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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是什麼?可以吃嗎?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行政院院長消逝,法務部部長長存

 

若非2017年3月24日舉行的憲法法庭言詞辯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PQhVzn9e4),注意現任法務部部長邱太三先生的人應該沒有現在這麼多。邱先生提及「我國數千年來…」與祖先牌位要寫「考考」或「妣妣」的發言不僅引來輿論的批評,前行政院院長林全更在同一天下午否認邱先生的發言代表行政院的立場。

奇怪的是,即使先遭到上司「切割」,日後又被司法院的釋字第748號解釋「打臉」,換言之邱先生在政治與法律上各遭遇一次挫敗,但先下台的卻是林先生。截至本文完稿為止,邱先生仍然在任。更奇怪的是,無論是反對黨、媒體或是民間團體,似乎也沒有人提出邱部長應該去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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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胞」之名:「附之則引為同胞,不附則目為公敵」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召喚國族,發現「同胞」

 

長期以來,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各種以「同胞」之名的表述,可謂是不絕於耳;例如「我四四萬萬同胞」、「全國軍民同胞們」、「同胞們,起來吧!」等行文,不時出現在各類型政令文宣、藝文作品、教科書等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公共論述。在台灣過往長期堅守的「反共復國」基本國策下,「消滅萬惡共匪,解救苦難同胞」的口號,不僅是好幾個世代的人從小到大所受到教育過程中,不斷被灌輸的「神聖使命」,也在各類作文演講比賽和考試測驗題目中持續出現的主題。以「同胞」之名的論述,往往帶有激動的情緒,召喚全民一體的集體意志和認同情感,同心協力為國族共同體奮鬥不懈,甚至為此不惜犠牲個體之生命。

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持續扮演著極為顯眼的角色。這其中更有趣且反諷的現象是:雖然孫中山曾經常抱怨「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1],但是帶有明確家族意涵的「同胞」,卻成為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重要國族代稱符號來召喚國族。更重要的是,由於「同胞」在近代中國的各類公共論述中的廣大普及現象,幾乎已是一般大眾朗朗上口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族共同體表述方式,它的存在正如同Michael Billing所形容的Banal Nationalism「平庸,平淡/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一般(例如每天的升國旗儀式),已融入一般大眾生活中,成為日常意識和行為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再者,誠如Michael Billing所指出,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關鍵議題,正是做為國族的「我們」(the national “we”)是如何被建構而成,而這個被建構的「我們」又被賦予何種意義。[2]由以上諸點視之,基於「同胞」作為近代中國國族的一項重要稱謂符號,而且可謂是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一個重要環節。

然而,「同胞」一詞作為現代國民的代稱的用法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的思想文化,尤其並非是一般人經常所提到的宋儒張載的名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簡而言之,在晚清之前,有關「民吾同胞」的論述,幾乎都是在表述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慈愛憐憫之心,並非單獨將「同胞」作為一種全稱符號,如同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同胞」作為全體國民的代稱一般。簡言之,當代辭典所定義的「同胞」的現代意涵(同國人),其實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思想中的「民吾同胞」從宋到清末時期的相關論述傳統。作為具有「國民」代稱意涵的「同胞」,是經由梁啟超受到明治日本的政治論述影響下,才開始大量出現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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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師」與他的同輩們

 

廖宜方(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前,台灣的總統是李登輝。當時新聞媒體,不時專訪某某某,這些人多以「國師」之姿,批評政局或指導國政。十多年後,如果在網路上檢索「李登輝」和「國師」,仍會發現被稱為國師者有以下人士:王作榮、南懷瑾、林昌明、劉君祖、劉泰英等……。這些人的身份有官員、學者、命相師、易占師和操控黨產的巨頭等。政黨輪替後,最常被稱為總統陳水扁的國師者,以李鴻禧最著。其他尚有李遠哲、陳師孟、蔡子盛、混元……。之後的馬英九,則有陳長文、劉兆玄和南方朔……。如今,新總統就任才一年多,已有媒體捕風捉影誰是新任的「國師」。另外,台灣的媒體也常在其他國家的政壇中,找出誰是「國師」: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國師有濱田宏一、岡崎久彥。美國總統川普,則有班農(Stephen Bannon)被封為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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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班農(Stephen Bannon)被封為美國新任總統川普的「國師」。(資料來源:Wikipedia

 

為什麼在媒體和評論中,經由民選的民主社會領導人,還有各式各樣的「國師」?國師的意涵究竟是什麼?雖然總統府設有「國策顧問」一職,職司提供建言;但其人數達數十人。相形之下,「國師」並不是一個法定的職位。國師當然不是單純的智庫(Think Tank)首長或幕僚長,否則總統之下有總統府秘書長、國安會秘書長。但這些職位是下屬,國師的地位似乎有點居上、超然的意味。而且,諸多被封為國師者,往往都不在與總統關係最密切的職位上。這似乎暗示:國師以非正式的關係,影響總統的施政。國師的「國」,當然不是指全國;若指全國,大概設有國教的最高宗教領袖才擔當得起,比如伊朗的「最高領袖」。「師」則有指導、教育之意;「國師」暗示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領袖需要聽取另一位更有智慧之賢者的指教。既然有人比總統更具智慧、通曉治國之道,那麼這些國師豈不更適合擔任總統?或許有些國師的人格智慧,確實比某些人更適任總統,但生不逢時,運命如此。其實,任何公私單位機構的首長,因有需要而向經驗豐富、見識獨到的資深人士請益,或英雄英雌所見略同於是共商大計,這樣的討論、諮詢並不足怪。但為什麼評論者好用「國師」一詞?尤其在一長串的歷屆國師名單中,往往包含了「占卜星相」,以及宗教信仰的領袖。由於「國師」一詞的意涵多重繁複,當評論者輕用、濫用,或刻意帶有褒、貶地運用這個詞,不但挪用傳統中國對政治文化的想像,同時也在民主社會複製過去的思考模式。這篇文章的目標,就是嘗試疏理「國師」這個詞語,及其概念與歷史背景。本文旨在呼應「文化台獨」的批評,並設法將國師「去中國化」,同時採取「流浪漢」式的研究法,游牧於廣大的時間與空間,嘗試尋找豐美的水草。由於以下內容皆抄襲自維基百科,故註腳一概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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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開放與轉型正義--有關「政治檔案法草案」的幾點想法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台史所合聘教授)

 

目前轉型正義的焦點集中在「政治案件」,因此轉型正義的立法架構就包括「政治檔案法」的立法。其中立法院透過委員連署,先提出了草案,而行政部門目前也在研擬行政部門的版本中。以下擬根據行政機關的草案構想,進行轉型正義落實問題的討論。

根據「政治檔案法草案」的立法說明,強調政治檔案的公開是當前政府重要迫切的目標,希望藉由建立完整的政治檔案管理及應用制度,及有效妥善保存政治檔案並促進政治檔案之研究與推廣落實轉型正義。就此而言,「政治案件」如果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規定受理的範圍一樣或是類似,其範圍就比「戒嚴法」規定解嚴後可以「上訴」的案件範圍小。此外,由於目前思考轉型正義的課題時,一般雖然注意到轉型正義是由非自由民主體制轉型到自由民主體制後,根據自由民主體制的價值,重新評價過去強人威權體制統治台灣期間所發生的相關政治案件,可是在當時政治案件是否全部以政治案件的形式呈現是首先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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