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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修練記

 

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副主任/助理教授)

 

每次要和人解釋在學校裡負責的「醫學人文」科目,我都必須大費脣舌。這個領域的發展已經大概三十年,它指的到底是什麼?

 

初識之無

 

約莫從九零年代末期開始,醫學院評鑑在台灣如火如荼地展開。評鑑委員會(TMAC)成員大多是從美國返台的教授。他們有感於國內的醫學課程太過側重專業知識,培育的畢業生「匠氣」太濃,希望透過評鑑制度召喚醫學教育對醫學人文和倫理的重視。千禧年剛過,醫學院紛紛調整課程結構,開辦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案、臨床個案討論,也包含了「醫學人文」。

我抗拒這個詞彙,覺得它被菁英醫師們高舉為一種難以達成的秀異價值。印象中是在一個關於醫學教育改革的會議,那時我舉手對已逝的黃崑巖教授發問,針對什麼論點我也不太記得,但他的回答卻澆了我一盆冷水:「你讀過Oliver Sacks『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嗎?」意即,你沒有讀過這種醫師書寫的經典,就沒有資格評論醫學人文。當時的我既悻然又語塞。

醫學人文到底要學些什麼呢?剛過世的台大醫學院謝博生教授,在兩千年出版的書序中言道:「新時代的醫學模式及發展趨勢,要求醫學教育必須加強人文教育,重振人文精神。」他又說:「除了生物科學之外,還要注重『人的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1]這大概是當時對醫學人文最具體的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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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焦的高畫質:李安的實驗和戰爭創傷的百年錄像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第二次到電影院裡看《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時,我設法忽略那些高清畫質、環場音效和震動座椅的浩大聲勢。

描繪人類處境總是精準而貼切的李安,在新電影的上映不到一個星期,卻被媒體批評得體無完膚。〔1〕我想像著這部影片的特效背後的敘事,還有這個實驗在創傷心理學百年史裡所呈現的意義,驚喜地發現李安還是講了一則雋永的故事。

 

Billy

圖1 李安指導演員走位。(攝影者: Mary Cybulski,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圖片來源: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IMDB)。)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改編自Ben Fountain的同名小說,講的是一位十九歲美國大兵投戎的心路歷程。他為了負擔姐姐的龐大醫藥費而入伍,但其實並不明白從軍報國的實質意義,直到戰地的攝影機捕捉了他和敵軍的近身肉搏戰,一夕之間成為國民英雄。比利所屬的中隊受邀到一場美式足球賽做中場表演。故事便從這支中隊衣錦還鄉,上了迎接他們的加長禮車後一路開展。但影片不斷地穿插比利在阿富汗戰場的記憶片段,跳接而倒敘的手法讓許多熟悉好萊塢公式的觀眾感到不習慣。但熟諳「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的人應該不陌生:李安用了各種方式體現PTSD的各種典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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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一個「好死」計畫的誕生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窗外的樹倒了,就在一夕的風雨後。我伏案寫作,聽見的首先是風,然後「啪」的一聲,露臺外的黃果垂榕硬生生地倒臥在教堂和我蝸居的大樓之間。

 

無法作結的悲悼

想起半年多前,也是硬生生把我從新工作的幻景撕裂開來的一週。

只記得一早帶學生走訪太平山街的瘟疫史徑。出門前匆匆做了點家事,煎了一顆蛋趕忙吞食。就在大伙汗流浹背之時接到噩耗:老闆走了。

一週來的不知所措終於要告一段落。從凶訊傳出的那天晚上開始,和同事聚在一起討論危機處理,然後馬不停蹄地開會。期間教學並未中斷,星期二到四的課目從善別到臨終關懷到精神疾患的家庭照料,其實事先都已安排好。在這個星期突然一籮筐地傾授,似乎是冥冥中的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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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窩裡的雀鳥:怎麼看精神醫學的政治濫用史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半年前從燠熱的南洋,回到時間更迭明顯的亞熱帶。研究計畫一一交了出去之後,面對窗外臨暗的沙灣,和剛才清空的辦公桌。那些沉於硬碟底端,無法簡單運用組合的醫學文獻和訪談片段又再度浮上心頭。心想著,過去幾年醉心於精神醫學發展的跨國性研究,如今回到離家五百哩處,是否該重新讓這些斷簡殘編撥雲見日,設法重現煙塵底下依然詭譎的戰後台灣心靈圖像?

 

神秘的後山

一月十六日,總統和國會選舉投票當天,《聯合報》突然刊了一則報導:〈花蓮玉里醫院「政治犯病友」凋零中〉。文章劈頭就說:「衛生福利部花蓮縣玉里醫院的「政治犯病友」,及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的老榮民精神病友,均凋零待[誤]盡,此次大選「乏人問津」,醫護人員樂得「沒有壓力」。」[1] 文章的重點在於,以往被藍綠政治人物大力抨擊,帶有政治目的的精神醫學濫用,如今已如過往雲煙,不必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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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光年——在獅城,關於歷史系入學面試的兩三事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曾任教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

 

金禧年的新加坡,雨季似乎結束得慢了些。五月初的天氣逐漸乾燥,氣溫也到達一年之中的最頂點。

考季同時也是烤季,大學最耗電的季節。學校裡的大型講堂、體育館、建物大廳全被布置為冷氣颼颼的考場。

班上的學生正在冷氣房裡振筆疾書,身為老師的我們也沒閒著。月初便收到了行政秘書的來信,每位老師大約會被分配到十幾到二十個考生。任務是在一段期限之中負責聯絡到這些學生或者他們的家長,邀請他們來參加入學面試,也是升學的最後一關。

新加坡的升學是標準的科舉制度,從小到大有考不完的試和程度分流的篩選機制。學生從初級學院或理工學院畢業到銜接高等教育之間,會空出大約半年的時間。有人趁機出國度假,有人趁機打工。原因是如果不趁這個時候玩玩,之後緊湊而制式的升學和職場升等系統大概也不容許你有一刻喘息的機會。

在競爭激烈的南洋小島,有機會上大學的人不到三成。其中還能跨過兩所公立大學(新加坡國大和南洋理工)面試門檻的,某種程度上都已經可以算是佼佼者。在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能夠被邀請參加面試,幾乎已經到了最後一關。系上交代說,面試生的成績(尤其是歷史科)如果已經到達某個標準,又已經錄取國大,那麼如果面試表現不是太差,就幾乎篤定過關。

面試的過程其實並不困難,評選的機制其實也相當簡單。學生們多數已經身經百戰,通過了好幾次的升學篩選,接獲面試通知的孩子們都落在同一個成績組距裡,資質大同小異。如果這個組距的程度中上,面試的目的充其量就只是確認學生們之前所通過的篩選機制沒發生什麼特別的意外。

三五天下來,逐漸感到這份雜工的枯燥。其實並非由於他們的資質相近,而是每小時的面談感覺幾乎都一樣。了無新意的作答,卻夾帶著不知來自何處的自信。自信的背後則隱約又透露著更深遠的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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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指揮一場風暴:一則核安啟示錄


吳易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醫學系醫學人文助理教授)

核輻射對人體的影響不只是一道科學問題,更是歷史問題。這個大哉問不但屬於科學史、組織史、國際關係史,更是文化史。半個世紀以來,到底多少劑量的核輻射會讓人生病?正常的人體可以忍受多少低劑量的輻射?從廣島、長崎的原爆到車諾堡事件,從三哩島到福島核災,沒有一次檢討不造成全球性的熱議,而這個爭議和台灣也脫離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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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爆發核廢料與癌症爭議的龍潭核研所(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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