,設置二或三審級的法院。廣大鄉村則主要由領主在領地內設置法官。教士不受俗世法院審判,因而教會另設法院。教會、修院或教團作為領主時也審判領地內的俗人。此外,教會對宗教犯罪與身分法事項也有審判權。〔2〕國王與其樞密院並非所有訴訟案件的終審或最後權威解釋者,不發揮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各地的高等法院或終審法院也具有收編與同化的政治功能,因而維持著一定程度的法律意見多元性。混水好摸魚,這個現象也是法學者得以發揮影響力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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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與司法:一個法國經驗(上)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臨時政府令:司法官之身分保障,不容於共和政體,爰與1830年憲章同時廢止……」──法蘭西共和國1848年4月17日令。〔1〕

 

17041848

圖1 1848年4月17日法官停職或撤職令。(資料來源:Recueil Duvergier, vol. 48, pp. 142-143.)

 

 

若非因為資歷太過完整,在11月1日就任司法院長的應該不是許宗力,而是謝文定。謝文定在數起戒嚴時期政治性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尚待釐清。就算他實質影響了這些案件的結果,也有人舉出1990年代的前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與某些大法官為例,主張曾在戒嚴時期擔任司法官、甚至更具政治敏感性的職務,與是否適合在今日擔任司法院長未必相關。另一方面,隨著關於轉型正義的比較性資訊增加,更多人取得主張公民不服從以表達政治訴求的經驗,司法官的「除垢」或「肅清」也受到學院與運動團體以外的公眾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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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歷史系畢業生從事何種職業?

 

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過去半年,我正好有機會到不同高中的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為學生上幾堂課,不約而同地有同學或老師在課間交談中提到學生對歷史有興趣,但是家長卻對歷史系畢業後的出路有疑慮,因此並不鼓勵學生選擇這條路。這也讓我想起一些資深同事在走廊或茶水間偶遇時跟我述說的心情:他們看到一些歷史系博士畢業生因為無法找到理想的教職而喪氣,使得身為老師的他們也懷疑,是否當初不該鼓勵學生攻讀博士?甚至當自己開課的班上選修的人數較多時,有老師會懷疑吸引太多學生對歷史產生興趣,會不會為社會製造太多未來失業人口?當然,我也有聽過屆臨退休的教授們感嘆自己專長的領域沒有優秀的年輕學者來接手。但同時,不可否認地,許多歷史系畢業的學生雖未選擇歷史研究或教學為職,仍在各行各業有亮眼的表現。

這些日常生活偶然的話題背後牽涉到的其實是人才培育、產學接軌、世代傳承等嚴肅的結構性問題,不是個人短時間內可以解答的。在帶著困惑的好奇心驅使下,我想看看我稍微比較熟悉的法國社會情況如何:法國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從事何種職業?以下便是初步搜尋後的結果,藉此機會與讀者分享。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的是,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並不容易回答。一方面,若欲全面地調查某個科系畢業生所從事的職業,難免需要取得個人資料,而這在個資保護嚴格的國家並不容易達到。另一方面,法國各大學歷史系每年招收的學生人數相當可觀,所以不易在短時間內全面掌握。因此,倚賴政府調查所得的數據是較有效的方法;此外,報章雜誌的報導也是可以參考的來源。

針對2005年後新制的碩士文憑(master)取得者以及高教技職類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法國教育部從2009年開始全面追蹤調查。[1] 不過,教育部至今未曾針對取得學士文憑(licence)者進行過同類的調查,這不是因為偏重碩士以上資格,而是因為近年來取得學士文憑者有近四分之三選擇繼續攻讀碩士,[2] 針對就業問題的調查因此以碩士為基準較有統計上的意義。另一方面,光是碩士畢業生的人數就相當可觀,以2012年為例,當年取得碩士文憑者就將近有十萬六千人,[3] 而兩種技職類畢業生共計約九萬四千人。[4] 在調查成本有限的考量下,針對碩士以上做調查是比較合乎調查目的的作法。本文後半部所倚賴的數據大多是這項調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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