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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脈絡──從歷史建築與「老」觀光潮談起

 

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切的事物必須經由語言論述,才能被人們看到,從來不曾被論述的混沌,不存在於人們意識裡。論述不只是說出來,還包含了怎麼說、不說什麼、以及不准說什麼。所謂的「真理」是透過論述才被人們認識、接受、並視為當然,而整個論述的過程即是米歇爾.傅柯所說的權力鬥爭。

事實上,「不准說」本身也是一種論述,要將某些事物、觀念給排除出去,就必須有一個被排除的對象,被禁止的事物相對於從未被論述而言,其實已是一種存在,它仍然存在於論述的脈絡之中。反而當禁止的強制性解消之時,「不准說」將事物繫於脈絡中的形塑力也會隨之淡化,事物與其意義之間的指示關係變得不確定,如果沒有新的論述建立起新的脈絡,事物可能被遺忘、轉為不存在,也可能成為一個斷裂的、飄浮而沒有著落之處的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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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拿山.冬柏花—濟州島4.3事件及其平反

 

林蘭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一、緣起:苦難對照組

 

2018年4月3日大韓民國總統文在寅出席濟州島4.3事件70年紀念追思會,承諾此一事件載入史冊、徹查真相、恢復受難者名譽。顯見經過70年,4.3事件不再只是濟州島人的哀傷,而是已成為大韓民國國民共同的歷史記憶,政府也拿出具體行動撫慰創痛的人心。最早參加4.3事件慰靈祭的總統是盧武鉉,時間是2006年,而他已於2003年向濟州島人民道歉,代表政府最高當局撫慰受創的民心。至於2007年到2017年之間李明博和朴槿惠兩位總統沒有親臨濟州島致意。從黨派不同的總統對於濟州4.3事件之態度,可以看出韓國政府中左右兩派的不同立場。

 

圖片 1


圖1    漢拿山畫作(圖片來源:2017/06/02,作者翻拍自樂天酒店掛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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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當我年輕時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當個人事務成為政治事務,同時政治事務也成為個人事務的時候,一定有其重大意義。人們就是透過日常生活中那些瑣碎的事務,而捲進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漣漪以及大風大浪。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六月開始,陸續在網路上讀到多篇關於戒嚴生活的回憶短文,驚覺時光飛逝,台灣解除戒嚴,至今已過了30個年頭。30年足以讓當年出生的嬰兒長成青壯。但事實證明,未能落實「轉型正義」、對過去缺乏深刻的反省,台灣社會至今猶未完全擺脫戒嚴時期的後遺症。

我出生於1974年,應該屬於戒嚴晚期的世代。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台灣陸續發生美麗島事件(1979年)、林宅血案(1980年)、陳文成命案(1981),這些影響台灣社會的重大事件,我都是在90年代以後才逐漸知曉。戒嚴時期最初感受的政治「騷動」,應當是1984年發生在家鄉新竹市的市長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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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一個「好死」計畫的誕生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窗外的樹倒了,就在一夕的風雨後。我伏案寫作,聽見的首先是風,然後「啪」的一聲,露臺外的黃果垂榕硬生生地倒臥在教堂和我蝸居的大樓之間。

 

無法作結的悲悼

想起半年多前,也是硬生生把我從新工作的幻景撕裂開來的一週。

只記得一早帶學生走訪太平山街的瘟疫史徑。出門前匆匆做了點家事,煎了一顆蛋趕忙吞食。就在大伙汗流浹背之時接到噩耗:老闆走了。

一週來的不知所措終於要告一段落。從凶訊傳出的那天晚上開始,和同事聚在一起討論危機處理,然後馬不停蹄地開會。期間教學並未中斷,星期二到四的課目從善別到臨終關懷到精神疾患的家庭照料,其實事先都已安排好。在這個星期突然一籮筐地傾授,似乎是冥冥中的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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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寫者的史觀到歷史書寫的民族誌

 

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我的研究牽涉過去,也會提,但算不上專業研究者。雖然如此,最近課堂上被問到研究法的問題,讓我想起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或稱STS研究)怎樣處理當代的書寫爭議。

問到的是中研院黃彰健院士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同學翻出某政治立場鮮明的部落格,其中轉載已過世的外交官陸以正的投書,為黃院士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抱不平。陸以正認為黃院士著作等身,晚年因「對二二八真相發現很多懷疑不解之處」,因此「以史家一絲不苟的態度,抽絲剝繭地辨明事實」,將當時文件交相比對,完成近六百頁的翻案巨著,提出彭孟緝出兵並無不當的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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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時期女性集中營裡的法國人類學家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歐洲反納粹女性運動者匯聚的集中營

二戰時期,離柏林東北方約九十公里、靠近波羅的海邊有一個專門監禁女性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自1939年5月至二戰結束這六年間,這個集中營前後共監禁了十三萬名婦女,其中大約有四萬名波蘭人、一萬八千名俄國人、八千名法國人、一千名荷蘭人,英國人則少於二十名。由於許多受難者的資料在戰爭末期被刻意燒毀,喪命於此地的人數粗估介於三萬至九萬人之間。與其他集中營大不相同的是,這裏監禁的受刑人,猶太人只佔一成左右。所以在這裡犧牲性命的受難者,絕大部份不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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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Lammert為拉文斯布呂克 (Ravensbrück))紀念園區製作的紀念雕像《女性群像》(Frauengruppe)
(圖片來源:Norbert Radtke/ CC-BY-SA-3.0/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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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紀念園區

女性受難者群像。
(圖片來源:Bundesarchiv, Bild 183-J0424-0027-001/ Schulze/ CC-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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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

 

藍適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一、誰的戰爭(記憶)?

