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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胞」之名:「附之則引為同胞,不附則目為公敵」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召喚國族,發現「同胞」

 

長期以來,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各種以「同胞」之名的表述,可謂是不絕於耳;例如「我四四萬萬同胞」、「全國軍民同胞們」、「同胞們,起來吧!」等行文,不時出現在各類型政令文宣、藝文作品、教科書等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公共論述。在台灣過往長期堅守的「反共復國」基本國策下,「消滅萬惡共匪,解救苦難同胞」的口號,不僅是好幾個世代的人從小到大所受到教育過程中,不斷被灌輸的「神聖使命」,也在各類作文演講比賽和考試測驗題目中持續出現的主題。以「同胞」之名的論述,往往帶有激動的情緒,召喚全民一體的集體意志和認同情感,同心協力為國族共同體奮鬥不懈,甚至為此不惜犠牲個體之生命。

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持續扮演著極為顯眼的角色。這其中更有趣且反諷的現象是:雖然孫中山曾經常抱怨「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1],但是帶有明確家族意涵的「同胞」,卻成為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重要國族代稱符號來召喚國族。更重要的是,由於「同胞」在近代中國的各類公共論述中的廣大普及現象,幾乎已是一般大眾朗朗上口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族共同體表述方式,它的存在正如同Michael Billing所形容的Banal Nationalism「平庸,平淡/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一般(例如每天的升國旗儀式),已融入一般大眾生活中,成為日常意識和行為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再者,誠如Michael Billing所指出,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關鍵議題,正是做為國族的「我們」(the national “we”)是如何被建構而成,而這個被建構的「我們」又被賦予何種意義。[2]由以上諸點視之,基於「同胞」作為近代中國國族的一項重要稱謂符號,而且可謂是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一個重要環節。

然而,「同胞」一詞作為現代國民的代稱的用法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的思想文化,尤其並非是一般人經常所提到的宋儒張載的名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簡而言之,在晚清之前,有關「民吾同胞」的論述,幾乎都是在表述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慈愛憐憫之心,並非單獨將「同胞」作為一種全稱符號,如同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同胞」作為全體國民的代稱一般。簡言之,當代辭典所定義的「同胞」的現代意涵(同國人),其實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思想中的「民吾同胞」從宋到清末時期的相關論述傳統。作為具有「國民」代稱意涵的「同胞」,是經由梁啟超受到明治日本的政治論述影響下,才開始大量出現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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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統戰歷史看習馬會

 

李達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什麼是統戰?統戰如何進行?

「統戰」一詞,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多數人對什麼是統戰?統戰工作如何進行?恐怕認識模糊。統戰是統一戰線(united front)的簡稱,又稱為「聯合戰線」,它最初引進到中國來時,多半稱為聯合戰線。本文在敘述上將兩個名詞並用。先談聯合戰線的理論源頭,以及它在中國最早的實踐。

聯合戰線的概念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來的,他們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對抗資產階級。列寧則將聯合戰線的理論付諸實踐,除了建立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外,並且進一步提出要和殖民地及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建立後,共產國際立即將聯合戰線策略引進中國,最初希望與國民黨建立黨外聯合形式的聯合戰線,但是被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嚴詞拒絕。孫只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接受黨外聯合。共產國際為求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順利發展,不得不改弦易轍,要求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中共中央不敢違抗共產國際的命令,遵循其指示,採取黨內聯合的方式。這便是聯合戰線在中國的最早實踐。

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雖然使國民黨有如注入新血,氣象一新,但是它真正的目的,不是要為國民黨作嫁,替國民黨當「苦力」,而是從一開始便抱定要藉國民黨來壯大自己,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它表面上對國民黨員和社會大眾宣稱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以釋除疑慮,私底下則汲汲於擴張勢力。1922-1923年間,中共中央對黨員明白指示,要在國民黨內「保存我們的組織」,並且要「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同時要「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1925年更挑明了說,它把國民黨僅僅視為「一個重要工具」。這些都是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國民黨員無從知悉,甚至連黨內有哪些人是共產黨員都搞不清楚。

 


圖1 1924年1月,孫中山實施聯俄容共,改組中國國民黨,開啟「第一次國共合作」

圖1 1924年1月,孫中山實施聯俄容共,改組中國國民黨,開啟「第一次國共合作」。
圖為孫中山等人步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圖片來源: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5/76621/76642/5310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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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未來:美國式的東亞新霸權還是舊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百餘年來,東亞歷史經歷了很大的轉變,但位在東亞太平洋第一島鏈上關鍵位置的臺灣,悲情的角色似乎並未改變多少,依然處在不同帝國與大國的夾縫中,掙扎求存。[1] 只不過時移勢轉,對臺灣有威脅的不再是1840年代以來擬在東亞獲取經濟與軍事基地的歐美帝國,也非1870年代發動侵台戰役、1895年甲午戰後殖民臺灣的新興日本帝國,而是宣稱承繼清帝國與其後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弔詭的是,從國際外交角度來說,歐美與日本的角色不僅不再扮演威脅臺灣主權的角色,相反的,基於國際霸權爭奪與東亞民主陣營聯盟考量,還在某種程度上扮演協助抵抗中國侵犯臺灣主權的盟友角色。

