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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一個「好死」計畫的誕生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窗外的樹倒了,就在一夕的風雨後。我伏案寫作,聽見的首先是風,然後「啪」的一聲,露臺外的黃果垂榕硬生生地倒臥在教堂和我蝸居的大樓之間。

 

無法作結的悲悼

想起半年多前,也是硬生生把我從新工作的幻景撕裂開來的一週。

只記得一早帶學生走訪太平山街的瘟疫史徑。出門前匆匆做了點家事,煎了一顆蛋趕忙吞食。就在大伙汗流浹背之時接到噩耗:老闆走了。

一週來的不知所措終於要告一段落。從凶訊傳出的那天晚上開始,和同事聚在一起討論危機處理,然後馬不停蹄地開會。期間教學並未中斷,星期二到四的課目從善別到臨終關懷到精神疾患的家庭照料,其實事先都已安排好。在這個星期突然一籮筐地傾授,似乎是冥冥中的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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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光年——在獅城,關於歷史系入學面試的兩三事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曾任教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

 

金禧年的新加坡,雨季似乎結束得慢了些。五月初的天氣逐漸乾燥,氣溫也到達一年之中的最頂點。

考季同時也是烤季,大學最耗電的季節。學校裡的大型講堂、體育館、建物大廳全被布置為冷氣颼颼的考場。

班上的學生正在冷氣房裡振筆疾書,身為老師的我們也沒閒著。月初便收到了行政秘書的來信,每位老師大約會被分配到十幾到二十個考生。任務是在一段期限之中負責聯絡到這些學生或者他們的家長,邀請他們來參加入學面試,也是升學的最後一關。

新加坡的升學是標準的科舉制度,從小到大有考不完的試和程度分流的篩選機制。學生從初級學院或理工學院畢業到銜接高等教育之間,會空出大約半年的時間。有人趁機出國度假,有人趁機打工。原因是如果不趁這個時候玩玩,之後緊湊而制式的升學和職場升等系統大概也不容許你有一刻喘息的機會。

在競爭激烈的南洋小島,有機會上大學的人不到三成。其中還能跨過兩所公立大學(新加坡國大和南洋理工)面試門檻的,某種程度上都已經可以算是佼佼者。在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能夠被邀請參加面試,幾乎已經到了最後一關。系上交代說,面試生的成績(尤其是歷史科)如果已經到達某個標準,又已經錄取國大,那麼如果面試表現不是太差,就幾乎篤定過關。

面試的過程其實並不困難,評選的機制其實也相當簡單。學生們多數已經身經百戰,通過了好幾次的升學篩選,接獲面試通知的孩子們都落在同一個成績組距裡,資質大同小異。如果這個組距的程度中上,面試的目的充其量就只是確認學生們之前所通過的篩選機制沒發生什麼特別的意外。

三五天下來,逐漸感到這份雜工的枯燥。其實並非由於他們的資質相近,而是每小時的面談感覺幾乎都一樣。了無新意的作答,卻夾帶著不知來自何處的自信。自信的背後則隱約又透露著更深遠的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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