今年是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從年初開始,許多國家就陸續在進行對這場戰爭相關的紀念、討論、展覽和「爭論」。特別提出「爭論」這一點,是因爲在我們身處的臺灣,近年來關於二次大戰歷史的「爭論」特別「豐富」,而且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單是看今年在8月到9月之間,李和連兩位老先生關於(如何紀念)這場戰爭的言論/行動所引發的討論,就相當的具有代表性。而在我們這個歷史學的平臺,我發現今年一整年下來,討論到二次大戰的文章倒是不多。自己有幸排班在2015的年底,希望藉此機會,冒著「野人獻曝」和「narcissistic(自我陶醉)」的風險,嘗試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回顧自己今年的一些經驗與觀察,進而思考二次大戰與臺灣的歷史意義。

學界早有共識,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有緊密的關聯;而無論我們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在當今的世界,「國族」仍然是影響最大的身份認同(之一?)。正也因此,放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現在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對這場戰爭的定義、理解、評價、反省,都反映了(也同時繼續在形塑/强化)各自的國族身份認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對「歷史」進行了選擇:符合國族觀點的二戰歷史就是「可歌可泣」、值得大書特書;反之,那些與同質化的國族立場稍有不同的戰爭經驗或是觀點,往往被乾脆忘記。「多元」通常被視爲一件好事,但是「多元」的戰爭記憶,在許多國家都曾經引發激烈的「爭論」。有趣的是,再怎麽以「民主」、「自由」自豪的社會,歷史的爭議一遇到「國族」還是投降;美國的 Smithsonian 博物館在1995年爲了要展示 Enola Gay (1945年8月9日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飛機)所引發的風波就是最好的例子。[1] 結果,在戰爭紀念當中就常常出現一種情況: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記得,同時也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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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與歷史


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每個人或多少都曾經有寫日記的經驗,日記似乎是個人生命的記錄與證言。不過,史學界對於將日記做為歷史研究的材料,一直存在著正反兩面的意見。贊成者認為歷史人物的日記多半會記載當事人對於事件的第一手記錄,因此最接近歷史事實的真相;晚近文化史研究取徑興起,日記也可提供史學家探究小人物的心境、日常生活、人際交網;女性史研究者亦十分注重日記,蓋大敘事的歷史往往不見女性蹤影,唯女性日記能勾描女性自身的生命歷程。反對者則以為即使是事件當事人,也會因種種私人因素而未必將所見所聞在日記中和盤供出,或者即使記載,也多少帶著當事人的偏見而扭曲了事實;反對者也以為文化史、女性史所珍視的日記內容,不過是雞零狗碎之事,無經國濟世之用。儘管意見紛歧,但將日記適當地使用,仍然是大多數史學者所同意。

中國近代史領域裹有所謂晚清四大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和葉昌熾的《緣督盧日記》,後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陸續出版了王世杰的日記,而大陸近二十年更不遺餘力地整理出版許多著名史學家的日記,如胡適、顧詰剛、吳宓;或者地方士紳冷眼觀察世變的記錄,如劉大鵬等,晚近則是蔣介石的日記最引人注目。在臺灣史的領域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更不遺餘力地徵集收藏日記史料、組織日記解讀班,將解讀成果出書發表,也活力旺盛地舉辦了多次的日記研討會和展覽會,將註解、研讀日記的成果公諸於世,一方面讓更多讀者了解日記,另一方面則是吸引私藏日記者能現身捐獻,日記的重要性乃日益受到學界及一般大眾的注目。一時間,原本在夜闌人靜或曉色微光中伏案振筆,刻劃自己每一天的故事,也原本只打算寫給自己觀看回覽的人生,現在藉由無遠弗屆的網路,可以讓不知不識的讀者一覽無遺。這也引發了日記「公/私」屬性的爭辯。一般人均會認定日記乃記錄個人私密經歷與心情之物,不過,也有些人的日記,被認定是為了他人觀看而寫,未必是私密真情的忠實告白。然而,不論公也罷私也好,也不管私密真情才是真實,公開暴露自己種種(有如今日的FB)恐為偽作,日記所記載的內容,就是歷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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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多桑」——戰後臺灣歷史記憶的斷裂、掩蓋與重塑


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漢奸」多桑?!


1994年的夏天,由吳念真初執導演筒的電影《多桑》(日語「父親」之意),排入父親節的戲院檔期,於8月6日正式在臺灣上映。這是一部從兒子的眼光重現父親人生的傳記式電影。從小到大,吳念真一直叫父親「多桑」,因為父親出生於日治時期(1895-1945),只會說台語和日語;他總習慣對別人說:「我是昭和四年(1929)生的。」這部電影是臺灣解除戒嚴、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後,才有機會出現的作品;在國民黨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統治臺灣將近五十年後,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了對日本統治抱持懷念之情的、老一輩臺灣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經是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卻初次在電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發現從小自學校教育習得的歷史框架裏,沒有、也容不下「多桑」這類臺灣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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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執導、蔡振南主演的《多桑》,道出老一輩台灣男人的哀愁。(《多桑》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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