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與農村:台灣的農會、寺廟與地方自治

 

黃仁姿(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即將舉行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此為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的地方大選。近年來,選戰因為社群媒體發達進入一種新的操作方式:散布「假新聞」,人人努力「帶風向」,目的都是為了左右選民的投票動向。回顧戰後台灣的地方選舉史,在社群媒體尚未出現、假新聞尚未滿天飛以前,誰可以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向?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向?
與今日這種「新時代」的選舉操作方式不同,在地方上的農會與水利會,過去則在選舉中扮演要角。

農會與水利會在戰後台灣的歷史脈絡裡,長期被視為國民黨在基層農村選舉動員的兩大系統。2016年贏得總統、國會選舉而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卻在翌年(2017)的農會選舉結果敗北,無法撼動戰後以來農會的根本勢力版圖。時至今日,儘管農會與水利會在基層社會的選舉動員能力,或需重新評估,但是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北農)的人事案上,遭遇挫折,而在合庫金控的董事席次有所斬獲,北農人事案與合庫董事席次,恰恰凸顯農會系統在地方選舉動員以外,還有其他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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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一個公學校老師的發達之路:張式穀的軌跡

 

許佩賢(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醫師、老師,今晚你選哪一個?

 

日治時期臺灣的菁英不是醫師就是老師的印象,可能是社會上對日本時代的普遍認識之一。其實這是因為在日本統治的前半期,殖民政府在中等以上教育,只開放培養醫師的醫學校及培養初等教師的師範學校(1919年以前稱為國語學校)。得以在新時代取得知識權威的,主要就是出自這兩所學校的醫師和老師。

日本統治以後,地方社會中,受了新式教育、回到地方上擔任公學校教師的人,經常是地方社會的中心人物。他們一方面擔任教育工作,有時也幫臺灣總督府宣傳政令,從某個意義上來説,可以算是遂行統治的工具性存在;另一方面,他們是新知識、新文明的體現者,甚至也以他們的知識作為武器為民眾爭取權益,因而受到地方民眾的信賴與尊敬。然而,相對於醫生,我們對於臺灣的公學校教師這個群體──他們在殖民統治期扮演的角色、他們在殖民地社會中的可能進路,乃至於其個人的出處──其實了解有限。雖然我們很熟悉許多有全島性聲望的政治社會運動者,如蔡培火、楊肇嘉、黃旺成、蔡式穀、簡吉等人,都是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原」公學校教師。但是大家對於他們的認識,多集中於他們離開教職以後在社會上的經歷與活動,而且偏重其參與民族運動或農民運動的經驗,對於他們在公學校教師任職期間的經歷,或其轉換跑道的背景則較少提及。本文即是從這樣的問題點出發,思考在殖民地統治下,一個有企圖心的殖民地青年,考上國語學校,回到家鄉成為公學校教師,他的人生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終其一生擔任教職?出國留學?轉換跑道進入實業界?投入民族運動?還是出任公職?而又是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條件變化造就或限制了這些可能性。這不只是教育史的問題,也是思考殖民統治與臺灣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課題。本文將以新竹出身的張式穀為中心,考察日治時期公學校教師的人生故事,進而思考殖民統治對個人乃至社會的影響。

 

圖一


圖1    日治時期人士鑑中張式穀的簡介
(圖片來源: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年,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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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絮語:往診與看醫生的場所

 

許宏彬(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曾幾何時,我們都習慣了在生病時無奈的移動與等候。

「昨天怎麼沒來上班?」
「去看病。」
「歐。」

歐,我瞭解,我知道,辛苦你了。

「去看病」或者「去看醫生」是一趟不得不的漫長旅程。從病榻掙扎起身,忍受苦痛移動病軀,滿懷歉意地等待家人好友特意為你請假接送,亦或者強忍不適地等待大眾運輸工具的到來,期待公車上有位可坐,無須被讓位。進到醫院,則是另一套SOP。領號碼牌掛號、等候叫號、掛號、看懂醫院地圖後找到診間、報到、再次等候叫號,終於看到醫生。(原來這就是「看醫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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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象林旺與馬蘭寫歷史

 

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1]

 

一、大象標本寫歷史

 

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探討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與自然時,提到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與其中展示標本所呈現的學術政治,他說:「在每一個被架設起來的標本動物、銅像或照片的後面,都存在著眾多目的以及人和動物之間的互動,它們被重構,形成一部囊括所有重大主題的二十世紀美利堅傳記。」

哈洛威認為美國標本師卡爾•阿克利(Carl Akeley)是一位為非洲作傳的作家,作品透過精美的標本剝製術完成。動物標本展示在中央公園內自然史博物館的中心建築西奧多•羅斯福紀念館,其中民主、基督新教清教徒、冒險、科學與商業精神都顯現紀念碑般的神聖價值。訪客踏入這個「神聖空間」後,會看到揭舉道德真理的醒目銘文:自然、青年、男子氣概、國家。訪客搭上了時間機器,彷彿從令人身心俱疲的工業社會進來,被規範改換另一種歷經祭壇潔淨般的新心靈,再重新走入一座科學的伊甸園。在那裡,人與自然親密遭遇了。

標本動物在標本師或攝影家的手中成為道德劇演員,牠們一群群站立,組成一個和諧形式,被安排布置、被燈光照亮,「以等級化的布局的方式,平靜地講述著社會與家庭的故事」。或許外面非洲大陸的野生動物已瀕臨滅絕的危機,但在展示裡,透過標本剝製術,曾經毫無氣息的動物超越了死亡;牠們永遠保持一定的姿勢,肌肉綳緊,血管、皮膚皺摺突出,獲得了永生。這所美利堅博物館的非洲故事強調自然生命史的「真實性」,認為自然有其統一性,有無數被選為代表的「無瑕疵」模式標本。標本師不是唯一、獨立操作標本製作的人,這項工作往往出自一個複雜的協作與勞動系統,並且也在全球範圍內的技術與社會體制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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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古之良醫?

 

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醫學院學位證書和醫師專業證照都付之闕如,鐵、公路、飛機、輪船等交通工具和運輸網尚未出現,影音視訊、網際網路、智慧行動裝置、社群媒體還不存在的兩千年前,除了口耳相聞的口碑、謠言、傳說,有時可以看到的圖書、畫像之外,人們一旦遭遇病痛,怎麼判斷誰是值得信賴、可以藥到病除的好醫生?又是哪些人在左右「業界標準」?一般升斗小民的印象,因為留下的資料非常有限,不大容易把捉。我們就先拿社會中能夠識字、書寫的這一層人民留下的遺迹當起點,作點初步的揣測。

 

扁鵲


圖1    東漢山東地區的人面鳥身神醫畫像石拓本
(見葉又新,〈神醫畫象石刻考〉,《山東中醫學院學報》10卷4期,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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