第一島鏈(維基百科)

太平洋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圖,臺灣位於第一島鏈關鍵位置
(取自維基百科條目「第一島鏈」: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5%B3%B6%E9%8F%88#/media/File:Geographic_Boundaries_of_the_First_and_Second_Island_Chains.png

 

1870年代-1945年日本帝國的崛起與瓦解

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後崛起的中國,和1870年代明治時代以來的日本帝國,兩者的發展歷程有些可比較之處。日本之所以推動明治維新,是因為十九世紀中葉英美帝國的軍事壓迫,處在十九世紀後期第二波殖民主義(第一波是十六世紀開始)的國際環境下之日本,不僅積極學習歐美帝國推動工業化;而且也在「不殖民就被殖民」的心理壓力(但也是後來的侵略藉口)下,積極模仿歐美帝國在東亞各地推動殖民事業。臺灣、韓國就這樣最先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東北(滿洲)以及其他地區和東南亞,則也在日本與歐美帝國的爭霸路上,陸續遭到日本的侵略與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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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文化混種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上個月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政協委員張其成在中國政協會議上提案,建議恢復軒轅紀年,「以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個令人不知所以的提案,還讓人以為中國已經變朝換代了。

所謂「軒轅紀年」並非新創,而是在清末革命之際,為了抵拒清朝年號,又要建立新中國,由劉師培率先提出的對案。然而,就在中國逐漸成為世界霸權的二十一世紀,軒轅紀年的呼聲又藉著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名還魂。

中國自習近平掌權後,一手提倡傳統文化,另一手拒絕西方價值,不但審查英、美劇及相關教材,復加強網路監控。如此這般上行下效的權力場域內,某些如張氏的學者,便召喚民族主義的死魂,築中國夢,配合演出。只是一廂情願、表演過火,杳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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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終戰七十週年紀念,看三一八學運的歷史意義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二)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島國關賤字」:
走出「語言」關連「國家建構」的歷史迷思

三一八學運不僅帶起年輕世代對台灣主體性新的認同,也讓我們批判、嘲諷黑箱政治的語言更豐富了。「暴民」、「魯蛇」、「溫拿」、「Z>B」、「馬卡茸」、「來來來」…..等kuso意味十足的新式「島國關賤字」,[1] 在去年此時,大量成為眾人日常言談裡諷喻無良政治愛用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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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30 凱道大遊行。花亦芬攝。

這些反諷、反串意味十足的語彙,不僅表露出學運世代對當時執政者傲慢浮誇的不以為然;同時也清楚標誌出,為數可觀的社會大眾希望台灣政治能就事論事,走向公平正義。

當然,愛用這些語彙的台灣「暴民」不會期待,禁止大學老師跟學生談「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2] 的強國,會認為這些政治嘲諷意味十足的「島國關賤字」,是他們可以認同的「正確」中文。

然而,這個問題卻也凸顯出,表面上使用同一語言文字的人,不必然會有相同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抉擇。

「語言」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是該走出十八、九世紀國族主義(nationalism)留下的迷思。尤其該警惕在心的是,這些迷思曾經讓人類經歷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傷亡後不久,竟然更瘋狂地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以「語言」和「種族」分別「我者」與「他者」的做法,在二戰結束後,並沒有煙消雲散。反之,冷戰時,美國種族隔離政策逼得非裔公民走上街頭,鼓吹民權運動。而在台灣,強力打壓本地鄉土母語的「國語教育」,更是從五零年代一直延燒到七零年代。

今年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在紀念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對台灣而言,二戰的陰影真的過去了嗎?還是我們連二二八到底該如何詮釋,仍然說不清?

在世界歷史大脈絡下,所幸我們可以透過紀念三一八學運,把台灣走過的路好好梳理。從「島國關賤字」的角度,重新省思,「三一八學運週年」跟「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之間,在台灣,是存在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接下來就從「語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重新來看「國族主義」製造了多少迷思。以致於有二次世界大戰;以至於七十年後,我們選擇用「島國關賤字」來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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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前烏克蘭危機談俄式「主權民主」的問題


廖斌洲(國立臺灣大學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烏克蘭的族裔問題


今年5月21日,英國媒體報導,英國王儲查爾斯(Prince Charles)近日訪問加拿大一間移民博物館時,告訴一位在二戰期間希特勒佔領波蘭前,就從波蘭逃至加拿大的移民:過去希特勒侵佔歐洲許多國家的作為與當前俄國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的作為頗為相似。[1] 查爾斯王儲所說的,顯然是指今年三月俄國以捍衛克里米亞民主為由,讓克里米亞透過公投併入俄羅斯聯邦。而這段將普亭政權類比為納粹政權的說辭,亦在相當程度上顯示出美國和歐盟國家對於俄國的擔憂。因為,對西方國家來說,「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幽靈」正在俄國周邊國家盤旋徘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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