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主義 Feed

以「同胞」之名:「附之則引為同胞,不附則目為公敵」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召喚國族,發現「同胞」

 

長期以來,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各種以「同胞」之名的表述,可謂是不絕於耳;例如「我四四萬萬同胞」、「全國軍民同胞們」、「同胞們,起來吧!」等行文,不時出現在各類型政令文宣、藝文作品、教科書等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公共論述。在台灣過往長期堅守的「反共復國」基本國策下,「消滅萬惡共匪,解救苦難同胞」的口號,不僅是好幾個世代的人從小到大所受到教育過程中,不斷被灌輸的「神聖使命」,也在各類作文演講比賽和考試測驗題目中持續出現的主題。以「同胞」之名的論述,往往帶有激動的情緒,召喚全民一體的集體意志和認同情感,同心協力為國族共同體奮鬥不懈,甚至為此不惜犠牲個體之生命。

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持續扮演著極為顯眼的角色。這其中更有趣且反諷的現象是:雖然孫中山曾經常抱怨「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1],但是帶有明確家族意涵的「同胞」,卻成為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重要國族代稱符號來召喚國族。更重要的是,由於「同胞」在近代中國的各類公共論述中的廣大普及現象,幾乎已是一般大眾朗朗上口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族共同體表述方式,它的存在正如同Michael Billing所形容的Banal Nationalism「平庸,平淡/日常生活的國族主義」一般(例如每天的升國旗儀式),已融入一般大眾生活中,成為日常意識和行為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再者,誠如Michael Billing所指出,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關鍵議題,正是做為國族的「我們」(the national “we”)是如何被建構而成,而這個被建構的「我們」又被賦予何種意義。[2]由以上諸點視之,基於「同胞」作為近代中國國族的一項重要稱謂符號,而且可謂是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一個重要環節。

然而,「同胞」一詞作為現代國民的代稱的用法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的思想文化,尤其並非是一般人經常所提到的宋儒張載的名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簡而言之,在晚清之前,有關「民吾同胞」的論述,幾乎都是在表述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慈愛憐憫之心,並非單獨將「同胞」作為一種全稱符號,如同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同胞」作為全體國民的代稱一般。簡言之,當代辭典所定義的「同胞」的現代意涵(同國人),其實並非源自於傳統中國思想中的「民吾同胞」從宋到清末時期的相關論述傳統。作為具有「國民」代稱意涵的「同胞」,是經由梁啟超受到明治日本的政治論述影響下,才開始大量出現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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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文化混種


祝平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上個月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政協委員張其成在中國政協會議上提案,建議恢復軒轅紀年,「以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個令人不知所以的提案,還讓人以為中國已經變朝換代了。

所謂「軒轅紀年」並非新創,而是在清末革命之際,為了抵拒清朝年號,又要建立新中國,由劉師培率先提出的對案。然而,就在中國逐漸成為世界霸權的二十一世紀,軒轅紀年的呼聲又藉著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名還魂。

中國自習近平掌權後,一手提倡傳統文化,另一手拒絕西方價值,不但審查英、美劇及相關教材,復加強網路監控。如此這般上行下效的權力場域內,某些如張氏的學者,便召喚民族主義的死魂,築中國夢,配合演出。只是一廂情願、表演過火,杳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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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終戰七十週年紀念,看三一八學運的歷史意義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二)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島國關賤字」:
走出「語言」關連「國家建構」的歷史迷思

三一八學運不僅帶起年輕世代對台灣主體性新的認同,也讓我們批判、嘲諷黑箱政治的語言更豐富了。「暴民」、「魯蛇」、「溫拿」、「Z>B」、「馬卡茸」、「來來來」…..等kuso意味十足的新式「島國關賤字」,[1] 在去年此時,大量成為眾人日常言談裡諷喻無良政治愛用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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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30 凱道大遊行。花亦芬攝。

這些反諷、反串意味十足的語彙,不僅表露出學運世代對當時執政者傲慢浮誇的不以為然;同時也清楚標誌出,為數可觀的社會大眾希望台灣政治能就事論事,走向公平正義。

當然,愛用這些語彙的台灣「暴民」不會期待,禁止大學老師跟學生談「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2] 的強國,會認為這些政治嘲諷意味十足的「島國關賤字」,是他們可以認同的「正確」中文。

然而,這個問題卻也凸顯出,表面上使用同一語言文字的人,不必然會有相同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抉擇。

「語言」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是該走出十八、九世紀國族主義(nationalism)留下的迷思。尤其該警惕在心的是,這些迷思曾經讓人類經歷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傷亡後不久,竟然更瘋狂地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以「語言」和「種族」分別「我者」與「他者」的做法,在二戰結束後,並沒有煙消雲散。反之,冷戰時,美國種族隔離政策逼得非裔公民走上街頭,鼓吹民權運動。而在台灣,強力打壓本地鄉土母語的「國語教育」,更是從五零年代一直延燒到七零年代。

今年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在紀念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對台灣而言,二戰的陰影真的過去了嗎?還是我們連二二八到底該如何詮釋,仍然說不清?

在世界歷史大脈絡下,所幸我們可以透過紀念三一八學運,把台灣走過的路好好梳理。從「島國關賤字」的角度,重新省思,「三一八學運週年」跟「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之間,在台灣,是存在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接下來就從「語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重新來看「國族主義」製造了多少迷思。以致於有二次世界大戰;以至於七十年後,我們選擇用「島國關賤字」來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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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性別文化意識形態的二十一世紀史學新思維––瑞典國立歷史博物館怎麼做?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現代史上,逞強的男性出了什麼事?


2014年,轉眼走到了年尾。從台灣來看,今年發生好多事。從三一八學運到餿水油風暴,以迄目前仍在激烈論辯的性別平權與多元成家法案。雖然時序近冬,但台灣社會還有許多攸關未來發展的重大事件正在進行。大家似乎並不打算讓2014年再如過往幾年那樣,只能無奈地任人偷走。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今年也是歷史上重要的一年。有些事與台灣自身處境相仿,受到許多關注。例如,蘇格蘭在九月舉行了三百年來第一次住民自決公投,以及目前仍在進行的香港佔中行動。但是,也有一些重大事件,因與台灣沒有太直接關連,以至於我們的學界或媒體並沒有給予同等份量的注意。例如,烏克蘭危機與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紀念。

  揮別性別文化意識形態_01

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情勢圖
(圖片來源:http://www.nytimes.com/2013/05/12/books/review/the-sleepwalkers-and-july-1914.html?pagewanted=all&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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